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道德三隻手，如何帶來無力與之競爭的絕望感？｜王盈勛／獨評讀好書

中國總是可以創造奇蹟，已成當代世界的常態。

當你努力趕上最新的管理技巧，學會許多開源節流的新方法，引進了不少昂貴的自動化設備，甚至還排放了一些不該排放的汙水，也才千辛萬苦為你的公司降低了5%的生產成本。而中國，很神奇的，總是有廠商半路殺出來，以三分之一的價格搶走你的訂單。

集台灣人三千關愛於一身的台大，年度預算雖已是其他大學稱羨的160億元，但台大幾乎年年提出數據，聲稱北京大學與北京清大的預算是台大的4.5倍到5.5倍，甚至連甘肅的蘭州大學的經費都在台大之上。

台灣為了維繫為數有限的邦交國，花費數百萬到數千萬美元幫忙造橋鋪路，發送台灣獎學金，經常被媒體評為「凱子外交」；但同樣的媒體，評論中國挖角台灣邦交國時，卻又常盛讚其數十億甚或百億美元的手筆，豪氣干雲，非台灣能望項背。

這些發生在中國的奇幻般的表現，可以一路羅列下去，各行各業，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民間與政府，跟中國打過交道，或沒打過交道的，都能說出一長串關於「中國奇蹟」的故事。這些奇蹟除了令人讚嘆，也造就了讚嘆者自身的卑微感與絕望感，覺得自己再怎麼努力，也與中國奇蹟相距甚遠，無能為力與之競爭，亡國應已不遠。

奇蹟的虛與實

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優勢，中國也不例外。但中國的優勢，卻經常以一種近乎「特技表演」的形式出現。特技表演太過頻繁，不免就讓人懷疑是否為騙術。批判中共的人認為，中國官方習慣性以數字膨風造假，紅色滲透媒體誇大渲染，以及中國以外地區的人們，直覺地用正常國家的標準，來理解中國特殊的政經社會體制，都是中國特技團表面上看來這麼令人目眩神迷的主要原因。

比方說，當台灣人談論北大或北京清大4到5倍於台大預算的時候，我們是否真的理解，中國的大學旗下常有龐大的「校辦企業」，這些企業的營運與投資費用，與大學的教育預算是不是分開計算？2015年，清華大學名下的清華紫光集團，宣布要以台幣688億元，入股台灣的半導體廠矽品與南茂。如此龐大的資金，卻是出自北京清華大學的「校辦企業」，試問，這是北京清大的教育經費，還是中國國家的經濟戰略經費，其實另有財源？我們對這問題並不清楚。既然沒有答案，宣稱北京清大的年度預算遠高於台大，也就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但我們還是年復一年如此宣稱。

渲染中國預算無上限地對外灑錢，一樣未必經得起檢驗。布吉納法索與台灣斷交，當年便有台灣媒體報導是中國許諾數十億美元援助所導致，2019年所羅門群島與台灣斷交，也傳出中共承諾給予5億美元金援。但根據美國威廉瑪麗學院AidData研究室的研究報告，從2000年到2016年，中國共花了480億美元進行金援外交，這當中，458億美元是提供基礎建設工程貸款，「無償」的人道援助只占極低的比例，一年平均僅有1億多美元。換言之，中國可是一點也不「凱」。

但中國奇蹟有虛的一面，也有實的一面。全球的超市，滿坑滿谷是中國製造的商品，這是真實的；中國在基因複製、人工智慧、人臉辨識等科技領先世界，這是真實的；中國在驅趕低端人口、為特定族群清理發大財障礙的能耐與速度，沒有任何民主國家做得到，這也是真實的。

無底限的道德標準造就出各種奇蹟

這些看似紛雜，難以歸類的「真實中國奇蹟」，實則有一個必備的共同基礎：無底限的道德標準。

奇蹟如何可能？中國留學生經常出現天文數字般的托福與GRE測驗成績，多年來讓台灣學生想入學美國頂尖名校的難度大幅提升。事實上，若從平均成績來看，台灣學生在2017年的托福平均成績為82分，還高於中國的79分。但部分處心積慮想進美國名校的中國學生，透過各種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方式，取得了超高的托福測驗成績。這些方法包括：非法取得托福測驗題庫、找槍手代考、以及「時差作弊」等等。（美國橫跨三個時區，但托福考試在同樣當地時間考試，等於就有三個小時的時間差。2015年美國便有媒體報導，一名中國留學生，特地從居住地德州飛到加州參加托福考試，在美國東岸的考生便有機會將已結束的考題答案傳給他。）如果這樣的舞弊僅為特例，同情中國者當然可以說，這樣違背道德的情事，有可能發生在任何國家，不獨中國。但此類舞弊事件之頻繁，早讓主辦這些測驗的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在2001年發函美國各大學，警示要對中國考生的托福與GRE成績「持謹慎態度」。

中國2018年人均GDP為9,732美元，約是台灣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強，但已遠高於東南亞製造大國越南的2,500美元。以這樣的人均收入與薪資水平，早已很難靠低工資取勝，超低價的中國製商品如何可能？毫無忌憚地使用非自願人力、童工，壓制工會，不計回收的國家補貼，加上以鄰為壑的環境成本轉嫁便有可能。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夫婦所監製的紀錄片《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便清楚揭示標榜共產主義的中國玻璃工廠，在美國投資如何打壓工會，在中國則是以共產黨企業內支部，取代了應為勞工權益發聲的工會。

銀彈彷彿源源不絕的一帶一路海外基礎建設投資，以中國約是美國GDP 6成的經濟實力，美國尚且不能，中國如何可能？如果一個國家，有權力直接拿銀行存戶的錢，進行無擔保放款與投資，這便有可能。

道德：決定做不做與如何做的標準

如果我們內心沒有任何道德禁忌，原本看似不可能的事，也將變得可能。中國奇蹟並非魔法，只是他能打破道德禁忌你不能而已。

道德是什麼呢？是我們決定做或不做、如何做一件事的標準。每一種政治與經濟體系，總有其對應的道德與價值主張。沒有道德與價值基礎，我們不知道國家該不該介入市場，發展某個產業是不是這個社會需要的，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應該嚴格還是寬鬆一點。沒有價值理念，就不可能採取行動。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人類兩、三千年文明的演進，除了經濟增長的追求，選擇做或不做、如何做特定的事來完成共同的目標，更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或文明與否的指標。比方採行奴隸制度，對特定經濟型態下的特定族群，奴隸制度的確是有經濟效益的「經濟模式」（就如美國內戰前的南方莊園農業），有時甚至還可能達成「偉大而輝煌」的成就，像埃及金字塔的興建。金字塔這種人們口中的景觀奇蹟再難複製，並不是金字塔的營造技術真的那麼神祕難解，而是烈日之下動員數以萬計的奴隸，只為建造一座墳墓，在當代已是道德上不許可的經濟模式。

但指稱當下的中國是個無視道德的國家，恐怕也並不真確，相反的，中國是個道德論述氾濫的國家。

在不同的價值體系穿梭，創造自身空間

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念，相信人的平等、自由的實踐，比資本的累積重要許多，所以其信仰者更傾向國家干預、政策調控，以及社會總體目標的超越性追求，他們相信進步的道德經濟便該如此；自由主義或市場經濟的信奉者，他們相信價格是最好的資源分配機制，開放與解除管制總是能帶來最大化的經濟成果，生命自己會找出路，不勞國家費太多的心，最道德的選擇，就是有能力的人都能得到最大的發揮，有相應的回報；還有一種理念，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泛傳統主義者」，他們可能未明說其道理，但大體上是相信，凡已存在的總有其道理，延續傳統，讓明日一如舊日，就是今日努力最重要的目標，道德盡在傳統中。

今日中共政權最重要的特徵，或許也是其創造奇蹟能力背後最核心的奧祕，就是中共具備一種無人可及的能耐，毫無罣礙也無違和地在上述三種道德與價值體系穿梭，隨時可以拿出來用，卻也隨時可以拋棄，道德與道德間的矛盾衝突、說法與做法間的不一致、或是對內與對外的兩套標準，從來都不對中共政權造成心理層面的困擾。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在瑞士達佛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高談何謂全球化，大聲疾呼自由貿易的重要性，卻又同時在中國維持世界最嚴苛的網路監控與管制、實施任何其他民主自由國家都無從想像的民營企業被國有化、以及無人可以參透其分際何在的國家補貼政策；中共既可以大肆宣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全世界廣設孔子學院，卻也可以毫不遲疑地炸毀世界最高的滴水觀音像；中共既可以不遵守加入世貿組織時的諸多承諾，說《中英聯合聲明》不過只是「歷史文件」，卻也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要求美國遵守《八一七公報》。

在經濟道德面向上，中國有「三隻手」。被要求開放市場、或是被批評漠視人權、禁絕工會時，他們便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用西方國家的標準來看待；當中共要求他國開放市場、無忌憚地在他國散布假新聞，或是考慮立法如德國一樣禁止蒙面遊行時，他們主張自己應有和所有民主國家一樣的權力與自由；當他們畏懼人們因宗教而聚集團結起來，他們是共產無神論者，炸神像拆十字架，當中共領導人要抵擋美中貿易戰的重重壓力，敦煌石窟的菩薩也能拿來拜。

極右政權掛左翼招牌，不信傳統卻拿孔子當擋箭牌，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則是對外與對內分別適用的兩手牌。中共總是占便宜，中共總是不會錯，他們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因為他們什麼都不信，但什麼都能說，沒有底限。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在《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一書中論證，當代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在改革開放迄今的過程中，已從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逐步轉型為績效合法性──過去是只要有共產主義的進步理念追求，就有統治的正當性與道德基礎，現在則是，中國經濟的奇蹟般飛速成長，本身就證明了共產黨統治的制度優越性，沒有其他國家做得到。

趙鼎新試圖據此解釋，為何中國的經濟發展，未能帶來西方社會預期的政治民主與自由，反而是更嚴密的政治控制。這種觀察在此前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在中美貿易戰後，中國經濟增長明顯趨緩，不僅未見對中國績效合法性的挑戰與質疑，反而是眼見中共加強灌輸習近平思想、企業「國進民退」、公私合營等，回歸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作為。說中共有單一、穩定的正當性基礎，未必是經得起考驗的。

趙鼎新的分析可能終究還是美化了中共政權。中共統治的基礎是最赤裸裸的暴力，績效的合法性，就如同意識形態合法性，只是中共「看圖說故事」的一環，從其道德的三隻手中任取一隻，因應過去30年的統治需求，卻也是隨時可以拋棄不用的一隻手。

中國以外的國家現今面對的經濟道德困境是，如果仍堅守其得來不易、在歷史長河中一步一腳印爭取來的道德底限，便很難在全球化的脈絡中，與無底限的中國進行「公平的」競爭。有勞動條件的底限，商品不可能最低價；有個人隱私的底限，大數據分析的範圍就被限縮；有生命倫理的底限，基因複製就不可能只是技術考量。西方主要工業國家表面上關切中國在人權與民主的表現，但對中國的相應不理，或是說一套做一套，卻未曾提出任何積極有效的做法。

中國崛起對世界的最大威脅：為求利益不顧底限的蠻荒心態

更接近真實世界正在發生中的景況，也可能讓全世界落入向下沉淪的「比下限」競賽的，是中國以外地區的人們所感知的自救與生存之道，實則是倒過來的：除非我們的做法更趨近中國一點，否則不可能與中國競爭。於是乎，一種探索「威權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的聲音便開始出現了──為何我們不能同時擁有強而有力的國家領導，同時又享有自由經濟的好處，一如中國所實踐的那樣？

但此念一起，便不只是飽受中國威脅的台灣亡國感問題，而是人類文明是否將要傾頹倒退的末世之感了。史前蠻荒社會的人類，靠暴力相向，弱肉強食，一樣可以達成資源分配的目的，身體強健、武力強大的部落，甚至還可能達成贏家全拿的「完美」境地，何需進化為有著諸多道德約束的文明社會？21世紀的人類，竟還在回頭盤算這樣的問題，這本身就是對文明進程莫大的嘲諷。

但這種「回歸」的念頭，忽略了人類在嘗試與錯誤中所體現的：合作與互信，遵守契約與承諾，言論與行動有一致性，能為交換或交易的群體創造更大的價值與產值，活得更有安全感與尊嚴。中國崛起對世界最大的威脅，正在於它展示了一種若為經濟、政治與軍事勝利故，任何道德底限皆可拋的蠻荒心態。

但中國這種道德上的三隻手，真能讓中國有制度競爭上的優勢嗎？答案恐怕是未必。經濟史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Douglass C. North）認為，人類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從長時間的大歷史來看，交易╱制度成本低的社會與經濟制度，終將在歷史演化的過程中，淘汰交易╱制度成本高的社會與經濟制度。今天的人們比過去更重視法治、交易的誠信、以及道德與行為的一致性，並不是現今的人類比古人更「好心」，而是因為遵照法律與契約行事、人與人之間有信任感、個人與組織的行動有一致性，有助於交易成本的降低。中國的道德三隻手，表面上看來具有機巧的優越性，但其實是制度成本最高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在中國，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關係，締約、執行合約、以及毀約的成本都其高無比，中國也就不可能是一個有制度競爭優勢的國家，這從中美貿易談判過程的顛簸便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的道德三隻手短線看來的優越性，主要還是其他國家在過去10、20年間對中國心存幻想，讓中共與中國企業有機可趁，將高額的交易成本轉嫁與外部化給願意跟他們打交道的人。

無力與之競爭的亡國感從何而來？看得太短，又看不清中國道德三隻手的本質。

亡國感如何逆襲？

我們不妨做個練習，假設地球上「暫時」沒有中國這個國家，下列的三個問題，我們會怎麼回答：

如果要出國留學，會去什麼樣的國家？

台灣如果要有更美好的未來，應該發展什麼樣的產業？

為了要賺更多的錢，民主與自由是可以被犧牲的嗎？

我相信我們社會中的多數人，對這三個問題，其實都可以認同最樸素的答案：留學要去學術領先、學風自由開放的國家，就像過去數十年來，台灣千千萬萬留學生所做的選擇；產業要發展那些對環境友善，創新高附加價值，能夠實質改善人們生活品質的產業，就像過去數十年間，我們努力追求綠色經濟、創新經濟的轉型一樣；我們想望富裕的生活，但擁有民主與自由，是不可放棄的基本前提，就跟我們過去數十年對民主化的追求一樣。

但有了中國變數，奇怪開始變正常，市場很大成為留學原因，中國願意給特權與特許成為投資誘因，民主與自由則成為經濟發展的犧牲品。

對抗亡國感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我們原本相信的道德與價值，來看待與對待中國。當中國沒有道德評斷上的豁免權，我們也就不會看到中國奇蹟頻頻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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