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權團體熟知的越南神父阮文雄，是美國國務院口中「結束現代奴隸制度的英雄」。他年輕時因為越南內戰，成為政治難民，經歷多次逃離的嘗試後終於順利出海，卻又遇到颱風，最後被一艘挪威貨輪救起，在台灣度過了他生命中最精彩的40年。這位非典型的神父積極介入台灣在地與越南人有關的議題，並且透過跨國串聯，成功地集結力量為弱勢發聲。
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林淑芬教授，與一群朋友一起為阮文雄記錄下他的口述生命史，引領我們看見一個曾經需要接受援助的難民，如何在經歷多重的流離歷程之後，成為能夠匯聚眾人力量的專業助人工作者。《獨立評論@闖天下》第75集就邀請阮神父與林淑芬教授，向大家分享這段難民蛻變的故事。
阮神父：從越南出逃的經驗，一切都是我要努力克服的挑戰
我從越南逃出來，總共大概7、8次。最後一次是在1979年7月25、26日。之前的幾次逃難，都是仰賴我一個好友家的資源，直到最後一次，是我和我的家人主辦。
當時，我們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但過程還是很多波折。我們把船隻需要的燃油藏起來，卻被人發現而偷走，不得不為此延後了出發時間；而到好不容易要出發的當天，我的叔叔臨時把女朋友帶來一起逃難，兩人躲在田裡，附近的狗群注意到而吠叫起來，我們以為是公安，因此嚇到不敢依照原訂的計劃跑去海岸。最後能順利接應上，我想都要感謝天主。我們在海岸躲了大約1個半小時，小船終於從海上開過來接我們離開，又花了30多個小時才抵達公海。
我們在海面上遇到颱風。我已經在海上工作2、3年，但當天我真的以為我們所有人都要死了，因為那天的颱風實在很可怕。最後來救我們的是一艘挪威的大貨船。船長的太太、女兒都在船上，看到我們這艘小船上有好幾個小孩子，覺得不忍心，因此請船長發動救援。讓我們這群人得以倖存。
被救起來之後，我陸續待過日本和澳洲的難民營。在那裡我意識到，生活是必須要面對挑戰，才會有所成長的。無論在日本還是澳洲，總會有不熟悉的地方，但狀況越困難，我反而越努力去想辦法，在困難中尋求新的力量與創意。我想是因為從小父母就教育我要努力的關係吧！雖然在難民營的生活的確辛苦，但至少我感覺到我有了自由，活在一個民主的社會。
從幫助菲律賓移工開始，再為越南移工服務
我在澳洲念完大學之後，他們問我要去哪裡服務？我說日本，因為我曾經以難民身分在那裡待過，熟悉那邊的語言和環境。但不知道為什麼，修會最後指定我到台灣。身為神職人員，我必須順從修會的安排。所以我就來了。
一開始，我的工作不是跟移民工有關，而是協助那些無家可歸或犯罪的青少年。我在中和收容所服務了2年多，然後回去新竹教區，才真正開始服務移民工。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難民，也可以說是移民、移工，所以我很懂他們的心情。我想要以我的經驗加上神職人員的角色，帶來天主的愛，分享給這些在台灣弱勢的人。
那個時候越南移工還沒有進入台灣，主要都是菲律賓來的。我能提供的就是給他們做彌撒。當時移工都在成衣工廠，我一邊當本堂神父，一邊去拜訪他們、關心他們。到大約1990年代，越南的移民工開始進入台灣，我發現好像還沒有人在協助他們。所以我在桃園教區當時的主教劉獻堂支持下，成立了一個辦公室，讓我可以專門照顧、幫助這些越南人。
幫忙越南移工，反而讓我成為越南政府的黑名單
2004年，台南爆發一起仲介性侵多名越南女性移工的案件。當時，越南《青春報》來訪問我，我想這是好事，可以讓在越南的人也知道這件事情。我持續幫忙被害者，勸導她們出來，透過台灣法扶基金會申請律師來打官司。當時有越南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去找這些勞工，勸導她們回去拿一筆賠償金，然後回越南。我在媒體開的記者會上也說了這件事。
從那時起，我就覺得不太對勁。在協助越南漁工時，有些案件需要請越南辦事處協助，他們的態度變得不太樂意。有謠言說越南政府把我放在他們的黑名單，我想這是開玩笑吧？但我逐漸發現，有些跟我合作、在教會或在NGO幫忙的漁工，回到越南後都會被公安調查、威脅。好像只要跟我接觸的人，就會成為越南政府盯上的對象。
我想，我做的這件事，是越南政府不喜歡的，那就是讓越南人民知道了自由民主、公平正義，讓他們懂得為自己爭取權利。我們進行的一些倡議，特別是跟台灣的NGO一起合作建立反人口販運的法律，可能也是越南政府不喜歡的，因為越南當時就是把這些人當作賺錢的管道，收了仲介費之後就把人丟到台灣。我們把移工碰到的狀況說出來、讓台灣政府和國際媒體都知道越南漁工的處境，這些可能都讓越南政府很不高興。但我是神職人員，除了用嘴巴說話、幫助他人以外，我沒有做任何傷害人的事情。
為了服務民眾而去學心理諮商
我來台灣的時候是1988年，當時我還是學生，已經參與協助移工的行動。到2008、2009年時，我開始發現，為什麼這麼多年來，移工們都在重複同樣的問題？我也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耐煩，因為總是在處理同樣的麻煩，好像一直撿垃圾丟到垃圾桶一樣。我開始自我反省，意識到我還沒能真的在精神上協助這些移民工，讓他們成為真正有力量的人。因此我向修會請求，讓我能夠去讀一個心理諮商的學位，這能讓我更好的服務群眾。
現在我在辦公室接到尋求協助的電話，第一件事就是先傾聽對方的故事，甚至讓他們直接到辦公室坐下來跟我聊聊。他們在困難的當下，最需要的其實是一顆平靜的心。大部分移工來到台灣，每個人背後都有幾千美金的仲介費，所以當他們面對被解雇、重新找工作、被毆打、被性侵，他們要擔憂的除了自己的安全，還有這筆債務怎麼還？家人怎麼辦？
最近我們碰到一個19歲的女孩來請求幫忙。她在越南付了6,500美金，到台灣的食品工廠工作，但最近被解雇了。她哭著說，為什麼我跟其他人一樣工作，公司卻解雇我？我們能做的就是安慰她，讓她知道我們可以怎麼協助她，幫她拿回應有的權利。你想想，一個19歲的女孩子，花那麼多錢來台灣，一句國語也講不出來。她的父母以為孩子出國就可以工作賺錢，根本不知道在這個新的環境裡會碰到什麼狀況、要怎麼辦。所以，我們的庇護中心會教移工中文，每個星期有半天，我會教他們心理健康，另一個時段則教他們法律，讓他們知道可以如何保護自己。
還有一個案件是一個年輕人，在操作機器時出了狀況而被截肢。我也是同樣的安慰他，先讓他不那麼焦慮，另一方面去跟地方政府協調，讓他能夠暫時被安置，而不用擔心轉換工作的期限。對我來說，學習心理諮商讓我更能陪伴這些移工，讓他們有足夠的能量恢復精神。
其實在台灣有這麼多的移民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壓力，但現在還沒有人重視這一塊。我真的很希望能照顧這些移工移民的心理。他們有健康的精神工作，會減少很多不該發生的事，同時也幫助台灣的雇主創造更健康、更好的工作環境。
林淑芬：阮神父的經歷，也是一段越南近代史的縮影
我想關注台灣移民或移工運動的人，應該都聽過阮神父。我身邊有些朋友、學生和神父共事過，所以我很早就聽過這些事蹟。但真正實際接觸是從2019年的訪談開始。我透過一位學生居中聯繫，也約了長期關注澎湖越南難民的劉吉雄導演一起去。
一開始本來是想要透過神父去了解台灣的越南移工工會，是怎麼成立運作？在台灣的越南人社區又是如何？但後來就自然聊到他在越南的經歷。神父分享了他的家族從1950年代自北越南下，在越戰期間的情況，最後他是如何出海逃到日本等等。我們開始想要為神父做一個完整的口述史。
隨著訪談進展，我越來越清楚意識到，神父在越南的成長經驗、離開越南後的難民歷程，跟他在台灣從事的移民移工運動有非常直接的連結。我也認為，神父的個人生命經驗，可以讓我們更深入了解越戰的庶民史，還有日本、澳洲等地的難民收容政策，以及海外的越南人社群。
看見被台灣人忽略的越南與難民歷史
進行的過程中我自己覺得有兩個比較大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疫情，因為我們的訪談剛好就是在2019年底開始，2020年初疫情就爆發了，所以我們的訪談一直做了4年，到疫情結束才結束。第二個挑戰則是因為我們的訪談內容無論時間或空間跨度都很大，涉及不同時期的遷移，從北越到南越、日本、澳洲，但我自己對越南的認識是相對不足的，過程中得為自己補很多課。我自己也因為神父的關係，特別開了一門討論越戰的課程。
我覺得阮神父的態度也啟發了我，不把這些當成困難，而視為挑戰。訪談神父，好像也是在訪談一位專業的心理學家、一位知名的作家和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有時甚至我們變成被神父安慰的人，當我們看見這些事情有多難、台灣移工的處境有多令人沮喪時，神父會反過來告訴我們說，反正這條路走不通，一定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做。訪談他就像去接受一場心理諮商一樣，讓我們因此得到力量。
而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訪談過程可以深刻感受到神父承擔的責任之重大。因為神父的行程很滿，我們通常都是一早9點就去了，可是卻發現已經有移工從辦公室走出來。不知道神父都是多早就開始工作？訪談過程中，神父的手機也從來沒有關過，因為總是有人要找他，訪談後也總是有下一個行程。這都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他的投入與貢獻。
這本書首先想要讓人了解的，當然就是神父經歷的故事，第二個是作為台灣對越南歷史認識的引子。第三個則是跟難民有關，台灣這幾年常有難民法的討論，但其實深入探討會發現，不管是在東南亞或者是東亞，基本上都沒有簽署難民公約。過去對越南難民的想像，都是他們會去西方國家，但其實從神父的故事可以看到，台灣、日本也都有過越南難民。我覺得這也可以看見東亞在面對越戰時，各自社會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而採取不同立場，很可以作為我們現在的參考，也可以讓大家對台灣的越南人有些不一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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