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早上送兒子去上小學零年級（小學學前班）。那天我們有點遲到了，師生們剛開始一天的活動，正在教室裡合唱一首叫做「今天我們做什麼？」的歌，我催促兒子趕快進教室，在教室外幫他掛好外套帽子。
這時候，一個小男孩鬼鬼祟祟地跑出教室，衝著我笑了笑，然後一溜煙地消失在走廊的另一端。我正滿頭問號的時候，一位年輕男老師走出來說：「Max，現在不是玩捉迷藏的時間，請你回教室坐下。」老師跟在小男孩的後面團團轉，語氣平穩堅定，經過一次次規勸，終於把男孩送回教室。
瑞典「資源老師」：機動協助授課老師
原來，這位年輕男老師是學校中的「資源老師」，專門為老師照顧班上有特殊需求，例如診斷具有過動、注意力缺失、自閉／亞斯傾向的孩子們。
相信大家在看影集電影的時候，常會看到以下情節：在授課中，有同學調皮搗蛋打擾到其他學生上課，於是老師手往教室外一指說，去校長室報到！從這裡可以看到在歐美校園的一種共識，那就是各科老師的工作是專注於教學，個別學生的行為問題則由其他教職員甚至校長來擔當。
每個國家做法各有不同，在瑞典，只有情節較重大的問題學生會被送到校長室，一般在課堂上或是日常作息中需要更多關注的學生，則由「資源老師」負責。這些資源老師通常是正在念書（以教育相關科系為主），或是準備要出社會的年輕人，做為校園當中的機動性資源，分擔老師維持學習環境秩序的工作，也協助在學習和生活上面臨包括過動、閱讀困難、糖尿病等各種難處的孩子。
一直到高中職階段，「資源老師」都在瑞典校園中十分活躍。而到了大學，每間大學也有特殊需求諮詢單位，學生和該單位聯繫，提供診斷證明，校方則依法有義務提供適當協助。我的班上曾有一位盲人學生，校方必須幫助這位學生把所有教學材料、作業和訊息都數位化，學生即能使用軟體將其轉為有聲版本，並且用語音輸入的方式寫作業。
照顧每個孩子的特殊需求
生活在高稅收福利國家，常會為他們對孩子、學子的呵護感到難以置信。用稅金請老師來，只為跟在一兩個孩子的後面團團轉，花費幾倍心力，只為了協助盲人學生讀大學等等情景，往往讓我瞠目結舌。這自然不僅限於瑞典，台灣媒體也經常報導芬蘭、澳洲等國學校的類似舉措，讓讀者看了覺得十分新鮮。
但在同時，我們也心知肚明，台灣孩子在成長路上如果產生特殊的需求，一般還是得由各別家庭自己吸收承擔。這樣的做法是否適當合理，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無論如何，以台灣的稅收和教育經費，我們都知道在這方面無法對公部門抱太大的期待。
我查了查各國教育經費的數據，根據一則2019年台灣教育部的統計資料，台灣2016年花在12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經費，大約佔該年GDP總值的2.7%，而OECD國家的平均值是3.5%，北歐各國則常在4%上下。看到這樣的數字，一個很常見的結論是：瑞典和歐美社會願意呵護各種需求的孩子，所以花費相對也更多，而台灣社會缺乏同等的意願，政府也沒有同等的稅收。
然而經過在瑞典求學執教多年的經驗，我發現各國教育經費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忽略的去處──那就是花在更新、執行教育政策，和協調各教育環節的資源。這項資源是否充足、是否運用得當，對教育體制會產生莫大的影響，而教育體制除了左右國家人才的培育／鑑別，高等教育乃至於國家產業發展之外，對每一位老師的教學環境、每個孩子的童年、每個家庭的關係和氛圍，也都扮演極關鍵的角色。
我深刻感受到，這種經費不是一種道德或意識形態選項，而是最基本的需求，因為缺乏這種基礎，整個社會都會食其惡果。體制問題用抽象描述很難產生實感，以下提出幾個例子。
研究、決策、校務、考務，提供老師充分的後援
台灣的老師都有三頭六臂，除了教學以外，維持學習環境、矯正學生品行、關心學生心情、回答家長在下班後捎來的訊息等等非教學專業的部分，都要老師來承擔。另一方面，決策層負責編寫公佈課綱，大考中心負責出題，教科書出版社負責編寫教科書，然後他們的工作就結束了。最後要負責摸索新課綱教學和協助學生應考的，還是老師。
在瑞典，校園裡有資源老師、心理諮詢老師、正副校長和行政助理協助處理特殊需求學生和行政等工作。在一週40個小時的工作時間當中，老師的教課時間大約在20小時上下，其餘的20小時，幾乎可以完全投注在批改作業和課程計畫發展。
至於與家長的聯繫方面，拿我先生為例，他在一所瑞典高中任教，極少在非工作時間必須和家長接觸，一年可能只有一、兩次緊急電話。遇到較棘手的家長時，也往往轉由校長或副校長出面處裡。
在瑞典教育部的網站上，可以輕易找到和課綱連結的豐富教學資源。除此之外，我先生每隔幾年都把自己設計的教案和作業上傳到教育部網站，由各科評鑑小組以課綱為基準進行評鑑，並且得到改進要點。在不上課的那20個小時裡，身為歷史老師的他和瑞典文老師、英文老師訂個會議室，一起討論跨科目的教案，他們決定以挑戰極地的歷史人物為主題，讓學生閱讀英文和瑞典文的史料，探討人類征服自然的渴望和其背後歷史、社會緣由，幾個老師越談越興奮，下班後還去喝一杯繼續聊。
瑞典各科大考題型的研發附設於大學，學者每年循課綱設計大量考題，請全國老師帶領學生共同參與考題的測試和改進，協助老師了解如何幫學生備考，並且幫閱卷老師準備好完備的批改程序和標準。以國文科為例，瑞典學校為了確保大學生具有高等教育階段必須的國語文能力，想升大學的學生都必須通過難度頗高的寫作考試。這個考試要求學生閱讀多篇科普、學術文章，並在寫作中證明自己具備確實摘要、正確引用、客觀評論的能力。可以想見這個考試的寫作要求非常嚴謹詳細，提供閱卷老師的評分原則說明更多達85頁。
以下是台灣學測國文的寫作表現描述，從這些簡略而曖昧的形容當中，難以掌握確切的備考方針。每年針對寫作題提供的評分原則寥寥數頁，描述籠統而貧乏，例如知性題的要點包括「能根據相關材料說明自己的看法，但見解平平，論述泛泛，文辭尚稱平順，可評B級。」而情意題的要點包括：「不違題意，內容、結構、文辭均尚可，感人力道平平，可評B級。 」
升大學的國語文考試，考的應該是學生是否具有在大學吸收各科知識、進行批判統整的語文能力，而台灣竟然用「感人力道」等近乎兒戲的標準來評鑑。難怪學測國文成績和會和學生在大學的表現不成正比，也難怪越來越多大學不採計國文科。
很多老師跟我說，台灣也嘗試在進步，比方說現在的升學考試比以前更重視「知性文」的閱讀寫作。然而我無法感到安慰。語文是通往知識的基礎，國語文教育對公民素養和培育高等教育人才都極為重要，因此必須不斷反思現行做法，與時俱進。只要抬起眼稍微看看各國國語文的教學和評量方式，應該早在幾十年前就可以看出台灣很多不合理、需要更新的地方。由此可見，如果不對目前教育體制的資源編列和運用進行徹底的檢視，可以預見未來還是會步步維艱。
對現行教育的質疑、更新和執行都要花錢
現在台灣實施的學制、科目、考試等等，都是在大約100年前開始從外國一一抄來的。在這100年間，各國都針對教育宗旨和體制不斷進行變革，他們的做法當然不是完美的，但至少一直享有更新和執行的資源和動力。反觀目前台灣學子受的教育，和他們祖父母輩受的教育在本質上沒有很大的區別。
我認為教育演進停滯的癥結，來自於我們對許多隱性的需求視而不見，或是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需求，在左支右絀的情況下，也只能焦頭爛額地用半吊子的努力來交差。
拿在校評量和升學考試為例。多年來，我相信一定有人想問：為什麼一定要「段考」？歷史和語文等科目除了用選擇填充以外，有時也可以用撰寫報告的方式進行在校評量，為什麼要讓「段考」這個不知從何而來的傳統，把教學的深度和廣度制約在備考壓力的框架中？
另外，我們都笑外國人數理不好，但是他們的大學STEM科系和STEM產業一樣人才濟濟，那麼我們在國民教育階段花大量時間訓練快速解題，回答各種刁難題目，又是為了什麼？還有，決定孩子是否能勝任大學生的升大學考試，真的有必要考情意寫作嗎？真的有必要考碎片知識的填充和選擇嗎？
考試只是教育的工具之一，我們應該掌握主動權，尋求更適當的考試頻度、內容和對象。然而設計一個好的考試需要花的精力和資源，遠遠超出了台灣現行體制的想像。當安易廉價的考試形式制約住教育，就會汲汲營營於知識的碎片化和可量化，勞師動眾地把時間花在競爭誰比較會抄短線快速找到標準答案，而犧牲了運用知識探索世界、解決問題、或練習批判的時間和機會，實在得不償失。
欣欣向榮的補教業
補習課輔的現象在世界各國都有，在某些歐美國家也很常見，可見課輔商品化的確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大概只有在台灣、韓國、新加坡這些地方，已經到了「怪象」的程度。
台灣補習班的數量和超商一樣多，還有上市的補教公司，每年營收數以億計。台灣補教業在扭曲的教育體制當中找到一塊肥沃的需求市場，提供專業應考訓練。他們有點像是一群健身教練，不斷鍛鍊孩子們身上的某塊肌肉，造就出一堆畸形的孩子去贏得畸形的比賽。這塊肌肉並不是不重要，但也不代表應該忽略掉其他的肌肉。很多學校老師想要鍛鍊孩子們全身的肌肉，但是對應考來說意義不大的教學，往往不受重視。
扭轉補習怪象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設計出必須運用其他肌肉的考試或評量方式，讓家長和學生慢慢理解補習鍛鍊的效用有限，然而這都要花去大筆的資源。台灣廉價的考試型態，讓補習班仍然具有應考專業的優勢，加上「別人的孩子也都在補」，就算出於無奈，也只能不斷花大錢繼續參與偏誤的鍛鍊。
根據教育部調查統計，107學年度全國高中學生補習學科的花費總額為115.2 億元。我僅查到高中的數據，中小學的花費想必也相當可觀，用很保守的估計值計算，全國高中小學生每年的補習費，大約落在400億元。而教育部每年為國民教育編列的預算則約為800億元。最便宜的東西總是最貴，也許我們在體制內捨不得花的錢，最後都進了私人補教業的口袋。
「台灣的教育聽起來很便宜，可以幫國家省不少錢！」這是我和一位瑞典老師形容台灣學校的教學評量方式後，她的第一個反應。「如果有人強迫我繳稅，稅金最好花在對的地方。」這是瑞典納稅人協會的訴求。不管是在多麼崇尚經濟自由的小政府國家，醫療、教育、軍警消防等都必須由公部門規劃，至於公部門應該運用多少社會資源，做到何種程度，往往是見仁見智的意識形態問題，然而我認為國民教育的基本花費，包括提供前線老師充分的後援支持、對現型教學和評量方式的質疑、更新和執行，是在我們開始探討雙語教學或是其他響亮計畫之前，一個要先填補的巨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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