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笑的，多年來我一直不肯正視褚威格（Stefan Zweig，1891～1942）的死亡真相。人如何死，只要不是意外，多少可以告訴我們一點關於他怎麼活過來的，但是我很清楚的告訴自己，我不想知道他為何自殺，甚至讀他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舒昌善譯，三聯書店，2010），他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我就沒再讀下去，剩了整整6章，直到最近才讀了一遍。我連那些讓他痛苦的事情，那些可能導致他自殺的遠因，都不想知道。
不是我對自殺有意見，依照托爾斯泰的標準，可能大多數人老早都該自殺了，因為我們活著只是活著，只是為了一些可能比自己更微不足道的極少數人活著，或基於生存的本能而活著，一生大部分時間沒什麼太大意義。褚威格自殺時不滿61歲，說長不夠長，說短不算短，至少他寫的書，還曾感動與啟發過好幾百萬人，好幾代的讀者，直到現在。
褚威格年輕時便很有志氣，告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他不僅想當個好作家，還想成為「道德的權威」，就像他立過評傳的托爾斯泰，曾那樣的自我期許。托爾斯泰雖這麼想，卻從未像褚威格這麼大剌剌講出來；托爾斯泰壯年時沒有自殺，也沒有出走，老年直到病弱才臨時起意，在酷寒的冬季離家而去，幾天後病死於旅途。托爾斯泰的遲疑不決，恐怕也是「道德的權威」幾個字在作梗，畢竟自殺不是典範，尤其是出自健康狀態的人。
褚威格之死，更完全無法拿來與華特班雅明（1892～1940）類比。同樣是猶太知識份子，褚威格是信仰佛洛伊德理論的大評論家，班雅明是主張馬克斯主義的大評論家，兩者都給世人帶來直指人心、眩人視聽的超廣角書寫，其效果比諸文學、戲劇更震撼。1940年9月26日，班雅明服下嗎啡藥錠而亡，當時他拿到美國旅遊簽證，且已由法國抵達西班牙，準備從西班牙經由中立的葡萄牙去美國，但是西班牙政府通知他，隔天將遣返他到法國。此時納粹已打到凱旋門下，並明令通緝他，他若不死，想必會遭到各式凌遲，像他未及逃走的弟弟一樣，兩年後死在集中營。
1942年2月22日的褚威格之死，卻是死在一個世界的樂土：巴西。固然，這時美國已和日本宣戰（1941年12月8日），巴西卻表明會站在盟軍這邊；他不像其他猶太人難民的捉襟見肘，遺產、財產加上書的版稅，使他與妻子儘可衣食無虞，貝德羅保利斯（Petropolis）山川壯麗，人民和善，甚至沒有像俄國或中歐難以熬受的寒冬，而且他的寫作、演講仍邀約不斷，他的心智（至少就表面看來）依然靈敏。
褚威格自殺後，據說羅曼羅蘭曾感歎：「奇怪，他是那麼的強韌、那麼的安然……」，湯瑪斯曼大吃一驚，表示憤慨及失望，公開譴責他懦弱，「這下子納粹可高興了。假使褚威格對納粹的厭恨與輕蔑多一點，說不定他反而不會自殺了。」我承認自己當年的反應較類似湯瑪斯曼：一個尊崇真理、宣揚正義的知識份子，有什麼藉口，可以不要留下來跟大家一齊奮鬥，努力戰勝邪惡？
然而我逐漸知道，我不關心褚威格為何自殺，其實大致上是因為自私：閱讀褚威格的文字是多麼甦醒動人的經驗，與他從事私密的靈魂對話是多麼豐盛的享受，我哪裡願意想到，這樣一個巍巍然的精神領袖，竟會死在一張簡陋的床上，短袖襯衫的胸口濡濕著汗漬，旁邊還有個人陪葬：在他生命後期幫助他至多的妻子蘿蒂（Lotte Altmann），小他27歲，顯然不願意他孤單而去，將她的左臂護衛似的環放在他上腹交叉握著的雙手上，枕睡在他的肩頭。
我恐怕看見這個真正的褚威格，一個怯弱的、失神的褚威格，無法阻止自己或妻子的自殺。假使面對真相，我還能像過去那樣，從閱讀他的書得到同等的滋養與振奮，告訴自己人間的理性與熱情是值得追尋的嗎？
最後的自我放逐
我以同樣的心情迴避《最後的放逐：一個永恆過客的錯位人生》（The Impossible Exile：Stefan Zweig at the End of the World，George Prochnik原著，黃中憲譯，大塊文化，2016），中文版出版後好多年沒碰它，我的藉口是，不喜歡出版社把原書名「無望的放逐：史提凡褚威格在世界盡頭」譯成可能較吸引人的「最後的放逐：一個永恆過客的錯位人生」。你想想嘛，如果褚威格承認自己是個「永恆的過客」，他可能就不會自殺了，而連他也說過，就是受不了還要繼續流浪才自殺的。
「The Impossible Exile」確實講中了褚威格自殺的根源，無望的放逐是勾起褚威格種種憂鬱的源頭。他與妻子開始學習葡萄牙語，卻不知戰爭何時結束，投資這樣的心血有無比必要，等等。若從1934年褚威格離開奧國薩爾斯堡算起，直到他自殺，他已自我放逐超過7年。「Stefan Zweig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就是指「褚威格在巴西」，沒什麼別的意思，很中性，從地圖上以西方國家的眼光看，位於南美的巴西確實已接近人類文明的邊緣。
事實上這本書的英文書評都很好，認為作者Prochnik很持平，最近我真正讀了這本書，卻仍覺得沒有什麼「一個永恆過客的錯位人生」這回事。人生本來就沒有什麼錯不錯位的問題，不是嗎？最多只能說褚威格「命該如此」。
我終於找來這本書之後，一讀便動容了：Prochnik是個很真誠的作者，他說寫這本書有私人因素，他身為猶太人後裔，祖父、祖母是在二戰前能夠從奧國移居美國的幸運者，當時還有幾百萬猶太人流散到各地，無法歸籍，或是那些根本無法逃離的，終於進了集中營，也死在集中營。他寫道，祖父母原來夫妻關係超好，好到大家都覺得他爸爸小時候遭到忽視，然而他們到美國之後，一切都變了，祖父使盡力氣恢復行醫，卻仍無法過以前那種優越的社交生活，祖母從過去風風光光的先生娘，變成一個鬱鬱寡歡的怨婦，祖父母後來碰在一起就是吵架甚或打架。
Prochnik寫道，有一天父親感慨的跟他說，假如當年有電視就好了，人家說電視妨礙了家人的交談，父親覺得祖父、祖母交談並非好事，動不動一言不和彼此衝突，但是如果有電視，至少祖父、祖母還可以一起坐下來，全家看看電視，不必討論任何事情。Prochnik這才感受到放逐生活的可怕，它包含了種種你想不到的、對人的心性之摧折。
Prochnik原來倒不是什麼褚威格的書迷，由於對巴西好奇，讀的第一本褚威格著作是《巴西：未來之國》（樊星譯，上海文藝，2013），不是小說，不是評傳，而是褚威格與巴西還在蜜月期寫出來的溢美之作。
《最後的放逐》中，Prochnik花了不少篇幅介紹了好些對這本書的批評，寫得很中肯。巴西政府很多年把這本書當做國人的教科書，可能是他們的歷史學家沒有褚威格那麼優美的文筆吧，加上褚威格的樂觀，而在任何國家久住的人，尤其是學者，都會找到他們不大樂觀的理由吧。總之，我自己讀《巴西：未來之國》的印象是，似乎寫到最後，褚威格也詞窮了，答應再要去古城Bahia等地做考察或再寫些什麼，都沒能實現。其實，身為一個外人，再怎樣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巴西吧。
由於Prochnik不像我是褚威格的老書迷，很多事情就比較容易落筆了。例如說，他不費吹灰之力，指出褚威格過去雖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和平主義，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卻馬上站在奧匈帝國的主戰派這邊。維也納位於奧匈帝國的中心位置，褚威格沒有例外的想要保全自己，後來卻躲到瑞士，戰後才回國。《最後的放逐》寥寥數頁，便把褚威格自傳中遮遮掩掩的國族認同與和平主義之衝突，很乾脆的說穿了。
我也注意到，褚威格的回憶錄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卑微，奧國國土在強制劃分後所剩無幾，又不肯與德國合併，理由是奧國人、尤其是維也納人，看不起他們同文同種的德國人，認為自己比較有文化。當然他也不忘帶上一筆，說維也納的文化，十之八九是猶太人創造的。但小國是那麼的危險，隨時會被人併吞。
《最後的放逐》中譯厲害之處，在於黃中憲能夠理解作者有時的淡然處之，並不表示他沒有做批判，所以就跟著作者，不溫不火、不疾不徐的譯著。Prochnik這本書的基本讀者，除了褚威格的死忠讀者，就是英語國家龐大的猶太族群，從20世紀初至今，猶太族群或許已出現過15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10～2016），或其他偉大的作家，但是像褚威格這樣長年保持廣大閱讀群眾的作家，可說絕無僅有，因此不能批判他到讓猶太族群下不了台的地步。
飛行的薩爾斯堡人
然而褚威格與猶太族群並不特別有興趣，是大家都清楚的，至少他寫過的16部評傳，主題人物僅有佛洛伊德是猶太人，以及蒙田母親有猶太血統。如前述，假使《最後的放逐》作者是老讀者，必然會從這點去做文章。評傳是褚威格真正可以傳世的作品，他的6部中短篇小說集、2部長篇小說、3部詩集、7部戲劇、9部散文集，都比不上他的評傳能夠展現才情與思想。Prochnik在《最後的放逐》中，對於褚威格關於猶太人的看法，卻只是輕描淡寫帶過。
流亡海外的猶太知識份子中，褚威格是出名的不愛批判希特勒，這個心結，褚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也是輕描淡寫帶過，只說，中世紀時猶太人被迫害，至少還知道自己被迫害是因為猶太教的信仰，這是來自異教徒的迫害，然而20世紀還繼續受到德國人迫害，便相當無辜了，像他及太多太多猶太人，長年融入移居國文化，已成為各種國家認同的猶太人，甚至不再遵守猶太教傳統禮儀，成為世俗化的各地公民。褚威格說：「我們這一代，莫名其妙遭到迫害。」
《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頂多就是舉一些例子，說是他母親高齡84歲，弱不禁風到連納粹也難得整肅她了。她本來每天僅有的活動，就是到家附近的小公園散散步，累了便在公園的長椅坐坐，然後再走回家；納粹進佔維也納之後，按照新規定，猶太人不准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因此她只能枯坐在家。有一天她突然昏迷了，由於褚威格兩兄弟人都不在維也納，有個堂兄知道此事，怕她臨終無親屬在旁，便自告奮勇的代替兩兄弟守夜，不料傍晚時分，醫生派來的看護說她必須走了，因為依據納粹新規定，任何非猶太裔成年女子，不得與適婚年齡以上的猶太裔男子，一起在屋簷下過夜。
除了這類文學式的陳述，褚威格沒有太多反納粹言論。2016年年發行的奧國電影《再見，歐洲》（Farewell to Europe，Maria Schrader導演）更是抓住這點發揮，出現了幾個公開場合，例如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國際筆會大會，眾目睽睽之下，記者希望褚威格講兩句批評希特勒的話，但是他仍顧左右而言他。
《最後的放逐》亦論及褚威格的政治判斷，正反兩面都有說法。褚威格過去被友人戲稱為基督教聖經中的先知耶利米，好發悲觀論斷，他甚至真還寫過一齣叫做《耶利米》的劇本（Jeremiah: A Drama in Nine Scenes，1917）。Prochnik若能讀遍褚威格的所有人物評傳，或至少看過《異端的權利》（中譯有多種）及《法蘭西第一政客：富歇》（王心潔、王瓊、朱曉軒，希望出版，2008），當會承認他對歐洲的歷史事實，具有強大的統整能力，從而推論他可以做出相當程度可信的政治預測。
褚威格在納粹在德國執政後，是首批決定撤守薩爾斯堡的維也納名流。他在薩爾斯堡的山居，可以說是他的福地（1920～1934），他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以少量價錢買下，以巨大價錢整修，成為他寫下最多暢銷書的住宅，據統計高達20萬頁稿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他是全世界擁有最多翻譯作品的作家，一度高達50種文字，書迷們往往不辭勞苦爬坡至此，就為了求索褚威格簽名，或是與他合照；文化圈人在此開派對，辦活動，音樂家托斯卡尼尼、布魯諾華特斯、理查史特勞斯及小說家羅曼羅蘭、湯瑪斯曼，都曾受招待在此住過；褚威格好眼光的蒐集文化遺物，其中包括莫札親筆做的作曲目錄、歌德的書桌等等。
然而在1933年，納粹宣布首批44名德文作家的書在德國圖書館下架，褚威格也在其列（除了《耶利米》之外）。10月他出發到巴黎及倫敦旅行。1934年，奧國警方曾突襲他的家，說是據報有武器隱藏其內，他立刻決定離開薩爾斯堡到英國，隨身只帶了寫作多年未定稿的巴爾札克手稿，以及一些日常必須衣物。在英國期間，他交代其妻處理財產，哪些書要捐給維也納圖書館，哪些書要捐給以色列的圖書館，哪些珍稀文物要捐給哪些博物館，哪些要透過古董商待價而沽，等等，清清楚楚，甚至連房子都毅然賣了。
褚威格原本想定居倫敦，卻發覺英國政府的對德政策曖昧難料，1936年決定往南美探風向；他於1910年去過加勒比海的兩個中美洲國家，古巴與波多黎各，這次走訪的巴西與阿根廷卻令他刮目相看。阿根廷此時已擠滿從歐洲各地來的移民，猶太人不在少數，他的忠實讀者頗多，而巴西令他耳目一新。回倫敦之後，他發現英國似乎搞不定德國，尤其是1938年3月納粹入主奧國，他成了無國籍之人，8月母親去世後，他決定申請英國國籍。
1937年年底褚威格與第一任妻子離婚，此時他已與秘書來往3年，為申請英國護照方便，就在英國對德國宣戰3天之後的1939年9月6日，兩人結婚。褚威格在巴斯（Bath）買的房子，他們只住了不到一年（1939年9月～1940年6月），1940年3月拿到英國籍，6月便前往美國紐約。
從以上過程，可看出褚威格一路在逃避戰禍。維也納的文化圈一度戲稱他為「飛行的薩爾斯堡人」。由於工作紀律良好，他也一路不斷的工作及出版書籍，到紐約之後安排了52場促銷的簽書會演講，幾乎是馬不停蹄的四處奔波。1940年8月底，褚威格夫妻去了一趟巴西，接著去阿根廷與烏拉圭，他的《巴西：未來之國》就是這次走訪中蒐集資訊寫的。1941年1月，他們回到紐約，開始寫他的回憶錄，在新海文、康州等地都待了一陣子，在紐約州的Ossining落腳度過夏日。
褚威格完成了回憶錄初稿，由於他們不喜歡美國快速的生活節奏，於1941年8月底第三度前往南美洲探路，最後選擇了巴西里約城外的貝德羅保利斯鎮（Petropolis），一個里約市郊的避暑之地，租下一間傢俱尚可接受的小房子，定居下來，直到自殺身亡。
這一連串的決定，褚威格都比他的文化界友人早先一步，也就是他確實有先見之明。褚威格覺得阿根廷的政治較複雜，各種意識型態的人都有，遂決定居住巴西，這也是明智之舉。他在貝德羅保利斯為回憶錄做最後修改，《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出版於他去世後的1944年。
（下篇請見：〈褚威格：放逐就是一種死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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