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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瑞典國會發表了2019年的全國預算案,這是瑞典政界大事,各家媒體都針對預算案進行報導分析,哪些地方多花錢,哪些地方少花錢,直接反映了一個政府的方向和定位,也烘托出選民的期待。

其中有個很有趣的餘興節目,就是秤一秤每年預算案有「多重」,從地方到中央的預算案厚厚一大本,通常都會超過10公斤以上。然而今年,卻少了好幾公斤。

這是因為今年9月瑞典舉行大選,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但由於近年來瑞典政治生態變化較大,所以被選入國會內的8個政黨,至今還無法決定要如何聯盟組成政府,於是瑞典的國家決策單位──政府,遲遲還未成型。

同時,瑞典各政黨的議員已經按選票比例在議會就定位,行政立法司法機制還是維持運作。因為最高決策層還沒有出台,目前預算的配置只能採取最中立的立場,沒有一個政黨覺得滿意,但也沒有一個政黨特別反對。也就是說,這是一份「無色無臭」的預算案,它現在正躺在瑞典國會的桌上,等著即將出台的政府來增添修改,將這份預算染上自己的色彩。

歐洲在16世紀開始漸漸從諸侯封建演變為國王集權,許多國王喜歡四處征戰,有時一出征就是好幾個月,他們在國內設置更獨立、穩定的公部門,讓國家在沒有國王決策下也能照常運行。瑞典在17世紀時也建立起這樣的制度。

進入民主代議時代後,由輪流執政的各個政府掌握決策權。近代歷史上,瑞典其實不止一次經歷政治生態變遷導致政府難產,這時就好比國王出征了,瑞典像打著空檔的車,暫時朝著大家都不滿意但也不特別反對的方向滑行。這個狀態會持續到政府出台,執政黨坐上駕駛席,掌握方向盤、油門和剎車,開始以他們的方式行駛。

這輛車會怎麼開呢?要徵多少稅,怎麼徵,從誰身上徵?要把稅收花在哪裡?要追求平等福利,還是競爭卓越?這所有的問題,都會基於意識形態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一個國家的政治氣候不斷在改變,道路蜿蜒崎嶇,一直用同樣的方式行駛容易走偏或失速,讓不同意識形態互相競爭辯論,有時換個駕駛,可以避免偏離車道。我認為這是民主代議制的本意,也是最有效的運行模式。

世界各國的選舉制度五花八門,可以說是有幾個民主國家,就有幾種選舉文化。台灣的選舉制度原本也是拼湊模仿而來,當然應持續觀摩檢討。瑞典的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民主制度本身就不完美,只是目前最能制衡濫權、反映民意的政體。而我在瑞典的選舉中看到幾個和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從這些不同,也許可以激蕩出我們對台灣選舉的一些反思。

瑞典選民不選賢與能,而是選方向

在瑞典,很少聽到候選人強調:「我保證選上後一定會盡忠職守、正直清廉」云云,在激烈的政策討論中,這樣空口無憑的話聽起來簡直像是兒戲。官員就像老師、護士一樣,都是一種職業,履行職責義務是最起碼的前提。在短暫的選舉活動中,要選民判斷哪一位候選人最「賢能」,是不合理的要求,更不是選舉的重點。

「選賢與能」其實是一個很老舊的用詞,從封建時代世界上各政權都希望官員要「賢能」,但是千年來不管怎麼甄選怎麼考試,不管選民的雙眼再雪亮,無能貪官仍然層出不窮。現代民主體制乾脆以官員都不賢能為前提,設立各自獨立、互相制衡的權限(check and balances),再加上在野監督,媒體看守,反而能讓官員比較不敢不賢,不敢不能。

在瑞典人們知道賢與能不是選出來的,所以他們選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包含很多面向,而在瑞典主要是指社會資源的分配。總體來說,偏左贊成高稅收高福利,政府要夠大才能適當分配資源;偏右贊成低稅收多獎勵,政府要夠小才能確保個人自由。瑞典各個政黨都有很明確的黨綱和黨章(party program),每位學生也會在課堂上一一認識各政黨的意識形態。

在全國電視政見發表會上的第一個問題,常是請各黨代表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為自己的政黨定位。除了前瞻性的政見發表以外,瑞典媒體也為選民整理回顧各政黨過去4年在議會中贊成和反對了哪些政策和法案。如果一個政黨的黨綱和行動出入太多,只會失去選民的信任。

在台灣,意識形態和左右沒什麼關係,主要指的是統獨。我觀察台灣選舉情勢,發現台灣主要政黨都避談左右,但在同時,各政黨或候選人也都懂得要一邊給人民偏左的承諾,一邊給企業偏右的承諾。而由於極端優惠富人的低稅基,加上來自資方和財團的贊助壓力,偏左承諾自然一再跳票,這是台灣民主發展的第一個僵局。

而在統獨方面,國家認同是台灣當前面臨的嚴重課題之一,統獨立場常可以壓過社會資源配置的問題,壓過其他的一切。台灣候選人揚起一面面認同的大旗,民眾看著偏左政策一再跳票,卻也不得不選擇一面大旗靠攏,這是台灣民主發展的第二個僵局。

我認為要打破僵局,台灣的意識形態必須擴展為統獨、左右的四個象限,認識到統獨和社會資源配置是同等重要,也是可以同時兼顧的議題。選民聆聽政見時緊追這兩個軸心,讓政客無法繼續聲東擊西,顧左右而言他。

更深度的「拜票」

觀察瑞典大選對我來說最直接的衝擊,大概是瑞典選舉活動的安靜。沒有造勢晚會,沒有巨大看板,沒有瘋狂播放候選人名字,因為這些都是受嚴格規範或禁止的。

但是如果進一步瞭解,就會發現瑞典選舉一點也不「安靜」,只是從政者和選民的交流更精確深入。瑞典傳統報章的版面大致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報導,這部分新聞講求忠於事實,完全不帶任何個人或報社的感情和立場;另一個部分則是評論,其中包括專業記者編輯們發表的時事點評,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投書辯論版,這裡是各界人士公開辯論的場域。在投稿辯論文章時,可以指定辯論對象,要求對方回答質疑。在瑞典各大報的辯論欄裡,時常可以見到各部門官員、議員、甚至首相針對具體政策寫的辯論文章,在選舉期間更是如火如荼,精彩激烈。

到了選舉前一個月,各個市鎮的廣場上架設了政黨小屋,民眾可以直接前往和各政黨的代表對話。小黨候選人在家庭、社區裡舉行小規模討論會。每所中學也會在校內舉行模擬大選,邀請各政黨的地方代表到學校進行辯論,也讓學生把選舉議題帶回家和家人討論。

投票所裡擺放各政黨的選票。圖片來源:哥德堡郵報

瑞典的選票是各個政黨分開的,想要投哪個黨,就拿該黨選票投入投票箱。選票上除了黨名,還有該黨推舉的候選人名單。如果有特別中意其中一位候選人,可以勾選他/她的名字,如果沒有勾選,各黨就按照這個名單上的排名推派議員進議會。瑞典選民通常不太勾選特定候選人,既然每個候選人都是政黨集體意識的體現,那麼選哪個人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在台灣,讓民眾記住名字,比瞭解政策立場還要重要百倍。於是候選人瘋狂重複自己的名字,瘋狂投資看板和傳單。根據台灣印刷業界人士指出,每次選舉都是印刷業的盛大嘉年華,而業界統計,投資在印刷品上的資金多寡,對選情結果的確有直接影響。而這些印刷品通常少有具體政見,要嘛是斗大的名字,要嘛是攻擊對方的黑函。台灣多少珍貴的民主資源,被浪費在昂貴又無意義的宣傳活動上?

每個民主國家對個人政治魅力和政黨集體意識的偏重程度都不同,瑞典是一種極端,美國又是另一種極端,不管是哪一種,空泛、浪費、擾民的拜票活動都是可以規範和避免的。

民主參與的門檻不是錢

記得我在瑞典念研究所的時候,有個同學念到一半休學,選市議員去了。我那時第一個想法是,選議員?他家那麼有錢?

參加選舉必須要有錢,這是我從小根深蒂固的觀念,後來才知道,原來在瑞典參選完全不需要繳納保證金等費用。而台灣和世界其他民主國家相比,參選門檻是出奇地昂貴。這一點的用意,似乎是要避免光怪陸離的人都來參選,浪費選舉資源。

但是這麼做,政策方向對資方財團較有利的政黨(偏右政黨),會站在極具優勢的起跑點上,可能選舉活動還沒開始,各企業財團就已經排著隊,將獻金雙手奉上。加上現在台灣選舉活動鋪張花錢,許多候選人在選舉上花的錢,比當選後4年的薪水總和還高,甚至大黨的黨內初選就可以燒掉幾百萬,這中間有什麼眉角,大家都心知肚明。

同時站在勞工小民這一邊的政黨,通常需要拚命募款。勞工小民為了在行政立法機制中有屬於自己的聲音,必須要自己掏腰包資助這些候選人買門票,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成本轉嫁。

拿到了門票,還得花大錢買看板廣告,否則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名字淹沒在其他候選人的猛烈宣傳當中。看到這樣的情況,也不難理解為何台灣的政治生態會如此缺乏偏左的聲音。

在瑞典參選不需要繳費,難道沒有光怪陸離的人參選嗎?這自然是有的,從納粹黨到穆斯林黨,什麼人都有。人人都有參與政治的基本權利,這也是民主精神的基礎。然而政治的辯論競爭是很激烈無情的,政見太離譜的瑞典候選人,能見度和支持度通常都是趨近於0。

瑞典政黨必須獲得4%的選票才能進入國會,但是新興小黨如果獲得1%的支持率,在接下來兩次大選中就能得到各式公費補助,從贊助政黨創辦報刊,各式廣告費優惠,到公費印製和配送上述的選票,得到補助的小黨得以一舉增加能見度。

瑞典給參政者的門檻不是錢,而是這一段支持率從0%到1%的距離。1%對新興小黨來說是一段漫長艱難的路,但只要政見靠譜,一路堅持,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務。

在支持率達到1%之前,瑞典的新興小黨可以選擇自己花錢印刷配送選票,或是利用投票所提供的空白選票,讓支持者親筆寫下黨名。瑞典許多新興的小黨,例如綠黨和女性黨,就是靠著支持者在空白的選票上一筆一畫,寫出1%的支持率,打開知名度。

反觀台灣,就算保證金門檻設得再高,光怪陸離的有錢候選人還有少過嗎?只因為他們繳夠了錢,我們就必須允許他們在全國頻道曝光,在全民眼前唱歌耍寶,模糊辯論焦點,拉低台灣民主素質,浪費社會資源,這樣是否合理呢?

一切從教育開始

我在瑞典通常只投政黨票,至今只有勾選過一個候選人的名字。他是我先生的高中同學托比,代表綠黨參選本市的市議員。因為先生的關係,我曾到不同場合聽托比發表政見,他說話條理清晰,能夠和在座的人們即興互動,妙語如珠又不失專業,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有天我和先生參與市內廣場上的一個社民黨集會,社民黨學生團代表也上台發表演說。她看上去大概16、17歲,僵直地站在台上,低頭盯著手上的ipad,用顫抖的聲音念著講稿。我撲哧一笑,和先生說這個學生代表也太嫩了。我先生笑著說:「至少她說話還算清楚,托比高中的時候也參與政黨學生團,他那時聲量像蚊子一樣,沒人知道他在說啥。」我聽了簡直不敢相信托比也有這樣的過去。學生代表說完,在場耐心聆聽的大人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我也對她今後的成長充滿期待。

瑞典高一國文課的課程為非文學類閱讀寫作,注重理解和論說,其中也包含練習撰寫媒體投書和公開辯論文章。在我先生任教的高中,有個孩子表示他不贊成本市在暑假期間給所有學生免費車票的福利。他認為想搭車的學生可以自己買票,市政府應該把稅收花在別的地方,或是直接減稅。國文老師鼓勵學生寫一篇文章投稿,以學生的身份對通過這個政策的市議員們提出質疑,這篇投書後來在地方報紙上刊出,並且得到市議員認真的回應和解釋。

選舉文化就是政治文化

選舉文化代表選民和從政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從法規,媒體到教育,都是左右選舉文化的要素。選舉方式的變革,能大幅改變選民和從政者之間的關係,促進更深度的溝通,更文明的政治文化。

台灣這幾個月來的激烈選戰即將進入尾聲,而在經過一場喧囂激情的政治盛事之後,我們常常忘了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台灣下一次的選舉,可以有哪些改變?怎麼改變?光榮民主,改變成真,台灣政治文化的未來,就在你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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