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個世紀，美國對於發展生物戰劑一直忽冷忽熱、若即若離。固然《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1925年6月17日在瑞士日內瓦簽署，於1928年2月8日開始生效，簽約的36國，例如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國卻屢次犯規，迫使俄國（未簽約）與美國、英國不得不重視生物戰劑在戰爭科技中的重要。
《日內瓦議定書》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以及所有類似的液體、物質或器件以及細菌作戰方法，其實之前也有類似的國際法慣例及公約，如布魯塞爾宣言（1874）、海牙第一公約（1900）、海牙第二公約（1910），但從未真正發生效力。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核子武器，都屬於《日內瓦議定書》所規範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研發生物武器，無論攻擊性或防禦性的，從來就是公開的秘密。
生物武器的戰劑包括病毒、細菌、原生動物、寄生蟲或真菌等，除了病原體，生物所產生的毒素也被拿來做生物戰劑。據統計，量產生物戰劑的國家，已研發過1,200種具有攻擊潛能的生物戰劑。1970年代初期，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乃因應這種盛況，由英國發起訂立。
生物武器公約倡議之前，美國得到情報，蘇聯在生物武器方面的研發飛躍成長，由於自忖甚難超過蘇聯的生物戰劑量產，於是先發制人，打蛇隨棍上，極力鼓吹生物武器公約的締訂與執行，希望國際制裁可以多少嚇阻蘇聯。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又稱「生物與有毒武器公約」，是禁止發展、生產、貯存生物與有毒武器的公約，也是第一個關於生物武器的國際裁軍條約，生效於1975年3月。然而從這個公約的第一條來看：「在任何情況下，永不得取得及持有生物武器。」不必說，美國、蘇聯（以及解體之後的俄國）甚至英國至今都不合該公約的規定。
這些國家，都用過生物武器
戰爭中使用生物戰劑，在人類的戰爭史上並不少見。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的西台古國，公元前1200年，便懂得將帶菌的屍體拋射到敵方土地上。1349年，蒙古人圍攻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卡法城（Kaffa）時，該城易守難攻，由於自身受到由中國向西蔓延的鼠疫影響，蒙古人靈機一動，把患者的屍體從城外拋進城內，使卡法城的居民大發鼠疫，只好棄城而逃。
1763年，英國人鑑於過去西班牙人征服南美洲的經驗，拿天花病毒對付北美的印地安人；1789年，英國海軍也拿天花對付過澳洲新南威爾斯的原始部落。第二大戰期間，英國政府還計畫，以加了炭疽病菌孢子的、給牛吃的500萬個大餅，想投擲在德國，摧毀德國的牧業，後由於準備不及而作罷。
第一次大戰期間，德國人拿炭疽桿菌和馬鼻疽做為攻擊武器，前者針對敵方士兵，後者針對敵方戰馬及其他牲畜，使俄國軍隊大吃苦頭；同樣技倆也曾用於阿根廷，並以真菌導致阿根廷的麥田歉收。只不過，德國後來也受到報復，法國軍用伯克士鼻疽菌，使德軍士兵及牲畜受到感染。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惡名昭彰的731部隊，拿活生生的中國人、朝鮮人、蘇聯人，注射鼠疫、傷寒、副傷寒、霍亂、炭疽等病原體做實驗，至少有3,000人遇害。1940年至1942年，日軍也在中國浙江、湖南、江西、東北地區散布鼠疫及霍亂，造成各地疫情，導致數千人死亡。
日本原來打算在1945年9月22日針對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噴撒生物戰劑，然而因為美國搶先一步，在長崎、廣島丟下兩顆原子彈，日本8月15日便投降了。最妙的是，據說美軍決定以原子彈攻擊日本之前，艾森豪總統曾問軍方，是不是可以不要搞得那麼嚴重，難道不可以丟一些什麼細菌下去，讓日本人生生病就算了？
比較起來，美國在生物戰方面的損失幾乎沒有，除了在2001年美國炭疽攻擊事件中，武器級炭疽粉劑的郵件最先抵達美國廣播公司，導致一位工作人員因炭疽病喪生。維吉尼亞州瑞斯頓（Reston）的實驗用進口猴子伊波拉病毒感染事件，雖然引起美國軍方緊張，但是他們始終認為生物戰劑的穩定性太差，不容易控制，很懷疑它是否真能做為一種正規的戰爭武器看待。
然而在蘇聯解體前，俄國人卻認為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關於生物戰劑量產、儲存、運用的難題，且比起發展核子武器等昂貴的國防武器，生物戰劑的研發投資恰如九牛一毛，絕無理由輕言放棄。因此，雖然蘇聯簽署了《生物武器公約》，並對於自己已研發的生物武器，逐年依規定多少做了申報和淘汰計畫，其真實的狀況，直到兩位實際執行武器研發的重要科學家帕斯契尼克（Vladimir Pasechnik，1937～2001）與肯阿里貝（Ken Alibek），分別在1989年、1992年向英國及美國的情報單位投誠之後，西方世界才知道，全球生物戰爭的危機並未解除，且可能永遠不會解除。
2020年春天新冠病毒肺炎爆發疫情，至今雖無證據是出自恐攻，卻仍使世界經濟突然陷入大消退。美國政府這才感受到事態嚴重，類比推想之餘，可能也是首次承認，萬一被當做生物戰的攻擊對象，受害狀況會更慘。
幾位反對美國從事生物戰爭的英雄
關於美國如何開始發展生物武器，以及在1972年起自動分批銷毀已研發成功的生物戰劑，將相關實驗室、生產設施與工作人員移做民間用途，少部分做為生物戰爭防禦性研發之用，3位紐約時報記者（Judith Miller、Stephen Engelberg、William Broad）的深度報導專書《細菌戰：美國生化武器之後》（Germs：Biological Weapons and America's Secret War，齊司齊譯，時報文化，2002）寫得相當詳細。這本書初版於2001年10月，美國911恐攻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導致雙塔塌陷、3,000多人身亡之後的一個月，立刻躍居紐約時報排行榜第一名。
論內容的紮實可信，《細菌戰：美國生化武器之後》無可挑剔，尤其是它講到美國政府關於生物戰爭政策形成，過程中高潮疊起，各種利益團體在其中較勁，戰爭倫理的辯論、戰爭情報的消長等等，作者都發揮得很好，唯一較少著墨的是美國從1940年代開始研發生物武器之後，生物科技如何日新月異，進而使多國無法放棄相關研發。
書中提到兩位美國政府的科學顧問，一是哈佛大學的生物學榮譽教授麥塞森（Matthew S. Meselson，1930～），一是賴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1925～2008），雖然篇幅佔去不少，但是文字中夾雜著許多看似相關但實不相關的敘述，反而不易了解兩人堅決反對發展生物戰劑的理由。
大致上說，麥塞森比較像是偶然介入美國的生物戰爭政策的。1992年在哈佛大學的一場研討會中，他以「生物武器的過去與未來」（History and Future of Biological Weapons）為題發表的演講中就說，甘迺迪總統在任時，相當鼓勵學者參與國事，有一年暑假，閒來無事，他問老朋友生化學家Paul Doty是否可以進入軍備管制及裁軍總署，對核子軍備進行了解，但是一接觸就知道參與的學者已很多了，也發表了不少似是而非的所謂「報告」，所以他換成生物武器軍備，被帶到馬里蘭州戴特瑞克堡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院（USAMRIID）參觀，那是當時研發生物武器的重點機構。
麥塞森看到一棟七層樓的大樓，樓面上有許多假窗戶，裡面有巨大的發酵槽及離心機，詢問招待他的一位博士研究員，才曉得他們在研發炭疽桿菌。他大不以為然，心想一架輕型飛機散布的病毒，除了造成幾千英里之內的軍隊染病上身，也會波及平民百姓，或是給環境留下長期的感染病原，但是否能夠真正癱瘓敵軍，則仍是未知數。他後來常公開強調，瘟疫自古就是來來去去的，何須生物武器特意促成。
做過些調查之後，麥塞森大量撰寫文章及報告，反對美國繼續從事生物武器的研發，理由很簡單，從邏輯來說，美國已經「花大錢」在從事核子武器研發了，若說要殺人遍野，核子武器應該很夠用了，何必來搞這種「花小錢」還不知能否真正奏效的雕蟲小技呢？他認為，科技再怎麼日新月異，生物戰劑的威脅性畢竟有限。他的話，後來的尼克森總統聽進去了，下令各有關單位針對生物戰爭做政策辯論，足足進行了許多年，終於決定自廢武功，1972年與英國、蘇聯都簽署了生物武器公約。
另一位美國反對研發生物武器的英雄賴德伯格，來頭更大，他是諾貝爾獎生理或醫學獎的得主（1958），1946年，賴德伯格與泰譚（Edward Tatum）確認了抗生素抗藥性的成因，為現代基因工程奠下基礎。微生物靠著互借基因，學習如何抵抗新威脅，當兩種菌種混合，基因物質立刻產生轉移現象，也就是說，微生物基因受到控制，會產生生物化學反應。兩人與比竇（George Beadle）因為證明基因重組的現象，獲頒諾貝爾獎。
基因操縱的技術，對醫學、藥學、農業等眾多領域都有極大影響。賴德伯格深知基因操縱科技的強大潛能，害怕有人終將利用基因重組製造出更多種、更難以防範的新病媒，所以大聲疾呼，籲請各國自我節制，勿使生物戰劑的開發將人類帶上滅絕之路。他有一句名言：「大自然在演化過程上本來就不是善意的，人類也不是天生註定會存活。」（1988）
賴德伯格說這話的11年後，投誠的肯阿里貝克醫師在1999年出版了《戰慄計畫：一位蘇聯科學家參與生物戰的良心告白》（Biohazrad：The Chilling True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 Bioligical Weapons Program of the World，與Stephen Handelman合著，鍾清瑜譯，先覺，2000），書中寫到1973年以後，蘇聯科學家已利用基因重組技術，製造出能夠對四環素有抗藥性的炭疽桿菌，甚至有科學家野心勃勃，想研發出能夠「對三種抗生素有抗藥性」的兔熱病桿菌菌種，以及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新病毒及細菌。賴德伯格讀過此書，恐怕相當遺憾吧。
當2020年2月25日，世界衛生組織仍說新冠病毒肺炎還不是大流行時，美國已在1月19日發現第一名確診的病人，他是35歲的華裔男性，1月15日剛從武漢探親回美國華盛頓州。1月30日，電視台訪問肯阿里貝克醫師，現在他還是美國很多公家及私人機構的顧問，記者問他新冠病毒肺炎的事，他立刻回答，這就是大流行了，中國處理的速度太慢，也太晚讓世人知道疫情究竟。記者說，世衛好像還不確定會大流行？阿里貝克馬上說，那只是政治語言罷了，美國必須有所準備。
看樣子，熟悉共產國家政治文化的生物武器科學家，對於病毒或瘟疫的反應，畢竟還是靈敏一些。至於新冠病毒肺炎的出現，如前所述，生物學家麥塞森講對了一點，「瘟疫自古就是來來去去的，何須生物武器特意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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