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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母語教育:如果通用語是翅膀,母語就是翅膀下的風

在瑞典,母語教育是一種權利,而不是義務。比起單純的語言練習,瑞典的「母語教育」更偏重於營建一個更豐富的雙語環境。 在瑞典,母語教育是一種權利,而不是義務。比起單純的語言練習,瑞典的「母語教育」更偏重於營建一個更豐富的雙語環境。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我的兒子在瑞典念幼兒園,在他的班上,每個母語非瑞典語的孩子都會輪流當「母語小老師」,負責教大家幾個常用的詞彙,還會向同學們示範怎麼用自己的語言唱「兩隻老虎」(兩隻老虎是一首在世界各地擁有眾多語言版本的兒歌)。

成為母語小老師的孩子看到同學和老師們反覆練習自己的語言,往往感到新奇又驕傲,聽到同樣的旋律可以搭配那麼多語言,表達不同的意思,也覺得很有趣。「兩隻老虎」是兒子第一首能整首唱完的中文歌,他偶爾會用西班牙語唱兩句。

最近在網上,一份調查國小學童在家中使用母語的表格引起了關注,也顯示出台灣社會對「母語教育」/「本土語言教育」的實施方式、師資、課業壓力等等問題,還存在許多疑問和不安。

瑞典從1960年代開始實施母語教育,我在這篇文章將概述瑞典學校當中「外語教育」、「母語教育」和「本土語言教育」在教學對象、內涵、方法、目標上的做法和想法。雖然各國社會語言環境很不一樣,但是希望能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對照。

母語說得好,可以讓第二語言也發展得更好

除了瑞典本地固有的5種國家少數語言之外,目前瑞典移民族群在家使用的移民語言多達200種。瑞典語言法規定,每個市鎮只要有5個以上學童有意願上某種語言的母語課,該市鎮就有義務為他們提供一週一次的母語課。

而母語的定義為:

  1. 雙親中至少一方以該語言為母語
  2. 該語言是學生在家使用的主要語言之一,學生已經具備一定程度的口語能力

每次談到瑞典的母語課,華人父母朋友總是搖搖頭說,一個禮拜上一個鐘頭,感覺孩子中文的根本不可能進步。然而母語教育的宗旨除了「練習講xx語」之外,還有許多深層的意義。

就語言習得的角度來看,第一語言(母語)和第二語言(瑞典語)的性質是很不同的。母語非瑞典語的孩子,通常在家裡講母語,在學校講瑞典語,因此母語的語境偏向家庭、生活等私領域,而瑞典語語境則偏向知識、社會等公領域。很多相關研究都指出,擴展母語的語境,對孩子的第二語言(瑞典語)也會帶來正向的刺激,提升運用語言吸收新知和表達想法的整體能力。也就是說,「母語教育」比起單純的語言練習,更偏重於營建一個更豐富的雙語環境,如果說瑞典語是孩子的翅膀,母語就像翅膀下的風,讓孩子飛得更好。

因此同樣是西班牙語課,在瑞典學校可能會有西班牙「外語課」,和西班牙「母語課」兩種對象和課綱都很不一樣的課程。西班牙母語課除了學西班牙語以外,也會有更多西班牙和瑞典的語言文化比較,以及更新、擴張母語語境的課程內容,例如使用西班牙語了解瑞典社會(例如國會選舉)等等。放在台灣的環境下,這可能就會包含讓孩子接觸台語、客家話的重要文學作品、學習「新冠疫苗」等新詞彙用布農族語怎麼說、用越南語討論氣候變遷、還有比對自己的母語和國語之間語言結構的不同等等。

多元語言社會一方面確保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充分發展官方語言能力,也盡力為孩子營造母語、官方語言相輔相成的雙語環境。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以「多元語言社會」為出發點

除了單純的語文能力考量之外,語言對歸屬感、排斥感、和各種成見的形成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人們對語言的態度,也往往透露了人們對不同群眾的態度。

在建設現代國家的路上,為了普及教育和簡化交流,多數國家都認識到統一標準語的重要性,並走上「一國一語」的道路。「說國家標準語」常常成為一種「文明」甚至「純淨」的象徵。

台灣曾經經歷兩次規模較大的語言政治改革。在民國時期,「國語」成為國民政府積極普及的標準化語言,而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在地語言的態度則相對寬鬆,直到二戰期間,在皇民化政策下,日本積極在台灣推動「國語」(日語)。二戰後,中國各地官民跟隨國民黨來到台灣,一來各省移民背井離鄉難以互相溝通,二來當地語言和台灣認同關係緊密,給予國民黨「推行國語、禁用當地語」的強烈的政治動機。

教育、法令,加上收音機和電視的推波助瀾,台灣儼然成了全華語區「國語運動」的模範生,國語和其他語言無論在實際功能和觀感上都產生了明顯的優劣勢之分。

類似的語言政治在日本、法國、英國、瑞典等國都曾經發生。由於各國語言分佈和語言之間權力關係的不同,語言標準化的「粗暴」程度也各有千秋。然而把標準化的官方語視為「文明」象徵,對於其他語言或干預或漠視,使其弱勢化或邊緣化的傾向則是大同小異。

後來許多國家都意識到,就算國內有一個標準官方語言,並不表示其他語言──無論是在地的少數語言或是新進的移民語言──就一定要消逝,或是要被視作「非文明」的象徵。這些國家也親眼目睹,母語的「根」一斷,就很難修復。當一代父母基於語言焦慮(害怕孩子說話有「口音」,或標準語說得不好而吃虧)而放棄了親子間的母語交流,下一代就很可能從此喪失傳承母語的能力。

為了挽回這個不可逆的走向,各國在60年代以後通過的國家語言法規,多是從「一國一語」的社會,試圖朝著「多元語言社會」的方向邁進。

多元語言社會一方面確保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充分發展官方語言能力,也盡力為孩子營造母語、官方語言相輔相成的雙語環境。另一方面則在校內和校外都試圖促進民眾對不同語言的了解與尊重。當一個社會更願意接納多元語言,更多家庭認識到雙語環境對孩子來說不是一種劣勢,就會有更多爸爸媽媽願意和孩子說母語,也讓孩子從母語中獲得認同。從這層意義來看,「母語教育」可以說是「多元語言社會」這個大框架下的其中一環。

母語教育與本土語言

經歷了「成功」的國語運動,現在台灣有很多人已經不太會說阿公阿嬤的語言,因此難以傳承自然流利的母語,下一代孩子也可能無法達到適用「母語教育」的程度。

在瑞典也有類似的情況,5個在瑞典國內長久存在的國家少數語言,例如芬蘭語、薩米語、羅曼語等等,都因為瑞典語的排擠效應而存續堪憂,需要進行「語言復甦」。針對這類瀕危的國家少數語言,母語教育的策略也有所不同。比方說,出身自薩米族群的孩子,就算是完全不會說薩米語,也能參與母語課。可以想像,旨在復甦瀕危語言的母語課,在教學上就會更著重於單純的語言習得,並配合文化傳承的內容。

除此之外,無論家裡原本說不說母語,說哪種母語,認識本土語言,對每一個孩子來說都很有價值。透過對台灣多元語言的認識,每個孩子都能豐富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經驗,發掘這塊土地的多種面貌,了解台灣的歷史和社會發展。而這樣的課程在教學內涵上,就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母語教育」,而更偏向「鄉土教育」了。

在瑞典,母語教育是一種權利,而不是義務,然而因為母語教育能帶來整體語言能力和自我認同的提升,多數父母都很樂意讓孩子上母語課。至於鄉土教育,雖然在瑞典課綱當中沒有所謂鄉土教育一詞,但是在各科課程當中常鼓勵學生更深入了解家鄉的內容。比方說在瑞典國文科課綱,學生必須了解瑞典的社會語言(social linguistic)歷史和現況;在歷史課,也鼓勵學生進一步了解發生於自己所居住地域的歷史事件。

無論家裡原本說不說母語,說哪種母語,認識本土語言,對每一個孩子來說都很有價值。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對語言、文化、族群的思辨

在語文和社會課上,學生也學習瑞典和鄰國在語言政治上的變遷,了解語言政策和社會、文化、族群的關係。例如,看國家如何一下子相信原住民薩米族群應該要同化為文明的瑞典人,一下子又相信要維護薩米的風土和生活方式,強制薩米學童就讀薩米學校,薩米語教授以傳統畜牧為中心的技能,並且不使用暖氣等設備,以「維持最真實的」薩米生活。這類面對少數族群的默然或傲慢,在世界各地都曾經上演。

語言政治和移民政治也往往相互糾結。在2015年和2016年之際,隨著移民數量增加,瑞典的第二大母語從長久以來的芬蘭語,第一次成為阿拉伯語,這個變化也在各政黨之間激起了許多針對多元語言社會走向的討論。

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和地緣,使我們的社會語言環境特別豐富而複雜。有因為國語運動而凋零的20種本土國家語言,還有東南亞新住民的移民語言。而國語滲透的程度在台灣南北部、個別家庭中也有程度差異,因此很難把所有語言、學生全都放進同一個框架下。

此外,台灣鄉土記憶的斷層並不僅在於語言,過去幾個世代的義務教育集體記憶中,台灣的歷史社會敘事基本上被連根拔起,並植入了國民政府的敘事。因此在台灣,「鄉土教育」是一個將台灣敘事回植的工程,也是橫跨多重科目的大框架,而「本土語言課程」也屬於這個框架下的一環。也就是說,母語教育和本土語教育,可以被放在「多元語言社會」和「鄉土教育」這兩個目的和性質不同的大框架下,出發點有所不同。

我不是語言政策專家,僅能從瑞典經驗反思台灣。而我們看到的他國政策,往往是一連串決策過程的最後階段,因此我們可以往前推,一國的倡議團體和專家如何透過立法機制發聲,並訂立法令、取得國家預算,最後這筆預算經過各種和現實的磨合妥協,成為我們看到的政策。

比方說,在瑞典有幾個少數語言和地域連結特別緊密,像是在瑞典東部的芬蘭語區,在這些地區的芬蘭語族群按瑞典語言法享有更多權利,例如可以上芬蘭語幼兒園、住芬蘭語老人院、並且用芬蘭語和公家機關溝通。因此在這些區域的市鎮也會得到更多預算,並且視情況運用在聘請芬蘭語幼兒園教師、翻譯人員等等。

在從訂立法令到形成政策之間,往往有許多必須和現實妥協之處,然而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並理解多元語言和鄉土教育不是一蹴可及的,貴在不斷往前邁進。例如瑞典的母語教育也存在很大的師資問題,尤其是瀕危語言和小語種的合格師資長年匱乏。話雖如此,瑞典目前仍然有5千多名母語老師,有上萬學生受惠。瑞典現在有教育機構開始推出線上母語課程,也許能緩解缺乏師資的問題。

每種語言,都是一個新的世界

有天我在一家餐廳門口,看到一個在安撫嬰孩的瑞典爸爸,嬰兒止不住哭泣,爸爸輕輕搖著孩子,用瑞典語說:「我懂,我懂,當個小小孩多麼不容易……」

我聽了突然感悟,可不是嗎?嬰孩要在懵懂中去和世界和五感磨合,這是多麼不簡單的事啊!這個爸爸柔和的語調和世界觀,深深打動了我。同時,在中文我們帶著疼愛對孩子說:「你真是愛撒嬌。」「被撒嬌」這種允許對方打破分際和規範的溫柔,也讓我的瑞典朋友們耳目一新。每個語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思考模式,接觸不同語言,就像打開新的世界,而世界上每少一種語言,就會失去幾分色彩。

邁向多元語言社會和推動鄉土教育,值得台灣社會投放多少資源?如何安排和運用這些資源?對於台灣本土語言教育和母語教育,我想現階段任務也許是更嚴謹地定義每一種語言、課程背後的教學目標、對象、內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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