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推估，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將於2025年達到20%，進入「超高齡社會」。若沒有重大社會改變，此趨勢將持續上升，在2039年達到30%、2059年達到40%。而在人數上，老年人口將從去年的406萬人，至2050年達到最高峰766萬人。
人口結構變遷的趨勢是相當穩定且可以預見的，比科技的進展和氣候變遷更能夠掌握。我們可以參考走在高齡化前端的日本。從1860年到1960年這100年期間，日本社會主要是由年輕世代與勞動世代組成，65歲以上人口僅占約4%上下，日本學者稱此為「19世紀的安定型社會」。但從1960年代開始，此一穩定人口結構開始發生變化，老年人口比例逐漸增加，2040年左右將會達到另一個人口穩定期，屆時老年人口會維持在40%左右，成為「21世紀安定型社會」。
台灣的人口走勢應該也會類似日本的經驗，只是我們從「19世紀的安定型社會」過渡到「21世紀安定型社會」的期間，將比日本更短、更快。
日本社會政策議題研究所長江崎禎英就在《社會可以被改變：超高齡社會的處方箋》書中提醒我們，要改變觀念去迎接高齡社會，跳脫「19世紀的安定型社會」思維，進入「21世紀安定型社會」的觀點，去建構以健康長壽為基礎的社會經濟體系，人類社會才能從「舊常態」成功跨越到「新常態」。
如果我們停留在舊思維，高齡社會就會呈現一堆層出不窮、需要去解決的難題。但如果我們朝25年後高齡人口占40%的社會結構事實去思考，打破舊的框架，真實地理解和定義「老年」，調整和設計新的社會與經濟產業制度或模式，就能開創出新世代的社會契機和成功轉型。
老人不是負擔！人為建構的「老年」概念如何修訂？
這樣的想法不只在日本被提出，美國也有學者專家持相同的看法。《銀光經濟》的作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年齡實驗室創辦人柯佛林（Joseph F. Coughlin），在長期觀察社會高齡化變遷以及研究思考解方之後，得到一個最關鍵卻很簡單的結論，指出「『老年』其實是一種人為建構出來的東西」。
柯佛林博士提到：「我們對於老年的概念，的確有一小部分源自生物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然而絕大多數其實是在過去150年間我們為了短期的人為目的所提出的講法，造成我們今日困在嚴重偏離現實的老年觀之中，危機四伏。」
他也強調，現今社會和企業之所以無力或採用錯誤的方法回應高齡社會，就是因為對老年或高齡持守過時、錯誤的認知或陷入刻板印象（甚至歧視），以致一直將老年或高齡視為問題和負擔，而非契機或商機。他說：「過時的觀念限制了我們老了以後能做些什麼，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畢竟未來的老化面貌，自然取決於生活在其中的老年人做些什麽。」
現在我們對老年的許多認知不必然是基於事實，很大程度是一種傳統觀念或「集體錯覺」。比如65歲以上就一定是老年人嗎？老年人就一定是軟弱需要依賴別人扶養嗎？老年一定要退休嗎？退休後就一定要離開職場，無法繼續貢獻社會嗎？
目前主要國家都將65歲以上的族群界定為「老年人」，這是從19世紀晚期德國俾斯麥政府規定勞工和公務員65歲為退休年齡開始，一直沿用至今。然而，當時德國的平均壽命才不到50歲。若以現在台灣國民的平均餘命是80歲來看，19世紀末德國人的65歲，差不多等於現在台灣人的90歲以上。
「老年人」的年齡既然是人訂出來的，就有更改的可能，也應該適度修改。現在台灣人的健康餘命是72歲，如果保守一點，改以70歲定義老年，則我們的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14%）將慢9年，在2027年才來到；超高齡社會則要到2035年才會來臨，比原預估時間晚10年。如果我們能積極有效提升民眾的健康餘命到80歲，台灣則要到2055年才邁入高齡社會，2070年都尚未達超高齡社會的標準！
因此，光是調整健康餘命這個變數，就可以讓長壽社會展現極不同的面貌。提高健康餘命，就能有效降低扶養、醫療和長照需求，高齡者不再被視為社會的負擔，甚至可以不必退休，持續扮演勞動貢獻者和消費者的角色，讓我們的長壽社會充滿活力與動能。
建構長壽社會的經濟體系
我認為，我們要努力營造一個讓高齡者能夠依自己的意願和情況「一路精采到掛」或「快樂工作到掛」的境界，這樣的理想絕不是異想天開，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女王去年9月以96歲高齡壽終正寢，辭世前2天還親自任命新首相。我最敬佩的管理學者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教授也是96歲時在沒有重大疾病的情況下，自然安詳地走完豐富的一生，過世前還在寫書。
要邁向健康的「21世紀安定型社會」，成功建構長壽社會經濟體系，絕非天方夜譚，而是實在可行，不過我們有很多的觀念要調整，很多法令政策要修訂，很多產業配套措施要落實，很多科技要研發。可喜的是，這些挑戰，不是讓人坐困愁城的難題，而是充滿盼望和意義的「跨世紀典範轉移」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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