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資訊傳播頻繁，大家漸漸熟知，德國納粹1933～1945年間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有個總稱，叫做「Holocaust」。本來這個字有別的意思，例如「全燔祭」，將整隻動物祭品完全燒燬，以表示對天主的致敬與贖罪，猶太教中也有這種儀式，但後來幾乎成了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專有名詞。
在The Holocaust中死亡的猶太人高達600萬，占當時歐洲900萬猶太人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150萬兒童。然而一般的說法，The Holocaust也包括將近500萬非猶太裔的弱勢民族，例如吉普賽人，原來在歐洲的100萬人口，據估計，有22萬～50萬人遭納粹殺害。
閱讀猶太人遭到大規模迫害的歷史時，常看到另一個字：「pogrom」。它出現在1881～1883年的反猶太迫害行動中，俄文寫作「погро́м」，意思是「暴力摧毀」。成為英文語彙之後，大致上用來指稱德國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之前，19世紀與20世紀之間帝俄猶太人定居區內的迫害行動，後來也泛指人類歷史上對於少數族群的武裝迫害行動。
在歐亞許多地區，反猶迫害行動除了屠殺猶太人，也兼及燒燬猶太人的商家、搶劫猶太人的財產，以及破壞猶太禮拜的會堂。例如德國納粹1938年的反猶迫害行動，有91人被殺，3萬人被捕並監禁於集中營，1,000間猶太教會堂被燒燬，7,000家猶太人經營的商家遭受破壞或損毀。該行動並不計算在The Holocaust裡，而說是pogrom。
住在歐洲的猶太人，或多或少經歷被迫害的恐懼。例如英國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從他的口述回憶錄中，可知19、20世紀之交的猶太人，尤其是住在城市裡的，還過著舒適的小資產階級生活。柏林的爸爸是祖傳的木材生意人，雖然俄羅斯帝國的敕令禁止猶太人做生意，但是他長袖善舞，結交帝俄權貴，居然能夠成為官方的木材供應商；平常他也看點托爾斯泰的禁書等，有些進步思想，當紅軍進入里嘉（Riga，當時俄屬立窩尼亞的首都）時還上街歡迎。直到1917年秋天，他有天回辦公室，發現被抄得一塌糊塗，看到抄家者留下一張「反間諜處」的名片，才知已變天了，必須另做打算。
柏林的爸爸決定，不去巴勒斯坦新建的以色列國，因為太遠，而且當時僅5萬人口，生意難以為繼；他考慮到把家搬到德國，不但生活費較低，而且那裡已聚集了不少俄國人，他至少習慣與他們打交道，知道些門路；他也考慮過搬到巴黎，可是德雷佛案（Dreyfus Case，1894～1906）曾鬧得很凶，擔心法國反猶風氣會再度興起。由於過去他把不少外貿交易的所得存在英國銀行，才選定倫敦落腳，於1920年離開彼得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
社會關係良好的柏林父親，在辦公室被破門而入之前，似乎完全不知道俄斯帝國東邊的烏克蘭，已開始天翻地覆的反猶行動。事實上，當時俄屬的基輔（1919，烏克蘭人反猶）、華沙（1918，波蘭人反猶）及奧德賽（1903～1906，希臘人反猶），從11世紀以降便不時暴力反猶，只是像1066年格拉納達一舉屠殺4,000猶太人的案例不多，直到1918～1919年亞塞拜然回教徒屠殺3,000～10,000猶太人，才是另一高峰的pogrom序幕。1917年俄國革命開始，更是關鍵年代，由於俄羅斯帝國的政治板塊在移動，各地群雄並起，對於猶太人的燒殺擄掠絕不手軟，猶太人在這前後大量移民西歐、英國或美國。
從網路或歷史教科書，當然可以找到許多關於pogrom的資訊，什麼時候發生、誰屠殺誰、後來又如何等等，可是我一直希望能夠讀到一本書，或許就像動物解放大師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寫的《時光推移》（Pushing Time Away）記錄納粹大屠殺猶太人那樣，以家族史的樣貌來呈現pogrom，特別是俄羅斯帝國原轄區的那些邊區，那些農工階級猶太人聚集的所謂「Pale of Settlement」，帝俄敕令打下樁界要猶太人移民不准出界的定居地區，也就是pogrom最嚴重的地區，到底這些猶太人怎麼過日子，直至大限到來？
機會終於來了。前幾個月我讀美國新聞學教授艾倫魏斯曼（Alan Weisman）的兩本環保生態名著《加維奧塔斯：改變世界的村莊》與《沒有我們的世界》，由於作者在車諾比核災7年後重返烏克蘭現場，提及他的父親來自烏克蘭，祖父是1919年pogrom的受害者，我查到他過去著作中有一本《血液中的迴響：搜尋我家族的隱藏過去》（An Echo in My Blood：The Search for a Family’s Hidden History，1999），立刻上網訂購。這本書比前述兩本書更綿密細緻，寫他家族，同時也寫他個人採訪第三世界國家的痛心回顧，雙重回憶的剪接、對比得當，給了讀者一本有關20世紀的、徹底精采的傷痕文學。
「我看著共產黨軍隊殺死了我的爸爸」
《血液中的迴響：搜尋我家族的隱藏過去》是426頁的大書，共24章，若不從頭讀到尾，不可能了解作者艾倫的嚴密佈局。你幾乎可以把它當成一本偵探小說來讀，因為書的分類是傳記，起初讀者會以為全書主角只是艾倫的父親西蒙（Simond Weisman，1912～1992），因為全書寫到西蒙的篇幅最大；然而當作者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角度來刻畫他的父親時，濃烈的揶揄筆法會提醒你，這個主題人物除了他戲劇性的日常生活表現，可能還有另外一個他，作者的步步為營，為的就是揭示這個真實的「他」。
作者艾倫以大半本書給我們非常完整的「謎面」，然後再一一告訴我們「謎底」。艾倫一開始便介紹了他父親的童年悲劇：1919年年初，在烏克蘭的小村莊Mala Viska，鄧尼金將軍（Anton Denikin，1872～1947）的軍隊騎馬進村，立刻放火燒村，艾倫的曾祖父母都被活活燒死。艾倫的祖父牽著三個男孩的手，和祖母逃到田野中，他個頭太大，被槍射中倒地，要祖母繼續跑。他們穿過田野，避過一劫。稍晚，祖母等風頭過去，回去尋找祖父的下落，發現他已失血死亡。鄰居幫忙，祖父才得以下葬，而父親才不滿7歲，便幫著媽媽和鄰居，一起拽著、拖著祖父沉重的屍體到墳裡……
首先必須提醒的是，雖然同情父親的遭遇，艾倫與姊姊卻從來不喜歡這個父親，西蒙對外人彬彬有禮，在家卻總是像個暴君，任何事都可能惹他生氣，他對這個世界似乎有一種無法揮去的怨懟，無法和悅待人，尤其是對待自己的親人，因此艾倫與姊姊總是設法避著他。艾倫記得小時候，媽媽想在後院弄個烤肉架，本來說好等父親回來才動手，但是剛好有個親戚在，兩人就攪拌了水泥，把烤肉架塑造起來了。不久後父親回來，看到烤肉架，二話不說，立刻大腳把烤肉架踹倒，濕濕的水泥塊淌了一地。
艾倫也回想父親喜歡帶他上公共浴堂，他只好從命，但是那種芬蘭浴，悶烤的室內溫度高得令他窒息，父親是去做社交，他卻記住了父親不能理解一個小孩受的折騰。對於艾倫的母親，父親除了沒有動手動腳之外，種種語言的暴力也令艾倫與姊姊驚心，中年還發生了一些相當荒唐的外遇，但母親只是以無限的愛與包容去面對，跟孩子們說：「你們要體諒父親，他經歷了許多恐怖的事。」
話說經歷pogrom之後，艾倫的祖母帶著3個小孩，到東邊6公里外、介於基輔與奧德賽之間的Yelisavetgrad居住，以她唯一的手藝做裁縫勉強度日。局勢稍稍平靜之後，祖母回到已燬壞的家園，希望找到一點可以變賣的東西，但是什麼也沒有了，只剩幾袋麵粉。祖母和鄰居分享，做了一些逾越節吃的餅，就這樣，兩代的奮鬥一夕間化為烏有。
當時，祖母身上還有個裝著帝俄盧布的錢袋，然而當地經過各種軍隊一再洗劫，先是和帝俄政府軍對立的反抗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攻俄撤退的德國軍隊，然後是和共產黨軍對立的烏克蘭民族軍隊，以及反革命的哥薩克軍隊等等，遍地哀鴻，即使有錢也買不到什麼了。祖母的這袋錢，辛辛苦苦在1923年到了紐約，全成了廢紙。
艾倫祖母本想移民到英國，但是英國人不讓入關，自從19世紀末，一波又一波的猶太移民潮已使英國不堪消受，他們建議猶太人到美國去，所以艾倫祖母帶著3個男孩到了紐約，最後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落腳依親。冬天寒風刺骨，艾倫的父親必須和弟弟赫曼在街頭兜售他們一個字也看不懂的報紙，年紀最小的哈洛常被媽媽差去雜貨店買那種蛋殼裂了、人家不買的蛋，有一次，雜貨店剛好沒有，他便央求老闆：「那你可以幫我弄破個一打蛋賣給我嗎？」 哈洛25歲就死了，是逾時工作昏倒在店裡，他早就不舒服了，但是剛好西蒙去打第二次世界大戰，赫曼又外出讀大學，為了養家他撐著沒去看醫生，死於肺病。
艾倫的父親及兩個叔叔，原是含著金湯匙長大。艾倫的曾祖父替一個地方頭人掌櫃，賺得不少家產，送祖父亞伯翰去匈牙利進修，學習人家蓋工廠，回烏克蘭便依樣畫葫蘆，蓋了個榨取葵花子油的工廠，存夠錢，在敕令禁止的情況下，居然買了塊地，為家人蓋了一棟人人稱羨的房子，艾倫的祖母嫁過來之後，幾乎什麼都不必做。移民美國之後，祖母卻被親友逼著再婚，但是對方家境不怎樣，只是有個屋簷可以讓孩子們遮風避雨而已，後來再生下3個女兒，艾倫的繼祖父體弱多病，艾倫父親的家計負擔更重了。
咬緊牙根，艾倫的父親挺了過來，他力爭上游，終於大學畢業當了律師，不巧遇上美國經濟大蕭條，這時已婚的他，已生下艾倫的姊姊妮姬，為了養家活口，不得已只好從軍去。不料在二戰的戰場，艾倫的爸爸找到春天，接二連三的驍勇善戰事蹟，讓他迎來好幾個最高榮譽勳章，成為戰後立足社會的本錢，又有幸得到一位非猶太籍的大咖律師相助合夥，轉戰法庭，以他的機智與銳利屢戰屢勝，成為有頭有臉的名律師，直到退休。
艾倫說，越戰時他成為反戰份子，一定是父親最引以為恥的事，不過他也沒真正責備過艾倫。1968年，艾倫對他在大學教書的叔叔赫曼說：「我爸眼睜睜看著祖父被共產黨殺死，沒想到半世紀後，我也必須和中南半島的共產黨打交道。」叔叔卻回答：「鄧尼金將軍不是共產黨，他是哥薩克軍隊的統帥。他們是對抗共產黨紅軍的白軍。」
那麼，為什麼父親終其生要告訴子女「共產黨毀了他的家園」，而且冷戰期間加入民主黨，所支持的候選人，都是對於打擊共產主義不遺餘力的政治人物？從這條線索追下去，艾倫的家族隱藏歷史便呼之欲出了。
搜尋家族的隱藏過去
1993年6月，艾倫終於踏上烏克蘭土地，去做車諾比核災的後續報導。正好採訪有個週六的空檔，他在同行俄國同伴的鼓勵下租了部車，開向可能是父祖輩家鄉Mala Viska的地方。他的同伴查出來，艾倫父親後來住過將近4年的Yelisavetgrad已改名為Kirovograd，然而當他們到達這裡時，什麼都沒有了。當地的耆老對於Mala Viska與榨油廠僅有零星回憶，可是工廠怎被拆了，痕跡渺無，而官方的記錄也一片空白？有人告訴他，共產黨上台後，當地的猶太人還可以過日子，等到納粹一來，大人、小孩全數被殘殺，不再有猶太人了。換句話說，這是一段完全被抹煞盡淨的歷史。
艾倫回到美國後，尋尋覓覓找上紐約市的YIVO（The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研究中心，這是現今全球關於意第緒（Yiddish）文化、歷史、文物等蒐集最全的地方，它本身的存在，頗有一番傳奇。總之，意第緒語文是艾倫父母的語文，雖然他母親的家族早在1880年代已移居美國，她仍常與父親以意第緒語交談，和孩子們說話時，也不時加上意第緒字眼，艾倫多少懂些意第緒語，卻沒有學過它的文字，他能說流利的西班牙語文，此時面對龐大的意第緒檔案，卻慚愧自己是文盲。
館方看艾倫求索真相的殷切，派給他一個通譯，他們坐下來查閱相關卷宗，艾倫可以隨時向通譯發問。《血液中的迴響：搜尋我家族的隱藏過去》的第22、23章，寫的就是他在YIVO的發現，以及與他家族相關歷史的整理，總共約40頁，近4萬字。就一個背景是英文及新聞學，並不擅長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而言，他對此發現當然極其震撼，從他大量的敘述，讀者應該能夠領略到他父親的恨世，其實底層還是恐懼。天道無常，對猶太人特別適用，他們沒有自己的國家保護，在搏命打拚之後，雖可滲入各行各業，成為實際的社會領導階層，然而對於窮苦落後甚至野蠻的帝俄及其周邊地域的人民而言，只是暴力侵害的容易標靶。
我找到一些pogrom在帝俄的相關資料，大致說明如下：帝俄在征服周邊地域之前，並沒有所謂「猶太人口」或是「猶太人問題」，直到瓜分波蘭（1772、1793、1795）及其他國家之後，猶太人才出現在帝俄領土上。1791年，凱薩琳大帝成立「猶太人定居區」（Pale of Settlement），規定境內猶太人必須移居在這些定樁界（Pale）的定居地，通常是在帝俄的原領地與新領地之間的地域，它的行政、立法、司法都與帝俄其他地區不同，也就是「一國兩制」。依照帝俄規畫，將來其領土上的猶太人都必須遷移到定居區，以便統一管理。
然而人口一定有流動的需要，散居在帝俄領土或領土周邊地域的猶太人，並不一定遵守敕令行事，因此才有例如前面提到的以撒柏林的父親，仍在里嘉做政府的木材供應商等等狀況。1821年奧德賽的pogrom是19世紀帝俄領土上第一宗重大事件，此後半世紀，希臘人暴力侵害猶太人社區的事件持續不斷。更可怕的是，帝俄皇帝亞歷山大二世在1881年行刺成功，官方把罪過推給猶太人，因為烏克蘭的許多區域是猶太人定居區，引起當地哥薩克人不滿，歸罪於帝俄政府管理不力。自此，帝俄發布暫行敕令，規定猶太人不准在定居地區之外活動，遇有此情形，該地居民可以不經許可，逕自驅逐猶太人。
隨著非猶太人民的驅逐行動取得合法性，從1881～1920之間，光是在烏克蘭地區，有記載的pogrom便有1326件，有7萬至25萬名猶太人遇害，50萬人流離失所。艾倫的家族就是其一，而這些統計在艾倫寫《血液中的迴響》時尚未公布，且後來各種研究的統計數字仍在增加中。
根據艾倫的推論，父親西蒙一直謊說是共產黨殺了祖父，主要是為了迎合美國的政治正確，以求自我保護。馬克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而馬克斯本身是猶太人；俄國大革命中，托洛斯基是布爾什維克的主要成員，而後成立共產黨，也是該黨的主幹，而托洛斯基也是猶太人，且俄共還是唯一不主張迫害猶太人的政黨。西蒙一直害怕被美國人歸類為共產黨，或是共產黨同路人，他一生奮鬥保衛家人，故認為「我親眼看到父親被共產黨軍隊所殺」，就是最好的護身符。
從某個角度而言，不能說西蒙錯。美國在1940、1950年代不是還有所謂清算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的「非美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國會調查嗎？艾倫的叔叔赫曼因為曾在紐約市當戲劇編導，認識一些言論傾左的電影圈人士，也就是後來著名的「好萊塢十傑」（Hollywood Ten），幾乎都是猶太人，不是導演就是編劇，均為一時俊彥，卻被整得下場淒涼；還有統整猶太科學家製造出第一個原子彈的物理學家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不是功在國家嗎？也被非美委員會歸為共黨同路人，遂離開所有政府職務，抑鬱而逝。
因此，西蒙有17年之久沒跟艾倫的叔叔赫曼來往。艾倫這才曉得，為什麼他小時候最喜歡赫蒙叔叔，但後來每次家庭聚會問起叔叔為何沒來，大人就噤聲不語。
全世界流離失所的人們
赫曼對西蒙是非常失望的。他曾對艾倫說：「為什麼你爸爸會這樣子仇視共產黨？我還以為他自己受過政治迫害，應該會比較同情被迫害的人才對。」然而艾倫在寫作《血液中的迴響》時，逐漸體會到父親那種隨時可能被奪走一切的戒慎。艾倫說，父親之所以會那麼堅強的面對世界，是因為他的心早就死了，不再對世人抱有期待，藉由恐懼轉化而來的勇氣，其實正是一種更可怕的虛無。
艾倫寫道，他沒有學到父親的冷酷，採訪中南美洲時，碰到多少因為環境惡化而流離失所的人，雖然他們不像pogrom中的猶太人遭遇到那麼突發的暴力，但悲劇的本質是同樣的。跨國公司大肆投資中南美洲，供應全世界從大豆到木材的各種物資，大規模栽作留下殘破的家園，多少人無法繼續耕耘祖先留下的家園，必須從零再開始，但問題是，這個世界並沒有其他地方讓他們可以從零開始。
思及於此，艾倫每每痛哭，當著其他同事在開會時，當著女友在懇談時……寫作《血液中的迴響》之後，他慶幸的是自己還可以哭泣，而父親根本沒有哭。悲劇往往使人殘缺，甚至殘酷，尤其是對自己殘酷。
意志如鋼似鐵的西蒙，在72歲那年被診斷為失智，匆匆退休，雖然行動如常，卻常把艾倫姊姊認做他自己的繼妹，把艾倫認做為赫曼，每天黏著艾倫媽媽，直到80歲去世。去世前還有個插曲，艾倫記載於第19章，那時西蒙已陷入昏迷，身體的各項功能指數都顯示他會死，但他就是不死，醫生說話了：「有些人奮鬥了一輩子，奮鬥、奮鬥、奮鬥，他們不曉得如何停止奮鬥。生存對他們而言，好像就是一種反射行為，身體那麼習慣奮鬥，竟然忘了如何死亡。」
醫生建議，給西蒙打一點海洛因，讓他的身體鬆弛下來，看看會怎樣。醫生問艾倫，西蒙這樣奮鬥有多久了？艾倫答：「從他6歲多開始吧！」
艾倫爸爸過世後，媽媽沒幾個月也走了。他辦完兩個喪事，忽然接到採訪車諾比核災的邀約，於是啟程到烏克蘭。由於艾倫擅長講故事，讀者沉溺在他述說的家族瑣事中，間夾著他離婚後與女友賽西莉亞的愛情起伏，以及他採訪各地災變的現場見聞，竟不知不覺已大半本書過去了，直到西蒙去世，艾倫才將謎底一一揭曉。
賽西莉亞來自阿根廷，後來在紐約長大，也是猶太難民後代，姓是「Vaisman」，和艾倫的姓只差兩個字母，賽西莉亞去探望西蒙時，艾倫問他：「在老家，你的姓Weisman怎麼發音？」西蒙回答：「發音是Vaisman。」真的，只有天知道，世界各地到底還有多少流離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下一代。
讀完《血液中的迴響》，我比較能夠體會猶太人急於擁有一個自己國家的渴切之情，甚至為什麼他們即使不擇手段，也要擁有自己的國家。一世紀的Pogrom加上Holocaust，人間沒有比猶太人更悽慘的族群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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