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台北最早的越南餐廳，其實與越戰有關嗎？你知道台北木柵曾是越南華僑最大聚集地？你知道台灣的天主教會裡，有許多來自越南的神父？你知道台灣援助過戰爭期間逃出越南的船民，澎湖甚至還有過一座難民營？
越南與台灣的關係，絕不僅止於1990年代的仲介婚姻、外籍移工或與中國間的地緣政治。1975年4月30日，北越軍隊攻陷南越首都西貢，為長達近20年的越南戰爭畫下句點。許多擔心受到政治迫害的越南人紛紛出逃至世界各地，其中一些人輾轉落腳台灣。他們或許就隱身在你我身邊的老社區、雜貨店，像每個台灣人一樣默默打拚，但若被問起，每個人身後都有一串令人驚心的家族血淚史。
在越戰結束50年的2025年4月30日，獨立評論舉辦「逃離越南的人：越戰結束50年，來到台灣的他們現在怎麼了？」論壇，邀請兩位戰爭後逃出越南、現在定居台灣的講者，帶著他們自己與親人離開越南的經驗，與大家分享這段歷史。
阮文雄神父：為了自由逃離家鄉，戰爭雖結束但和平仍未降臨
我是在1979年，跟52個人用小船逃難離開越南。當時並不知道我們會去到哪裡。7月27日晚上碰到一個很大的颱風，大家都以為我們會淹死，沒想到隔天居然還活著。我們在國際公海上碰到很多大船，但大多離我們而去。最後終於有一艘挪威貨輪把我們救起來，最後帶到日本。
1979年，越南戰爭已經結束，理論上應該和平了，但我還是選擇逃難，是因為越南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正是在1979年，越南與柬埔寨開始戰爭，我是在這個背景下逃走。成為神父後，我本來是被派到台灣來做傳教工作，但天主很奇妙地讓我有另一項任務，就是幫忙越南移民、移工與新住民。
越戰結束50年來，越南都是由共產黨統治。從1999年開始有越南移工進入台灣工作，我逐漸發現，這是兩種政治制度下的人，共享同一個空間：民主環境下的台灣人碰上獨裁制度下的越南人，一起活在這塊土地。我因此有一些觀察。
專制統治下，越南移工不懂如爭取權益
首先是溝通上的差異。在民主環境中成長的台灣人勇於表達，也比較鼓勵對話。但越南的移工比較保守、想避免衝突，所以對質疑權威會有所懷疑。這種差異可能造成誤解。台灣人可能期望對方比較主動，但越南移工卻可能太被動或過度順從。
我的工作有一部份是拜訪台北的監獄。目前裡面有大約500位越南的受刑人，在監獄的外籍人士中算是數量最多的。我問一位受刑人為什麼入獄？他說他犯了殺人罪，殺了老闆。我問他發生什麼事？他說，他已經很努力讓自己滿足老闆的要求，希望老闆能重視他的貢獻。但某天老闆對他表示懷疑，他一時控制不住情緒，在衝動下就殺了老闆。我想，這是否就是不同制度下沒有良好溝通的結果？他們來到這塊土地上，沒有什麼準備，也沒有人幫忙，結果導致這樣的悲劇發生。
第二個是關於人權。在越南，人們沒有什麼人權觀念。台灣會講權利、講結社自由，但越南移工缺乏這樣的意識，因為他們過往的經驗都是越南的威權體制，所以不敢有自己的主張，也不知道如何伸張自己的權益。
第三個是公民社會的參與。在台灣，我們鼓勵移民工參加NGO團體、教會社群的活動，但越南移工參加活動時非常小心，很怕自己被監控。有些參加過教會、NGO團體的移工回去越南，在機場就被攔下，被公安詢問為什麼會去參加這些？對他們來說，是無法很自由的參與公民活動。
在越南，很多人從小學習無條件尊重權威，在台灣也用這種心態面對雇主，不懂得表達，但雇主也不理解他們的想法，彼此之間產生很多障礙。我曾經碰過台灣的雇主跟我說，你們越南移工是很勤勞，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我去跟他們說要依照規定做事，他們卻全部態度大變。我問老闆，你跟他們講了什麼？他說我告訴他們要有責任感啊。我說，就是因為你這樣講，他們以為你不珍惜他們之前的付出。這就是雙方的差異，越南移工默默地什麼都不說，以為對方能讀懂他們的想法，但雙方產生誤會的時候，又不知道怎麼處理情緒。
接下來是集體主義與內部小團體的傾向。越南文化很強調群體和諧與忠誠，往往只與自己同語言或族群的人互動。這讓越南移工彼此之間很親密，卻不太能與台灣社會融合。各位如果有時間的話，每個週末去桃園火車站、中壢那邊的火車站看看，越南移工不會融入台灣人，而是自己聚集在一起。他們在一起聚餐，是釋放壓力的時刻，所以很多人犯罪也是在這種場合。有時候只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一個人坐在這張桌子，另一個人坐在那邊，彼此眼睛看看，看不順眼就起來互相質問，問了就生氣，生氣就動手，甚至失手把對方殺死。問他為什麼做這種事？他自己也說不明白。
至於被監控與報復的恐懼，不只是移工，新住民也有這個問題，他們非常謹慎。誰會監控呢？他們說親戚朋友。在越南，我們從小就被教育，在學校聽到了什麼，要跟那個地方的公安報告。因此，他們也把這種每天被監督的恐懼帶進台灣。
台越在希望的路上同行
2004年，我幫忙成立了一個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或是說越南移工配偶辦公室，幫忙了大概1、2萬個越南籍的人。我也跟NGO團體在台灣推動了一些保護性的法律，比如說反人口販運法、司法通譯的制度等等。我也在收容所、監獄關心移工，為他們處理一些困境，比如薪水被沒收的，就幫他們拿回來。還有就是促進越南和台灣的雙方可以用更平衡的心態互相了解。
我想，越南人已經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台灣人必須肯定他們對台灣的貢獻，讓他們從「外來者」變成「貢獻者」。我建議台灣的政府跟社會提升文化共融，因為文化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基本價值，我希望台灣政府或團體能夠做更多的文化交流、文化教育，也鼓勵越南人自我提升、有更多社會參與。
我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地方，卻能走在同一條希望的路上。為什麼我這樣講？越戰結束50年，但在經濟上大概落後台灣100年。我在路上問越南移工，如果越南現在要跟上台灣還要多久？他說大概70到100年吧。所以，我們要抱著希望，讓這些從越南來台灣的人能夠有機會學習，也將希望帶回到他們的國家。像是開放、權利與參與這些民主價值，能為越南移工提供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空間。
在越南，戰爭雖然已經結束50年，但是和平還沒有真的降臨。我認為，和平不只是戰爭結束，更是人民能享受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
羅漪文：移民少女的融入與認同，從南北對立走向和解
我跟父母親在90年代來台灣，我當時13歲。其實我的求學過程應該比許多從越南移民過來的小朋友幸運，我很多同學可能國中義務教育都沒辦法念完、被留級，也考不上高中，就去工廠工作了。我卻一路很順利的上大學，然後讀到研究所、博士班畢業，一路都有非常多好的老師在接力幫助我。
這兩年我出了兩本書，目的是為了讓台灣社會更理解越南裔的群體。因為我當了司法通譯，看到移民工群體的一些細節，覺得台灣有必要認識越南。不是讓那些人過來當你家看護、到你的工廠幫你工作就好，他們怎麼長大、活在什麼樣的社會，每個社會都會有不同的紋理，你總是要去了解他們的文化，了解他們是從什麼樣的文化走出來，然後變成今天這樣的人。
我是在戰後出生的。那時的越南非常貧困。我媽上禮拜還問我，你記得嗎，那時越南一個禮拜只有3天有電！而且晚上幾點後就沒電了。我還記得我把板凳拉到路邊的路燈下面，假裝自己很用功地寫功課。那時我爸爸常常帶我去第一郡那邊閒逛，我記憶裡的越南就是第一郡跟第三郡的美麗。我們會叫西貢是西貢，而不是胡志明市。就像我一直叫台北是台北。
來台灣的過程，其實是非常匆忙的。從知道自己通過台灣的審核、台灣政府願意讓你過來，到買機票、來到台灣，其實非常快。就是趕快賣房子，趕快打包，也沒有帶任何可以眷戀的東西就來了。來了之後，我們住在台灣政府安排的木柵一帶，很多越南移民都被安置在那邊。不過我們是暫時借住，因為當時安康社區已經滿了，我的父母因為還算年輕，不符資格，所以住了一段時間就搬出來。後來，我媽媽在木柵開了一間越南雜貨店。
誰能來台灣？從南越逃難者到北越勞工的愛恨情仇
在台灣的越南移民其實非常多。從1950年代就陸續有越南華裔來台灣，當時叫華僑，是留學生，通常都是有錢人家的小孩，父母會說你一定要出去，無論去香港或台灣，因為越南有戰爭的陰影──越南1968年有一場非常嚴重的戰爭，幾乎整個南越都垮了。75年之後越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跟南越共和國斷交，於是撤僑，有一個仁德專案，把跟中華民國有關的華裔人士都帶出來。可是需要等很久，一年可能只有幾百個名額。
到了90年代末，很多越南南方的女生跟台灣男生結婚來到台灣，先找到我媽媽的雜貨店。當時我們是台北非常稀少的可以買東南亞食材的店家，她們就來買魚露。先生跟婆婆會開車帶她們來。婆婆很好奇，「這魚露是什麼？怎麼那麼臭？」我爸就很生氣：「那個你不吃，你讓她吃！」
這些女生結婚過來之後沒多久，越南的看護工以及勞工就來了。他們都是北方人。這時候我們就掀起愛恨情仇了。我們華人先出來，無論坐飛機或者是坐船，總之大家都是落荒而逃；南越來結婚的女生我們也很同情她，因為你一定是不得已，才會嫁過來改善家計。那為什麼北方人可以不用結婚就來呢？
後來台灣給了很多獎學金讓越南留學生來讀書。那些越南留學生也幾乎都是北方的。我的室友就是河內的，經濟部裡面的某個職員，來我們學校拿全額獎學金進修。但我沒有讓她知道我會講越南話這件事。我那時候不知所措，不如不要講。但是她對我很好，知道我嫌切水果麻煩，還切了一盤柳丁放到桌上說給我吃！撇除政治的框架之後，其實人的觀感也會不同。
後來我當了司法通譯，接觸比較多北方人，比較從人的角度去緊密的接觸之後，才知道他們的狀況是怎麼回事。這幾年又開始有所謂的跨國銜轉生，就是台越婚姻出生的小朋友被送到越南撫養長大，後來又回來台灣讀書。當然還有台商到越南去工作，很多台幹在那邊談戀愛、結婚，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疫情期間其實台灣的供應鏈也轉到越南去。所以其實兩邊的關係，又開始有改變。
浮萍落地生根：越南移民在台灣的安身立命
我們剛來台灣時，覺得最困難的是食物。越南吃的米是長米，比較乾，但台灣的米軟綿綿的，我記得我頭兩個月都覺得這米沒辦法吞，很奇怪。當時去找越南食物，發現台大對面有幾間越南餐廳，是早期的留學生開的，賣廣東化的越南餐，所以會有海南雞飯、咖哩、牛河等等。
依據移民署的統計，以結婚、婚姻移民來說，目前最多還是陸配，第二多的就是越南媽媽。其他東南亞裔則比想像中少。通常這些越南女生都來自九龍江平原，我的爸爸、我的爺爺都住在這裡，越南的最南方。那邊有很多潮州人、客家人，從清末民初就去到南方墾荒。我爺爺就是一個客家人，娶了一個潮州移民的女兒。潮州移民來得比較早，一度成為大地主，但後來戰爭一場又一場，土地被一直沒收，到了我這一代，已經是非常底層的平民。
九龍江平原的女孩子帶來非常多當地菜色，是在台北那些主流越南餐廳吃不到的。去鄉下也會看到她們的盆栽，大家以為是野草，但仔細看都是越南香料。吃到她們的菜，我非常感動，因為那是我很小的時候，我那些姑姑們會做的，非常越南、非常在地的菜色。那只有九龍江平原的人才吃到，你在越南餐廳是吃不到的。
讓越南移民在台灣安身立命，我覺得確實像神父講的需要有文化中介。我也一直往這個方向努力。越南文學這樣說：人的命運，如同九龍江上的浮萍。滔滔河浪把浮萍推到哪裡就是哪裡，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會在哪邊落地生根。難民偷渡的過程也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上岸。人的命運，其實是非常脆弱的。
帶領我思考安身命運的一本書，其實是前輩作家王鼎鈞的《左心房漩渦》。王鼎鈞先生自己是山東的流亡學生，走遍中國大江南北，然後來到台灣。他在書中寫逃難的所見，人們在馬路邊販賣家當變現。其實像我們家當年根本沒什麼東西可以變現，房子賣了，機票錢還是借來的。
人是非常複雜的。像越南現在慶祝戰爭結束50週年，一定會說自己戰勝了美國。如果有北美的越南裔在講當年的逃難，也會有越南小粉紅馬上去圍攻人家。無論是越南的經驗、中國的經驗、或是像當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經驗，總是會有這種把一方貶低的爭執，說你不忠誠、勾結外國勢力、沒文化……把對方壓低，你的勝利感好像才會更大。現在已經有一些海外的越南人開始呼籲要和解、要療癒，但這樣的概念還是會被嘲笑。人的認同很複雜，尤其牽涉到現實利益的時候。越南人自己都還有這樣的互相不能理解，我在台灣，也只能盡我的能力讓台灣人理解越南人，希望在台灣的越南人可以沒有那麼徬徨不安。
現場越南人的迴響：當年，我們是這樣來到台灣
台哥大資訊長蔡祈岩的故事
我是1979年來到台灣的。當年我們家住在現在胡志明市第五郡堤岸，我爸爸年輕的時候從金門去越南做生意，我媽媽是從廣東去越南做生意，所以我們算華僑。他們總共生了我大哥、4個姊姊、我跟我弟，總共7個人。
我大哥是在1973年時，我爸送他來台灣留學。當時他們既沒有中華民國身分，也沒有中國身分，也沒有越南身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當地越南華僑的普遍現象，但是可能都沒有國籍。所以那時候他幫我哥買了一份中華民國護照，飛過來留學，就在這邊定居。2年後越南就淪陷，我哥於是申請移民。其實不順，申請了4年。1979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仁德專案，或者因為1979年中越戰爭，在越南的華人受到更大的迫害，中華民國政府也覺得必須多接一點人，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被批准。
越南政府是不允許16到60歲的壯年男性出國的，但我們運氣很好，我哥已經來了，我是最大的男孩子，10歲，其他都是女生。所以我爸就想辦法把自己變成61歲。反正我父親應該就是那種華僑性格，很能夠想辦法，保我們一家都平平安安。所以，1975年淪陷後到1979年，我在越南還讀了4年書。我的越文聽說讀寫是可以的，因為讀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都是讀越南文。
來台灣的時候，本來應該念五年級，可是校長跟我面試，發現我半個中文都不會。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樣，堤岸所有華人，不管是哪一省，都是講廣東話。所以我只會講廣東話跟越南話，不會講普通話，也不會寫中文字。校長於是幫我降級讀三年級，我比同班小孩一直大2歲。但是可能因為降讀2年，所以我第一個學期從中文半個字都不會，居然就在班上拿到前三名，以為自己是神童，從此以後就喜歡讀書。雖然念小學沒有僑生加分優惠，但是一路高中讀師大附中、大學讀交大資工系，發展都很順利。
因為前面爸媽沒有讓我們受什麼傷害，包括在越南的時候，哥哥姊姊也都很努力。我們雖然移民來台灣，能帶來的只有鍋碗瓢盆，沒什麼錢。一開始住在三重，後來搬到天母開文具店，其實很辛苦。我姊姊哥哥都去打工，反正想辦法幫忙，一間文具店就把全家養起來。
我覺得台灣給我們家庭最重要的是包容。除了小時候偶爾會有同學說「你是越南難民」，聽到會覺得有點刺痛；還有我姊在蘆洲，人家會說「你越南來的，你是越配」這種小小的事情，除此之外一路都很順利。台灣政府，包括社會，也都平等地給我們機會。我一路這樣工作，現在當到台灣大哥大的資訊長，也是中華民國資訊經理人協會的理事長，應該發展得還可以。現在也結婚生小孩。不過我小孩對我是越南華僑應該沒有什麼感覺，畢竟他們從小就在這邊長大。
今天是我第一次參加有這麼多同鄉的聚會。因為我一直不知道去哪裡找。我回去越南2、3次，前年還回去看過老家，也很愛吃越南料理。越南是我出生的地方，台灣也是包容我、讓我成長的地方。我也很希望回饋。
不過慚愧的是，從越南回來以後，我的生活環境裡完全斷了越南文，看不到越南字，講不到越南話。在家裡跟爸媽都是講廣東話。我來台灣的時候一開始不會講普通話，可是小孩子學很快，大概一個月，跟同學就可以講話，大概兩個月就沒有什麼障礙，然後過了一個學期，突然有一天，我居然一個越南文都不記得。所以我現在是半個越南字都沒有辦法講，因為完全就斷了。我的腔調其實也聽不太出來。所以我如果不講，可能平常在工作上，大家也不知道我是在越南出生。
台灣骨董店老闆阿光的故事
我叫阿光，已經逃出越南近50年了，現在是59歲。我很小就從越南逃難出來。到台灣是坐軍艦，陸續到過九曲堂、台北兒童福利中心。以前我都會有認同的問題。我是廣東人嗎？越南人嗎？法國人嗎？台灣人嗎？我什麼都不是。然後現在人家問我，我說我是法國越南華僑。
我們當年在越南住在海邊，我爸媽他們是廣東人，捕魚的，所以自己開船就逃出來。逃難時都要準備食物，有雞、鴨、豬什麼的。爬上軍艦的時候，我現在都還記得那個豬叫的聲音，因為小船失去控制，在海上轉來轉去，很淒涼的感覺。上了軍艦以後第一個吃到的，就是營養口糧餅乾。
1983、84年我就去了法國。差不多13、14歲，進了法國學校要讀什麼雨果啊什麼的，我一句法文都不會，就很努力的一直念書念到2、3點，撐著撐著，最後讀到大學。
其實這之間我來了台灣4趟，超喜歡的，因為在那裡人家會跟我聊天啊。之後就開始對法國華人的歷史有興趣。後來是因為認識我太太，於是來到台灣，開了跳蚤市場（骨董店）。
我覺得其實我的人生就是碎片。所以我也在收藏碎片。我收藏法國的老文獻，也收藏台灣的。人家看不入眼的，我都會把它拼起來，好像是一個拼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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