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在瑞典的高中工作。這所高中的校長，過去曾經在中國一間國際學校擔任過幾年校長。他常和我們聊起在中國工作的經歷，其中一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
他說，當時他人一到任，就被前任校長告知學校裡有幾個學生的背景很硬，對待他們要格外「謹慎」。他聽到的時候並沒有完全當真，心想，要是校方或是其他學生、家長感到不滿，隨時可以向當局或是媒體揭發，後台再硬的人也不可能隨心所欲吧？
然而接下來的幾年期間，他卻發現：老師、家長、還有他自己都認識到，要和不公的來源作對，實在太難、太不值得了。於是他們選擇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在這當中，想辦法去討好、攀關係的人也是所在多有。
這位瑞典校長無法繼續站在道德的制高點，這才意識到，自己在民主社會成長，對人治社會中的不公和腐敗總帶著幾分不解甚至輕慢，卻不曾察覺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道德勇氣和公民勇氣（civil courage），其實是受到多少完善制度的呵護。
法治 vs. 人治的語言隔閡
台灣人談到民主，常常是著重在「自由」兩字。然而民主最關鍵的力量，其實是依循法治原則的制衡監督機制，盡量讓權力分散不集中。人民代表按照民意比例進入國會（立法院），在國會當中決定國家的錢要花在哪裡，並立法規定各種權利義務，然後由獨立的機關各司行政監督之責，這是一般現代民主共和國的藍圖。
而這個制度的建立，是源於對人性的不信任。制約和審查的流程犧牲了決策和行政效率，卻也無法100%消除弊端。雖然它不盡完美，但是看看世界上極權領導人對「權力分立」這四個字的驚恐程度，就能看出它還是有其效用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都「堅決不搞西方三權分立」。2019年中共黨刊發表習近平的文章〈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在文章中描述，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是加強黨的領導，也是法治建設的重要任務。「為什麼我國能保持長期穩定，沒有亂？根本的一條就是我們始終堅持共產黨領導」。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
然而，其實早在1950年代，時值史達林過世，俄共開始有針對黨內權力過度集中的檢討，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提出一連串推進「黨內民主」的措施，包括設置常任黨代表大會行使決策權；建立書記處行使執行權；並設立各級監察委員會行使監督權。然而不久後文革爆發，實質上仍由毛澤東獨攬大權。
後來中共放棄共產經濟，開放自由市場。隨著貪腐問題日趨嚴重，推進司法獨立、權責分立的討論再次浮上檯面。2004年湖北《新週報》刊文建議在黨內實行「三權分立」：將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給不同的部門行使。後來這篇文章被中宣部問罪，省政府立刻關閉《新週報》，「三權分立」成了媒體不敢碰觸的敏感詞。
而2006年初，中央加大反腐敗力度。官媒《人民日報》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完善監督機制。⋯⋯」
也就是說，中共黨內也意識到反腐需要三權的協調、制約，但是學習西方搞分立是萬萬不可的。至於為什麼不可，一個很常見的中共官方說法，是指出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受資本家操控，國會代表的不是真正的民意，而是商人和黑金。這個弊端是確實存在的，民主國家也各有其對策，比方說在瑞典、德國等國，公民參政不需要任何保證金，致力減少一般民眾的參政阻力。而中共官方在批判了民主憲政國家的弊端後，對於中共黨內要如何規避官商勾結，則沒有多加說明。
習近平說，自他上台以來，制定和修訂了140多部中央黨內法規，「有規可依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下一步的重點是執規必嚴」。然而權力沒有分立，警察和小偷是同一個人，要怎麼執規必嚴？這一點在長達5,000字的〈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一文中，也沒有任何說明。
極權國家領導者通常也十分強調「法治」，但是他們口中的法治，和一般民主社會認識的法治原則，存在著非常大的歧義。不管他們說得再天花亂墜，只要缺乏權力的制衡，實質上仍是人治。
我前陣子去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做教學交流，在那聽到一件有趣的事。因為東西德分裂，柏林大學也被分為前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學，和前東德的柏林洪堡大學，在圍牆倒下後才再次重組。在洪堡大學工作的同仁說，每當有中國賓客來柏林大學參訪，西德的學者們在翻譯時總是很頭痛，找不到適合的德文去理解和翻譯衍生自共產統治的詞彙，而東德的學者經歷過相似的體制，往往可以輕易找到對應的德文語彙和表達方式，流利地翻譯。
我相信，體制深深影響生活，當然也會影響想法和表達。我在瑞典生活工作多年，結交了不少中國朋友，他們在專業領域上讓我十分欽佩，私交上更讓我備感人情溫暖，和在網上看到的那些「留島不留人」的五毛們截然不同。然而在共有語言、飲食文化背景的同時，我也體會到幾十年來分道揚鑣的體制，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想法和生活姿態。瑞典和中國站在法治發展的兩個極端，瑞典是法治社會的代表之一，中國則是典型的人治社會。在這篇文章當中，我將闡述自己身處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之間，從中體會到人們對生活的態度和習慣上受到的影響。
自掃門前雪的自保意識
當社會上的遊戲規則都是由居優勢者制定，居弱勢者無力改變，人們自然會盡力在這個規則下求生存，但求相安無事，最好還能分一杯羹。於是，在不滿權貴特權的同時，當人們遇到時機，當然也必須好好利用。
記得一次和一位剛在瑞典生完孩子的中國朋友聊天，她說生育過程還算順利，但是在產房裡沒見到幾次醫生，覺得心裡特別慌，如果是在中國，她可以給醫生紅包，讓醫生多來看看她，心裡也會安穩很多。
當然，這不是只有在中國特有的現象，給醫生包紅包，在台灣也是時有耳聞，只是現在普遍度已經大幅下降。身邊來自其他人治國家的朋友，也多少有這樣的經歷。
我的波蘭朋友在瑞典大學教書，她的父母都在波蘭當法官。有一次她身體出現一點異狀，排隊等著看瑞典專科醫生，當時她懷有身孕，父母知道瑞典的醫療體系特別慢，所以趁她回波蘭探親的期間，動用關係安排了「特殊看診」。她提著父母買的高級紅酒，來到波蘭醫生家，看到客廳裡坐滿了打扮得光鮮亮麗、提著禮物的賓客，和醫生有說有笑，就像參加上流社會的派對，而醫生則在同時一一為賓客看診，這些診療當然不會出現在醫療體系的正式紀錄上。我朋友說，在瑞典等醫療服務等得很不安，但是知道在波蘭有多少窮人為了看醫生而傾家蕩產，讓她更不安。
記得當初來瑞典求學，台灣家人也特別準備了高昂禮物要我送給指導教授，說禮多人不怪。我費勁了唇舌解釋，在瑞典送禮給老師反而更奇怪。當然瑞典人也不是比較高尚誠實，為了避免送禮成為變相賄賂，瑞典稅法明文規定送禮最高金額，大小公私機關都必須經過審查，公務人員、企業高層也必須公開財產。又比方說，在瑞典買賣房屋，依法必須把房屋的地點、屋況等各種細節、還有競標過程和成交結果放在網上供所有人輕易查詢，以求維持最透明的房屋市場。（然而在瑞典找過工作的人也知道，在法律較難管到的徵聘方面，瑞典人還是偏愛錄用有關係的人選，在職場上存在人治社會遺留下來的人脈文化。）
在普遍缺乏規範的社會，事事只能各自靠關係、手腕和本領解決，這也往往形成很強烈的人我分際和自保意識。記得有一次在學校，一位英國同事談及新疆的穆斯林議題，一位中國同事問他：你信奉伊斯蘭嗎？英國同事說：不，我不信伊斯蘭。中國同事則表示不解，既然不是穆斯林，為什麼要為遠在中國的穆斯林民眾抱不平？還有一次在指導學生論文的時候，有個瑞典男同學表示想運用女性研究的理論分析社會議題，中國同事一聽失笑，說：你一個男人關心什麼女性研究？
雖然中國的官方輿論常指出「三權分立」是西方人搞出來的，對政府、對人性完全失去了信任的機制。然而在不透明的人治社會中，信息封閉、欺上瞞下造成的不信任感反而更加強烈，很難普遍建立起相互負責的利他公民意識。
對權力的解讀：威權和面子
在瑞典和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一起求學工作，發現來自非民主國家的人對權力的解讀都很相似，包括我自己，常常會把政權想像成天朝與子民的兩元對比。
在瑞典語課堂上，我和來自非民主國家的同學們常常把所有政權都用政府一詞帶過，但是在瑞典語，政府一詞通常只代表行政機關，和國會是分開的。記得有一次，有個同學又把國會說成政府，只見瑞典語老師敲打著黑板急切地說：「國會不是政府！國會是人民！國會裡坐著的每一個人，都代表瑞典社會上的一群人！」
我在學習瑞典語的過程中，對朝廷、政府的想像，也漸漸被解構和重塑。國會是按民意比例選出來的民眾代表，反映全國的意見。而在公務機關工作的人們不是父母官也不是狗官，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想要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完成職務後，也想著下班回家，放鬆或陪伴家人。要他們好好完成職務，不是期待他們道德高尚、鞠躬盡瘁，而是營造一個完善制定權力和義務的環境。
俄共設計的一黨政體，原意是透過黨內選出精英官僚，達到一種可以自我糾正的集體領導collective leadership。然而在實踐過程中，領袖可以透過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鞏固類似封建時期天授君權的地位，被塑造為一個大家庭的父親角色，代表著絕對的智慧、慈愛和威權，受到子民的愛戴和懼怕。這樣的模式，只要不是發生類似車諾比、文革等毀滅性政治災難，大小政策錯誤都可以推給底層代罪羔羊，十分穩固。同時，這樣的政權也能偷換概念，讓人民把對國家的愛投射在對政權的愛上。當人們批評瑞典或是台灣的執政黨，沒有人會覺得這是對國家的污辱，但是批評專制國家的政權，常被視為是批評國家本身。
「開明專制」的神話，一直住在每一個嚮往威權的人心中。儘管歷史一再證明「專制」和「開明」兩者是互斥的，但威權政體的效率和魄力，在經濟發展和資訊封閉的加持下，仍能令人心馳神往。記得念碩士的時候，瑞典教授在課堂上談到瑞典丹麥的跨海大橋，他說，提出這項建設的委員會，花了5年的時間回答來自船舶交通、社區經濟、海洋生物、環保等社會各界對此建設的質疑後，才終於定案。班上一位中國同學聽了半開玩笑地說，這橋在中國，5個月就蓋好了！
我在課堂上和學生們討論公共政策時，發現較不習慣民主文化的國家的學生們，常對政權產生的過程很模糊，對政權的期待也很簡化，他們滔滔不絕地闡述「政府」應該要怎麼做，但討論也到此為止。而習慣民主文化的學生們，則更能從各種政策所需要的社會資源、和對各階層可能帶來的衝擊，做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而這些對於權力的解讀，在課堂上、職場上、家庭裡，也會在不自覺的行為中透露出來。記得有次系上幾個學生對考試方式不滿，聯合起來向老師抗議，中國同事說：「這不是造反了嗎？」還有一次，一位別系的同仁在面臨該系裁員的時候，靠著走工會程序，經過一連串協商和裁判，保住了工作，而中國同事聽了臉色大變，說：「這都什麼員工，太刁鑽了！」聽到一個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說出此言，讓我十分震撼。
前面提到的那位高中校長說，他和其他教師同仁一起面試新老師的時候，發現來自非民主國家的應試者，常常能在一進門後，就快速判斷出校長是在場位階最高的人，然後從頭到尾只看著他回答問題，忽視其他在座的人。而通常他們對這樣的應試者的印象也會打一些折扣，因為根據經驗，這樣的老師對瑞典學校的教學理念和師生關係的對等開放，多半會感到十分吃不消。
聽完他這麼說，我一時想不起來自己以前在面試時是不是也曾犯同樣錯誤？我只知道自己從小就被訓練著要「叫人」，伯伯、叔叔、舅媽、小姑，娘家、婆家，這些稱謂對瑞典學生來說就像是一個無止盡的迷宮，輩分稱謂基於親族的長幼親疏和權力順序，我們從小就學會一進門就讀懂人們的層級，這大概已經成為一種反射動作了吧。
因為這種權力結構，也讓人治社會中的人特別講究攀附權貴、講究表面的虛榮。瑞典的中國教授和生意人在組織跨國學術交流、商貿交流的時候，整個過程當中對重要的時刻，經常是極力邀請校長、大使、政治人物等「有頭有臉」的人排成一列，集體合影。2010年，瑞典南方日報記者踢爆馬爾默市的一位中國華僑，成功地讓中國某些市鎮的官員和中國駐瑞典大使以為她在馬爾默市議會具有政治影響力，並讓瑞典市政府相信她在瑞典華人界居領袖地位，這一切都來自她積極和重要人士握手合影，並曖昧地加入編造情節，暗示她和顯要之間的私交。
2002年，一名在中國生產蚊香的富商李經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北方一偏渺無人煙的森林公路旁買下一個舊旅館，揚言要建設「龍門Dragon Gate」——一個超大規模的「中瑞商務與文化交流中心」，這個企劃獲得不少中國富商投資，前前後後據說一共投下了2億人民幣。然而為了節約成本，龍門所用的建築工人都來自中國。中國工人的雇傭、工作習慣都和瑞典大相徑庭，多次因為違反各項環境法、勞工法被罰款。
為了禁止沒有經過適當訓練的中國工人使用危險工具，瑞典地方當局多次勸告、罰款未果，只好把危險工具用鎖鏈鎖了起來，結果再次視察時，發現鎖鏈已經被工人鋸開，團隊照樣開工。代表這個建案的瑞典律師勸投資團隊請一名熟悉瑞典法律的工頭，但他們選擇雇用一名沒有經驗的交換學生。後來龍門建案一共被罰了110萬瑞典克朗（相當於110萬人民幣）。
讓涉及此建案的瑞典人們最摸不著頭腦的地方是，中國富商展現了雄厚的資金實力，卻對基礎安檢、勞檢缺乏最基本的尊重。當被記者問及龍門所遇到的問題時，中國投資者說：「中國人走出去，碰壁、困難在所難免，但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把龍門建了起來。」
後來龍門酒店因為未能通過瑞典的消防安全、用電、暖氣等標準條例，花了十多年，還是無法走完正常安檢程序，開張營業。在2019年，「龍門」終於被以賤價拋售。買下「龍門」的，是在瑞典一個專門以低價收購「沒人要的地方」然後著手經營改造的房產公司。「龍門」在新東家依循瑞典法規改建後重新開張，他們在這塊怪誕又充滿山寨感的仿中國建築當中辦電音派對等大型活動，還實施導覽，說明龍門建案「went all wrong」越走越歪的來龍去脈，儼然是活生生的人治和法治文化衝突地標。
從人治到法治的腳步
以上幾樁事例接連看下來，讀者可能會覺得我在調侃中國人，但我的意圖是完全相反的。瑞典和中國站在法治發展的兩個極端，而台灣處在中間，看看兩邊，總是特別有感。在瑞典生活多年，我體驗到民主法治制度在扭轉政治文化的同時，還翻轉了個人對於家庭、世代、教育、工作的思考模式，也相信這些改變大多是正面的。台灣因為歷史機緣加上前人的努力，得到了制度上的演進，如果認同這些演進帶來的正面效應，自然就不會懷念或欽羨威權，也不會用中國民眾目前面對的問題來襯托自己的優越感。
記得一次和中國、瑞典同學談到各國官員的薪資，正在網上查詢的時候，中國同學無奈笑著說，算了吧，查了等於沒查，中國官員的薪水，只是他們實際收入的小零頭罷了。在網上看看中國網友揶揄權貴的順口溜和段子，酸勁和笑點十足，讓人拍案叫絕，但是段子終究是段子，窮盡機智之後顯露的無力感，一個個被刪去的敏感詞，也令人不勝唏噓。
民主並不是一切問題的解藥，相反的，專制和自由都會帶來一連串艱難的問題。只是，在比較了人治社會和法治社會之後，我更情願為了法治帶來的改變，而去面對民主帶來的問題。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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