他／她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你該選擇相信、或是不相信？──吳易澄談《卡塔莉娜》（上）｜孫德齡／獨評讀好書

提問指涉他／她，一個是這本書的作者，人類學家朱甌・畢尤（João Biehl）；一個是書中的主角，卡塔莉娜。一個是記錄者，一個是說故事的人。《卡塔莉娜》是一本民族誌，講的是1990年代位於巴西大城愉港的「生命療養院」，裡面一位名叫卡塔莉娜的院民的故事。

我們為何在乎真假？因為我們要決定，自己該選擇相信或不相信。但，真假與否，真的是我們判斷該不該相信的重點嗎？透過書寫，人類學家標記出的，可能是一個我們沒有思考過的、沒有看到的現實。

民族誌，其實是有立場的

「在我看來，大家都已經忘記我了。」這是《卡塔莉娜》的第一句，每次讀到，想像她是用怎樣的情緒說出這句話，心裡都會緊一下。繼續讀下去，有了前後的脈絡：「……所以人在這裡總是依賴藥物，會變得很依賴。然後常常就會變得不想回家。也不是說真的不想……在我看來，大家都已經忘記我了。」

關係建構了我們的存在，反之，是否也加速了我們的死亡？我們替《卡塔莉娜》設定的第一個關鍵字是「關係」。這場講座的講者吳易澄，是精神科醫師，也是人類學家。一開始，他借用《如何閱讀民族誌》（How to Read Ethnography）書中的段落說明「關係」之於民族誌的重要性，也同時點出民族誌這種文類的特殊之處：

「民族誌作者透過民族誌裡的人物、或一些特定的關係，指涉一個更廣的社會型態，甚至標誌出一個獨特的世界……意思就是，這本書雖然是講卡塔莉娜，好像只是在講一個人，可是你讀下去就會知道，它不是只在講一個人，它觸及的關係就像一個同心圓，從個人、手足，一直到家庭，再來是一個社會，最後甚至討論到國家。」

不光是如此，「卡塔莉娜在被拋棄之後，一直很想理解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所以，這本書甚至也討論了卡塔莉娜跟自己的關係。

「另一方面，民族誌也會透過一些相當隱喻的方式，去標誌出它想表達的、某些特殊的生命邏輯。這些邏輯是一個基礎，讓我們得以用新的方法，去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脈絡。」延續這個概念，易澄趁機提出了一個辯證（還是挑釁？）式的提問：「我們要相信作者寫的就是所謂的現實嗎？我們要不要全盤相信他所說的？」

「我的意思是，民族誌其實是有立場的。」身為人類學學徒的易澄，點出了「田野」的真實面，「對於田野材料，作者會進行自己的分析跟詮釋，而這個詮釋是不是反映了所謂的『現實』？其實是需要再想一想的。比較謹慎的讀者有時候會帶著批判或質疑的角度，去看作者講的到底是不是對的。畢竟作者有他研究的位置、有他取得資料的方式，當然也有他的限制。當他把自己取得的資料拼湊出來、寫成一本書的時候，他所建構出來的現實，恐怕並不是實際的現實。」

「相對地，他也可能透過書寫，標記出一個我們沒有思考過的、沒有看到的現實。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卡塔莉娜》，易澄從封面講起：「這本民族誌的英文書名叫作VITA，是一間療養院的名稱──生命療養院；中文書名則取為《卡塔莉娜》。中文的封面設計在這個名字上打了一個X。為什麼？表示她的名字被劃掉了。的確，這本書就是要呈現卡塔莉娜被劃掉的生命史。」只是人類學家不單講卡塔莉娜本身，還想要凸顯出卡塔莉娜存在的處境脈絡，凸顯她是在什麼樣價值觀的社會下生存？又是怎樣被拋棄的？

在這裡，易澄先解釋作者在書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常識」。「畢尤用人類學家紀爾茲提出的『常識』（common sense）概念，想說的是這是一個社會運行的常規、社會中看待一個人是不是正常的判斷準則，而卡塔莉娜可能就是在這種社會運行常規的過程中被拋出去了。……國家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有一群人，可能是生病之類的原因，沒有辦法擔負被期待的社會功能，國家發現他們沒有生產力了，他們就被拋出去了。」

「所以她是活著的，可是在進入生命療養院之後（很諷刺，她被拋棄的地方叫作生命療養院），她就死了。」作者用「常識」這樣的概念帶出，死亡其實也是社會性的；這種死亡，叫作「社會性死亡」。

不健康的「她」者

更殘酷的是，卡塔莉娜的被棄，跟她的性別角色有絕對的關係：

我表現出女人該有的樣子。自從成為家庭主婦之後，我盡了所有責任，就像其他所有女人一樣。我煮飯，我也洗衣服。我的前夫和他的家人懷疑我，因為我偶爾會離家去做其他想做的事。他們不同意我的想法。我的前夫認為我的腦中有個惡夢。他想把那東西從我體內拿出來，想讓我成為一個正常的人。他們想把我鎖在醫院裡。

畢尤用卡塔莉娜自己的話，說出她被精神病化的故事，也寫下自己一路追索過程中發現的，醫療在這場「精神病化vs性別化」中扮演的角色。在兩位精神科醫生的描述中，卡塔莉娜在婚姻中遭遇的衝突基本上都被當作一種被害妄想；沒有人真正嘗試去追溯這對夫妻發生過的衝突。她的行走問題被當作藥物副作用而不予理會。

「當時的巴西正在一個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所以我們看的不光是卡塔莉娜個人的生命史，也看到了生命療養院的演進過程。」書中描述生命療養院一開始只處理毒癮者、愛滋感染者那些特定的人群，「但慢慢地，在巴西社會不斷地強調民主化、或是整個社會演進的過程中，開始有很多行動者在其中運作，想要把這個療養院弄成一個不一樣的樣子。」過去這裡可能是一個化外之地，後來嘗試合法化，地方的政治人物開始涉入其中，「然後你就會發現，生命療養院其實收容了一些非常難分類的人，有可能是遊民，有可能失去功能的人。但很奇怪，一大堆人都得到了精神病的診斷，而且必須接受很多藥物的治療；甚至接受藥物治療之後，他所有的問題就被放在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要吃精神病藥物治療的邏輯下被理解。」

卡塔莉娜到底生了什麼病？她其實是得了一種神經退化的遺傳性疾病，可是她卻在這樣的過程中被精神病化了。「這是這本書要討論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很多人把這本書當成在討論精神病患的問題，其實有一點誤差。《卡塔莉娜》不光是在討論精神疾病的問題。」

易澄在這裡帶入兩個與社會因素相關的概念：「被精神病」，和「社會性精神病」。「全世界很多不同的脈絡下都會出現『被精神病』這個詞彙，也都引發了不同的討論和詮釋。」比如在中國，提到「被精神病」一定聯想到政治，可是也有研究指出，現代中國很多人的精神病，其實呈現的是在一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很多人沒辦法得到該有的資源或保護，他好像就必須成為一個精神病患、進入一個有保護的精神機構。「我的意思是，我們很難把『被精神病』直接就詮釋成是一種不人道、沒人權的對待方式，它背後可能反映的是資源不足、快速變遷，反映的是一個很不穩定的社會。」

場景拉回台灣，大家可能會很容易聯想到的是龍發堂的例子，但再深一點的討論就會發現，「問題不只是龍發堂這個機構存在，或是他們對待病人的方式人道或不人道，而是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整個社會的照顧資源可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至於「社會性精神病」則是指，精神病不只是精神科定義下的精神病。「畢尤在書裡提到，「我在1995年初次來到生命療養院時，沒有聽到有人在談『精神病患』。當時的被棄者沒有得到任何明確診斷。」但這裡為什麼慢慢就成了精神病機構？這其實是相當奇怪的。精神病患的人數不可能這樣增加。如果把精神疾病視為某種生物性疾病，依照流行病學的概念，它有一定盛行率的基礎，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大量增加，背後一定有某些特殊的、社會性的因素。」

「生命療養院的存在是一個男性的，或我們說是一個父權體制的腳本。在這個腳本中，沒有行動力、沒有功能的人，就會被看成是一個不健康的他者，就必須接受自己被當作健康有問題的、而且是某種特定的健康問題的對待。這個對待其實是排除性的，相對地是為了讓那些沒有被排除的人，可以在一個看起來是眼不見為淨的、好好的、整齊的社會裡生存。」

「這概念有點像是，卡塔莉娜『必須』要成為一個精神病患，我們才能維繫這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書中把他們形容為「藥」──社會因而得以維繫正常運作、替社會消災擋厄的「藥」。

除了社會因素，易澄也強調在精神病化的過程中，性別角色可能會是一個關鍵。「我不光是在講一個失去功能的人。在這個社會，失去功能的人如果有一個特定的性別位置，她所遭受的對待、她的處境，其實就會很不一樣。」卡塔莉娜的病是遺傳性的，她的媽媽、她的弟弟們都有這個病，甚至連她的兒子可能也有這個病的基因。可是在這個家族中，不同的性別，當他們在不同的時間點發病，他們的遭遇就會非常非常不一樣。「因為卡塔莉娜是一個女性、是一個太太的角色，她是被排除的。可是她的弟弟們就不一樣了。弟弟發病的時候，他們的妻子是站在一個比較支持的面向。」

所以，「疾病是有性別的，不同的性別，所得到的對待就不一樣。」

想要回到曾經有「家」的狀態

他們說最好把我們安置在這裡，我們才不會被獨自留在家，孤零零的……他們說這裡有更多和我們一樣的人……我們全部聚在一起，我們形成一個社會，一個全是身體的社會。

「卡塔莉娜講的『他們』是誰？『他們』有可能是希望他們留在這裡的人、有可能是她／他的家人、有可能是療養院的管理者，也有可能是國家。」我們國家在面對弱勢者時，其實是帶著一種家父長式的心態，規範出一個你「必須要」去的地方、或是你「可以」去的地方。「的確，這段話講起來好像不無道理，這一群人留在自己的家裡會不會更好？很難說。也許他們在家裡會受到更不好的對待。可是他們全部集中到生命療養院之後，有更好嗎？」

又一次，易澄用卡塔莉娜自己的話，帶出了他的疑問，或者應該說是他對我們的提問。「卡塔莉娜自己用『我們是一個全是身體的社會』這個詞來形容這個療養院是相當有意思的。這裡的人已經失去了原本人跟人的連結、失去了原本跟自己家庭的關係，只剩下肉體；可是當他們進入這個療養院，又說這裡是一個『社會』，她用了一個滿衝突性的詞。」這裡的討論進入另一個層次。的確，讀到後來我們會發現，卡塔莉娜、或是其他院民進到療養院後，也慢慢試著在這裡找到他們想要建立的關係，「慢慢想要回到那個，曾經有家的狀態。」

書中，卡塔莉娜跟畢尤說過一句話，隱諱地表達出這種嘗試。「『我和那些字母符號講和了。』我覺得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卡塔莉娜某種程度跟自己有病的身分也逐漸和解了，甚至是承認了那樣的疾病。」「她不是完全承認，她是掙扎的、她是衝突的，她是不得不才接受這個身分。而她在這樣的身分中，反而產生了行動的基礎。」

沒有了社會性連結之後，還剩下什麼？

就像一開始所說的，畢尤採用一個追問、且只針對卡塔莉娜到底發生什麼事的書寫策略，其實不光只是在寫卡塔莉娜一個人而已。身為卡塔莉娜自己所說的「500位卡塔莉娜」之一，這不光是一個人的故事，每一個院民，都像是一個卡塔莉娜。「這些人不是病人，但他們接受了精神醫療的治理，甚至很多人也認同了自己是精神疾病的狀態，而這樣的過程塑造了一種新的關係。」

「剛看這本書的時候，你會覺得怎麼可以這樣，把一堆人精神病化，然後把他們關在這裡。可是某些時候，我們的確會發現一種狀況，就是當一個人被標誌成某種特殊疾病的時候，那個疾病會讓他對自己產生某種新的認同；在那個疾病的意義定錨的過程中，病人會重新發現自己想要發聲的位置。」

卡塔莉娜的「字典」或許是個最好的例子。《卡塔莉娜》這本書非常特別的是第6部放了19本卡塔莉娜所謂的「字典」，其中的文字非常破碎，一般會將之視為直接閱讀卡塔莉娜思想的文本。若是從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角度，這些字典往往會被視為一種症狀，比如說新語症（neologism），但畢尤帶我們讀出了卡塔莉娜在其中透露的想要發聲、試圖重建關係的嘗試。「很多思覺失調的病人都會出現新語的症狀，就是類似會自創新名詞。卡塔莉娜也在做這樣的事情。對精神科醫師來說，我們常常是把那些聽不懂的話，當成她必須要接受治療的證據。可是畢尤並不把她這種破碎的文字當成一種症狀，他非常非常認真地對待卡塔莉娜講出的每一個字，他把每一句話都當成一回事。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也是這本民族誌裡很特殊的一點。」

所以書裡會寫到，「我讀了她試圖寫完的那個詞：聯繫。」易澄也用他的方式，帶我們重新讀懂卡塔莉娜的「字典」。「其實被拋棄的卡塔莉娜還是渴望能跟人有直接的聯繫。可是怎麼聯繫？她失去了跟以前家人的互動，在院中，跟其他人聯繫的方式只剩下非常生物性的、身體的、性方面的接觸，而這些接觸也很赤裸地在她的字典、在民族誌中被記錄下來。」

沒有了社會性連結之後，我覺得，在生命療養院中，卡塔莉娜只剩下彷彿能當作「愛」的「性」了。

「卡塔莉娜的字典中有用很赤裸的文字，寫一些性方面的經歷，這其實相當重要。她自己說過，生命療養院是一個只剩下身體的社會，確實如此，但她就是很努力地用這樣身體化的方式跟其他人互動。因為她以前的關係都斷裂了。」

卡塔莉娜的思考其實很破碎，就連她跟畢尤講的話，其實也都是一些很零碎的語言，但在她所寫下的那些破碎的文字裡，其實存在很多她對關係的思考。「其中有一個關係是我想強調的，就是她跟畢尤的關係。作為人類學家，有時候我們在寫民族誌，會盡可能把我們的角色最小化，可是畢尤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寫下了很多他跟卡塔莉娜的互動，還有他自己的感覺。」

要讓被棄者接觸到願意無限度聆聽自己說話的人，就各方面來說都不是簡單的事。但之所以這麼做，不是在實現他們無意識中期望（無論如何都算固有期望）發生的遭遇，也不是讓人類學家取代之前的各種精神形式。相反地，是透過尊重及信任，讓一片新的領土被開創出來──在這片領土中，基本的生活問題得以呈現，而原本對時間及意義的主動性管理，也在追求人際連繫的同時得以表現。

「卡塔莉娜一直想要重新找到一種新的連結，跟人的連結，這個時候畢尤出現了。畢尤很努力地在聽卡塔莉娜說話，當然，某些時候他也會承認自己沒有辦法再聽下去了。」

畢尤所做的，除了聆聽，另一個相當重要的，是行動。他重寫了卡塔莉娜的生命史。「如果今天沒有畢尤的出現、沒有這本民族誌，卡塔莉娜的生命就是那些病歷了，就是那些破碎的字典了。」所以，這本書其實是一種反敘事，「文化研究常會強調這個詞，指的是那些被歷史邊緣化其處境的人所生出來的敘事。而這民族誌其實就是作者把他所看到的現實，重新再填補回一個人的生命史。讓我們足以看到，卡塔莉娜是怎樣的一個人。」

（作者為左岸文化主編。下篇請見：我們自己的「卡塔莉娜」故事──吳易澄談《卡塔莉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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