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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來參加這個會議,首先我們來推選會議記錄。」

在座的人沉默半晌,一個人舉手說:這次我來記錄吧!

「好的!接下來我們一起走過一遍我前幾天寄給大家的議程,請大家隨時提出想法。」

「我有個想法。我們開會時常常忘了休息,結果討論時間拉得太長,大家精神無法集中,我提議推選一位休息負責人,提醒大家休息時間。」

「不錯的想法!有誰想要擔任休息負責人?」

一個新面孔舉手說:「我是第一次來參加會議,但這個職責我應該能勝任。」大家聽了都笑了。

「好的,那就請你每小時提醒大家休息!」

在瑞典生活越久,越常發現自己置身各種自治會議當中。工會、幼稚園的家長自治會、住宅居民自治會……每月、隔月的會議安排,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生活中的一種韻律。這些會議關乎每個人生活的大小事,時而帶著隨性詼諧,但是基調卻是無比認真。

基於自己的興趣和時間安排,每個人涉入各種自治組織的積極程度都不一樣,但只要願意,都能輕易加入或退出。大人物們在天邊做重大決定,而小人物們參與生活周遭的自治組織,去影響切身環境,追求切身利益,這是我在瑞典看到的民主社會完整構圖。在這系列文章,我將和大家分享參與這類組織的經驗和省思。

不管在不在決策層,我們都能參與決定

瑞典的工會普及率接近70%,教師、公務員更幾乎人人都是工會的一員。今年我成為任教大學的工會代表,平時要分頭進行不同工會事務,隔月則在代表會議上彙整報告。

剛被選上,我就收到瑞典高教工會寄來的線上工會教育課程,深入簡出的介紹了瑞典工會的組織和程序。從第一課開始,「MBL」這三個字母就不斷出現。

「MBL」(Medbestämmandelage)中文譯為共同決策法(co-determination act),是保障瑞典職員和管理階層有共同決策權的法條,職場上所有的重大改變,從新上司的面試僱用到經營、庶務面的變動,決策層都必須先回應工會的質疑,才能下決定。

這個程序和瑞典工會文化有很深的淵源,甚至成了瑞典語中的一個常用動詞,例如:「這項人事變動MBL了嗎?」

涉入工會事務,我才進一步瞭解瑞典工會的具體程序和聲量有多紮實。比方說,每次僱用管理階層的上司,應徵者都得在一般面試之外另外參與一場工會安排的面試,專門回答與工會有關的問題,工會並以此提出聘用建議。我的學校最近有新校長上任,工會邀請會員和校長聚餐,向校長提出了十幾個問題,校長也在事前準備好回應,並在聚會上一一回覆。

工友阿北,居然也能對副館長摔門?

問問身邊已經退休的瑞典親友,每個人在大半輩子的職涯中,無論是從受雇或是管理職的角度,多少都對MBL有一些切身經歷。我的婆婆在圖書管理系畢業後,從地方圖書館的小職員做起,一直成為一省的圖書館長,歷經中、高階管理職位,她一直很涉入工會事務,也意識到自己和工會的互動關係不斷在變化。

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剛升上省圖書館的副長時,要負責省內正在新建的兩間小圖書館,每天都被一籮筐的決定和執行追著跑。某天,維護圖書館環境的單位負責人,也就是台灣俗稱的工友阿北來到她的辦公室,氣急敗壞地說:「新圖書館的地板是你決定的嗎?你為什麼沒有MBL?」

我婆婆這才想到,前幾天她在匆忙中選了新圖書館的地板。因為她希望圖書館看起來更有朝氣,所以選了明亮的白色。沒想到工友拍桌子大罵:「你懂什麼?你知道這種顏色和材質的地板有多難清理維護嗎?到時我們團隊多付出的工作時間,請圖書館買單!還有下次如果你不確實MBL,我保證讓你被炒魷魚!」

話說完,他就摔上門走了,留下我婆婆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又氣又懊惱。她從踏入職場以來,就常透過工會向上層抗議抱怨,沒想到一升職,就嘗了MBL的苦頭。

在後半段的職涯中,她對MBL有很多正面和負面的經驗,但她對我說:「現在我平下心來,想起有太多我為了『效率』兩個字而匆促下的決定,最後牽連到各階層同仁,反而造成更多麻煩。這些是我在當下沒辦法察覺到的。」

與其說是階級對立衝突,不如說是磨合理解

今年初瑞典氣溫陡降,連日大雪,我到每週末開市的戶外菜市場買菜,沒買到我喜歡的佛手瓜。我問老闆下週末會不會進貨?老闆說:「我不確定,下週末如果氣溫低於零下5度,我們就不會開市。」我說:「也對,這麼冷蔬果都凍傷了。」老闆聽了一笑:「這是工會規定,是保護賣水果的人。」

瑞典學生從中學就開始接觸簡單的勞工史和社會主義,而到了大學階段,無論是修政治、經濟、教育或文學課,在課堂上一定都會閱讀馬克思主義視角的文本。在現代台灣,馬克思常被視為造就共產極權的罪魁禍首,又或是讀書人掉書袋用的「新潮覺醒」詞彙;但在瑞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過就是一種看待事情的視角。

在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透過經濟和歷史分析,提出一套對人類社會更迭的解釋,這個史無前例的浩大敘述一直到現在仍然通用。而在歐洲各處,社會主義的影響也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作息和語言行動中。 

馬克思主義當中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階級衝突。在財富和資源自然走向兩極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菁英階層永遠會擁有最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相對弱勢的階層如果沒有一個聯合發聲的機制,則往往成為無聲的一群。

身為台灣人,我一聽到階級衝突,就會馬上聯想到共產統治和荒誕暴力。的確,馬克思提出的共產革命本質上是暴力的,那是他以當時歐洲政經氣候為背景描繪出的遠景,企盼推翻資本主義,從根本改變人類的未來。然而共產體制在經濟理論上也許能成立,在政治實踐上卻經不起考驗,加上共產黨統治階層壟斷解釋權,使用荒腔走板的社會主義詞彙進行權力傾軋,釀成了人類史上數一數二的浩劫;從此,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在美日台等「反共陣線」國家,也成為一種罪惡,一種禁忌。

記得線上遊戲《返校》上市時,我在瑞典家裡玩到深夜,第二天去造訪婆婆,看到她坐在沙發上信手翻閱瑞典左翼黨的黨刊《無產階級週報》,報上的漫畫欄把瑞典總理畫成資本家膝上的溫順小貓,在逃漏稅的大老闆頭像上畫上箭靶。想起前一晚《返校》遊戲中的師生們才因為「散佈左翼思想」而被處以極刑,一片淒風血雨,不禁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馬克思終究沒能從根本改變人類的未來,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仍是進行式。相對於馬克思當年強調的資產、無產階級兩元對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更顯精緻迂回,但是階級衝突的中心精神似乎依然通用。

在瑞典和許多歐洲國家,社會主義找到了一個和自由經濟和平共處的方式,存活了下來,工會和MBL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與其說MBL是階級的「對立」或「衝突」,我覺得更像階層之間的「磨合」和「理解」。階層之間的冷漠與拒斥除了權力不對等以外,也常來自於缺乏共通經驗──如果沒有清潔過白色的地板,如果沒有站在天寒地凍中賣過菜,誰又能體會箇中滋味?這也顯示出維持一個保護各階層聲量和權利的組織和制度,是如此重要。

用最符合台灣的模式推動工會

目前台灣的工會覆蓋率是7%左右。雖然近年來有穩定成長,但仍屬於勞工意識較貧瘠的土地。要如何灌溉這片土地,讓意識和制度發芽,是台灣眼前的一大課題。

如果你問我社會主義是什麼,我會說它是一副隨時可以戴上和脫下的眼鏡,這副眼鏡本身不是什麼信仰或解藥,卻可以讓我們看清一些東西。

社會主義的討論可以非常深奧,非常假掰,但偏偏最需要這個工具的卻是普羅大眾。我發現歐洲和台美日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歐洲,支持偏左政黨的選民絕大多數是基層民眾,在台美日卻多是知識分子。其實這並不奇怪,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在各方不斷催促下,搜索枯腸,花了半年才終於將畢生心血簡化成一篇以工人為對象,淺白好懂的共產宣言。把學院知識轉化為通俗工具,一直都是運動者最大的考驗,而在台灣,這個考驗才正要開始。

除了讓意識在本土發芽之外,借鏡海外制度時也必須格外小心。勞工組織營運的方式、和政黨、政府的關係千變萬化,各國風貌都不盡相同。比方說瑞典的MBL共同決策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它必須仰賴像瑞典如此強大的工會規模,否則只會淪為形式,因此大多歐洲國家其實都不採取瑞典的做法,而偏向直接以勞工法條規範公司。在以勞工法為主的國家,工會團體則把營運重心放在遊說立法機制,以及確保執法力度上。

前陣子台灣勞工法議題正熱,我看到有媒體以瑞典工會為例,描述共同決策的各種好處,言下之意是協商優於法條。這則評論忽略了在台灣,華航可以以 「玷汙華航形象」 「企圖破壞勞資和諧」等罪名,對工會幹部做出解雇和記過的處分;華航董事長何煖軒可以大剌剌地揚言「在我任內華航不會再罷工」,這在瑞典是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更忽略了許多比台灣更有工會基礎的國家都不敢採用勞資協商。這種無視台灣現狀,援引海外片斷制度的評論或決策,不管是源自對該制度瞭解不夠透徹,還是刻意帶風向,都是我們不得不謹慎面對的問題。

目前瑞典制度不適合台灣,台灣人卻能從瑞典式的思考和修辭中獲得許多激盪。試想,今天如果是台灣的工友阿北跑去主管辦公室理直氣壯地大罵主管,然後摔門離開,故事情節會怎麼走?我想,主管馬上就會讓他捲鋪蓋走人吧。「你不想擦地板,還有很多人想來幫我擦!」然而劇情一定要這樣演嗎?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團結很重要,但絕不美好

瑞典工友敢摔主管的門,是因為他有工會給他撐腰。一根筷子折得斷,一把筷子折不斷,我們從小就愛聽團結力量大的故事,似乎聽到團結兩字腎上腺素就會不自主地分泌。

不過,在瑞典參與各種自治組織,在對團結多了點深刻領會的同時,也少了點浪漫情懷。勞工要團結,是因為除了團結我們實在沒別的選擇。團結也代表著龐雜的利益和意見都彙聚一堂,可以想見能消磨多少資源和耐性。

在組織裡要協調所有人的想法絕非易事,有些人說話叨叨絮絮,有些人想法偏激,有些人反反覆覆。在會議上必須耐著性子聆聽,隨時做好妥協的準備,與會者吵得臉紅脖子粗的情況也很常見。但是我發現大多瑞典人還是能往後退一步,從體制全貌去看待各種磨合。我婆婆和工友之間的爭吵是基於他們各自代表的兩個階層,無關乎個人,出了職場,他們不過是偶然相遇的兩片浮萍。

我婆婆唯一一次和同事撕破臉,是在她升上高階管理職時,她發現自己手上籌碼夠了,不用再團結了,於是她退出工會,跳過繁複的工會集體協商,直接和上司商議薪水。許多同事和屬下認為她此舉傷害了工會團結(solidarity),有個和她感情不錯的同仁,從此和她斷了私交。

「福利資本主義」有效嗎?

我常常聽到台灣人說,台灣沒有歐洲那樣的資源,憑什麼學歐洲組工會?我聽了總想反問,那台灣沒有美國那種老闆,憑什麼學美國呢?最後台灣什麼都學不了,要何去何從?

全世界是最討厭工會的人,大概非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福特莫屬了。福特提倡「福利資本主義」,認為資本家聰明地提升勞工福利,能促進整體繁榮。在100多年前,他將員工薪資大幅提升2倍(當時每日5美元,相當於今天每日台幣3,000多元),並保障每日工時不超過8小時,這在當時是驚世駭俗之舉。結果證明,福特車廠吸引了全底特律最好的工程師,生產技術大幅進步,其他車廠為了竟爭也不得不跟進。

技術提高帶來生產成本銳減和效率大增,車輛開始量產,美國的中產階級和領高薪的車廠勞工,人人都能買得起車子,刺激消費,一舉提升經濟,「福利資本主義」一時聲名大噪。現在美國也有很多提供員工高度福利的企業,深信員工福利可以帶動效率和生產,就是依循這樣的哲學。

福特致力於將收益回饋員工,回饋基準則由他全權把關。他設立調查部門,在員工之間佈滿眼線,評點員工的各種行為,並以此為分紅依據。這個調查部門也確保員工和工會組織沒有任何接觸。福特厭惡工會,他認為資本家應該對自己的資產和員工有100%的責任,也要有100%的控制。他雇用專家分析要如何停止工會發展,並雇用警衛防止工會分子潛入,以暴力威脅內外工會勢力。1937年5月東窗事發,福特公司警衛圍毆工會成員的照片登上全國媒體,這個事件反而成了美國汽車工會在底特律壯大的推力之一,工會也終於進入了福特車廠。

思考產業和工會的各種方式

說到美國汽車工會,這幾十年來汽車工業大城底特律的衰敗,大概是台美反工會陣營最愛津津樂道的警世預言,他們再三告誡,如果不是因為汽車工會過於強勢,需索無度,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就不會走到如此境地。如果把同一個問題拿去問瑞典人,可能會得到很不同的解答。

首先,由於科技革新和全球化,產業必定會不斷更迭,從煤礦,造船,造車到電子業,每種產業都足以促成一個城市的興盛和衰敗,前例多得數不清。瑞典沿海有很多中型海港城鎮,例如Landsrkona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走在這個曾風光一時的港口工業城,在蕭索的市中心,不時可以一瞥過去全盛期的風采。在80年代,這個城市的居民大多在港口工業區工作,產業凋零衰微後,多虧了工會和社會福利,給小鎮居民再次開始的機會,他們也許轉行,也許搬到其他都市謀生,這是從工業化以來不斷重演的歷史,絕不會有人怪到工會頭上。

每次發生這樣的產業結構轉變,資方多能隨機應變,帶著財富和資源另闢戰場,而倒楣的往往是頓失生計的勞工。有了工會和社會福利,可以確保人們在難以預測的產業更迭中,生活可能暫時被打斷,可能需要遷徙,但不會被遺棄和犧牲。

再者,退一萬步,就算美國汽車工會的確有過於強勢的地方,此例可以用來檢討工會運作的得失,卻不能否定工會存在的意義。目前世界上正常運行的工會何其多,獨挑特例來危言聳聽,無疑是因噎廢食,尤其是在工會基礎如此薄弱的台灣,拿美國最強勢的汽車工會為例,也明顯脫節失當。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公民組織確保每個階層和族群都有自私自利的管道和影響力,達到力量的平衡,如此而已。在這篇文章我大致介紹了勞工組織,下一篇文章我將描述其他層面的瑞典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以及我自身參與的感想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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