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托爾斯泰很早就開始計畫他的死亡。
「計畫」或許不是最好的形容，不過表面上看來，托爾斯泰對於死亡確實顯得深思熟慮，使他的死亡事件像是頭尾有致的小說。他去世100多年了，撰寫他為何死亡、如何死亡的書籍與文章仍不斷出版，滿足著托爾斯泰忠實讀者永遠還少一本的收藏。
我個人的解釋是：托爾斯泰曾面臨類似釋迦牟尼當年的人生困境。釋迦牟尼（又稱「悉達多」）的故事大家知道，他生下來是個太子，生活十分幸福，直到有一天出巡，巧遇老人、病人、死者與修行者，人稱「四門之遊」，人間的生老病死令他恐懼而深思，醒覺於人類終必須找出離苦之道，於是29歲，在某個月夜離家出走，開始他的求道旅程。
那是公元前400多年前的事了，佛教傳統距離俄國太遠，不然的話，自年輕時便一心追問世間真理的托爾斯泰，應該會知道佛陀。同樣是29歲，托爾斯泰才剛開始寫作沒幾年，接著，559個人物、1,223頁的《戰爭與和平》耗去他7年（1861～1868），然後是《安娜卡列尼娜》，前後4次易稿寫了將近8年（1870～1878）。這本被杜思妥也夫斯基譽為「十全十美的」、「前無古人的」長篇小說，托爾斯泰寫到後來卻覺得很煩，說是「還好終於完稿了」，那年他50歲，忽然感到對一切倦怠了，困惑的問：人生究竟所為何來呢？
根據托爾斯泰次子的回憶錄，1880年以後，托爾斯泰就不再感到幸福：
他變得很孤癖，幽鬱、暴躁，經常會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和媽媽吵架，在我們眼中，他從原來那個開朗樂觀的一家之主和同志，變成了一個嚴厲的說教者和無情的告發者。
我們越加頻繁的聽到他對空虛的、老爺般的生活，對大吃大喝，對剝削勞動人民和無所事事進行的嚴厲指責。
『看，我們坐在溫暖的房屋裡，而現在路上就能發現凍死了的人，他凍死了，因為沒有人收容他過夜。我們狼吞虎嚥的吃著各式各樣的肉餅，在不遠的薩馬拉，成千上萬的人們卻因為饑餓而浮腫甚至死亡。我們騎著馬去洗澡，而普羅科菲的最後一匹馬卻死了，他沒有什麼可用來耕田了。』（見《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
《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是中國大連外國語大學托爾斯泰研究中心的集體譯作，從俄文直接譯成中文，240頁，托爾斯泰次子伊利亞（Ilya Tolstoy，1866～1933）的作品。這本回憶錄的寫作日期不詳，只知伊利亞在俄國做過記者，1914年英譯本出版於倫敦，現已成公共版權，在網路上可搜尋到全文。
中國對於全球華文讀者的貢獻之一，當然就是源源不絕的帶給我們優良的俄文作品翻譯。中共與俄共曾是好朋友，他們培養了大量俄國語文人材。早在《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出版之前21年，《列夫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晨曦、蔡時濟譯，北京出版社，1985）已從俄文譯為中文，652頁，鉅細靡遺的說明托爾斯泰思想轉變的過程。
托爾斯泰的長女塔斯亞娜（ Tatiana Tolstoy，1864～1950）原是個畫家，她有寫作日記的習慣，從年幼時期便如此，托爾斯泰有時忘了一些事情，還得要她看日記查查。這本回憶錄，主要是根據她1878年以後的日記寫的。
托爾斯泰總共13名子女中（5個夭折或早逝），長女塔斯亞娜與次子伊利亞較常參與托爾斯泰的公共事務。托翁去世後，已被共黨充公的雅斯納亞波良納（Yasnaya Polyana）故居變成紀念館，一直是長女在經營管理，後來她移民到巴黎，又遷去羅馬，在羅馬去世；伊利亞1916年曾到美國舉辦連串的演講，推廣托翁的作品，後回到俄國，起先曾移民到巴黎，再遷居美國康州，死於康州新海文。
兩本回憶錄對照，會發現1878年，也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出版齊全那年，是托爾斯泰自導自演的「死亡事件」之關鍵年份。生下來便繼承380甲地及300個農奴的托爾斯泰，從那時起承認，身為「剝削階級」是可恥的。他想方設法脫卸自己的所有財產，回歸成一無所有的人，直到1910年10月28日（俄曆）從家中出走，11天之後死在一個小火車站站長的木棧房裡。
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生
比起《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雖然沒有那麼翔實具體，卻有一種自然的筆觸，描繪托爾斯泰從壯年時代對待妻小的溫馨情景，以及他身為一個父親對妻小的期待，總是透過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生活安排，來提醒他們事情的對錯。羅曼羅蘭、褚威格寫的托爾斯泰傳，都指出托爾斯泰是個「道德家」，然而寫得最生動的，仍是《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他是這樣一個人，不斷同自己的欲望進行鬥爭，勇於做深刻的自我解剖，毫不容情的省察自責，嚴以律己，也嚴格要求別人。同時他又是一個始終不渝的樂觀主義者，從不怨天尤人，在任何困境中都能找到出路，探索一切問題的答案，對每一件不幸或不快的事情都能找到慰藉。甚至對牙痛，他也能為它找到辯護的理由。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牙痛能使健康具有更大的價值。』在另一處他這樣寫道：『我的一切疾病，都給我帶來明顯的、精神上的好處；為此，我倒真要感謝它呢。』
他整個一生的主旨就是──自我完善。」（見《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一般人常提及羅曼羅蘭寫的《托爾斯泰傳》，此書的優點是透過托翁不同階段對於先哲的思想認同，來解釋他的道德實踐，但是我常覺得，要了解托翁追求自我完善的靈魂軌痕，不細讀褚威格所寫的托爾斯泰，必將錯失許多重點。褚威格會這樣展開他的論述：
上千次的，他、主人、領主、伯爵，從他的村民身旁騎馬經過，當他的馬飛快的往他們的衣服上濺滿灰塵的時候，他漫不經心的接受謙恭而奴性的問候，把它看做理所當然的。現在他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們的一無所有，他們的貧窮，他們可怕的、沒有權利的生活，並第一次將這個問題揣於胸中，是否他自己有一種權利，面對他們的急需和艱難，還一樣的可以無憂無慮。」（見《自畫像：托爾斯泰篇》，袁克秀譯，知書房，1999）
褚威格指出，托爾斯泰「平靜的、如畫的生活秩序，就在他的精神上面倒塌了……他發出呻吟……對他來說，人類的苦難，世界的原始之痛，從現在起就不容變更的成為他最切身的事情。正是從對虛無神秘的恐懼中，產生了一種新的、創造性的對萬物的敬畏。從他完全的自我放棄中，藝術家才有了這一任務，再一次的並且現在是以道德的標準來建成他的世界。他認為是死亡的地方，存在著再生的奇蹟。那個托爾斯泰復活了。」
重新定義「我為何而活？」
1879年，托爾斯泰把以下「不知道的問題」寫在一張紙上：
1.為什麼活著？
2.我的存在和其他每個人有何關連？
3.我的生活和其他每個人的生活有何目的？
4.善與惡的分野意味著什麼？我在我身上感到哪些善惡？為什麼它會在那裡？
5.我應該怎樣生活？
6.死亡是什麼？怎樣我才能救自己？
褚威格直言道，托爾斯泰寫作的《戰爭與和平》大致說來應該是一種報導，看他那麼頻繁的尋訪諏諮、閱讀考證，便可知他的意圖不在虛構，而在重現歷史。寫作《安娜卡列尼娜》，他曾十分自豪已實現了小說文學的形式。然而他對這兩巨冊的藝術成就沒有興趣，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他寫到第8章時，俄國、土耳其的戰爭爆發了，土耳其大量屠殺保加利亞人（粗估是10萬人）的事實令他驚悚，「這是多麼漂亮、可親、溫和的人啊！」在俄國探訪土耳其俘虜時，他這麼嘆息。
戰爭的殘酷把他拉回人間，分心了，自覺沒有在做有益人類的事，《安娜卡列尼娜》純粹是書房裡、文字間的遊戲，「寫這些有什麼困難的，例如軍官喜歡貴婦人？」（見《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
因此，1879年托爾斯泰寫下《懺悔錄》（崔建華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發表於1882年，是他的信仰自傳。據他分析，人只有在四種情況下，可以逃過他所面對的這種人生困境，一是無知，「這種無知表現在對於生命中的荒謬與罪惡一無所知……我從這些人身上沒有什麼好學的，我既然已知道生命的虛無，就退不回無知的狀態。」
二是享樂。托爾斯泰說，這是指「既已了解生命的困境，便心安理得享受現在的幸福。」他引用基督教聖經中所羅門王的話：「我稱贊快樂，原來人在日光之下，莫大如吃喝快樂……凡你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因為在你必去的陰間，那裡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他反躬自省，認為：「我們這類貴族地主階級中，絕大部分就是盡量享樂。他們有條件使自己幸福多於困苦，而道德上的麻木，使他們很可能忘記了，自己的有利地位只是因為八字好。」
三是借力。托爾斯泰寫道：「這種方法，就是明白了生命的罪惡和荒謬之後，自己毀掉生命。少數意志堅定的人是這樣做的……結束的方式很多：上吊、投河、用刀刺進心臟、臥軌……我覺得這是最值得採用的方法，我也希望這樣做。」
四是懦弱。托爾斯泰認為，「這種人認為死比生好，卻沒能力盡快去結束這場欺騙，結束自己的殘生，而且似乎還在期待些什麼……我就是這樣的人。」
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托爾斯泰發表《節本福音書》（1881），即後來大家熟知的《托爾斯泰福音書》（白若雪譯，究竟出版社，2000）。他試圖在宗教中尋求救贖，甚至為了正確了解舊約，學習希伯萊文，最後卻僅在新約福音書中找到答案，也就是那麼幾句話：「神就是愛。」因而最大的誡命是「盡心竭力愛你的神……愛你的左鄰右舍（註，即你週邊的人），因為神也活在他們之內。」
托爾斯泰提到，「你們認為基督是誰？基督就是我們體內的生命，是存在我們之內的悟性。」「高舉人子的意思，就是要依靠你們心中對生命的認知來過活……就是要在光明尚存之時相信有光……」卻因為與東正教聖經詮釋不同調，被逐出教會。
在莫斯科做貧戶調查
凡是較齊備的托爾斯泰年譜，都不免提到托爾斯泰54歲（1882）參加莫斯科的貧民區普查，但唯有《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曾具體敘述其中經過：
1882年1月，父親參加了為期三天的莫斯科人口普查。他選擇了莫斯科市斯摩棱斯克市場附近最貧窮的一個區，包括普羅托克胡同、當時很有名的夜店、勒札諾瓦堡和其他一些地方。
我記得，一些大學生是怎麼來找父親的，父親鎖上書房門，長時間的與他們交談，也還記得，有一次父親帶著我去檢查那些專門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宿的夜店。晚上我們來到可怕的又髒又臭的小房間，父親詢問每個寄宿的人，問他們以何為生，為何流落此地，在這兒住需要花多少錢，吃些什麼東西。
那些免費提供過夜的公共房間條件更差。那裡沒什麼可詢問的，因為一切都一目瞭然，所有的這些人都很墮落，對於這些貧民和骯髒的行為，我只有厭惡與恐懼。
我看著父親，從他臉上看到了我所感覺到的東西，其中還有痛苦的表情和強忍著的內心掙扎，這種表情在我的腦海裡留下烙印，至今都無法忘卻。
我感到，無論是他還是我，都想盡快從這裡逃離，同時也感到，他不可能這麼做，因為無處可逃，無論他逃到哪兒，他所見到的都將留下印象，並繼續這樣折磨他，即使他不會再看到。（見《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
話雖如此，托爾斯泰卻發現改變自己的生活非常困難，按照他們夫妻原本計畫，1882年他們應該長住莫斯科，長子18歲了要上大學，長女必須進入社交圈，找戶好人家嫁掉，這都是待在雅亞斯納亞波良納無法辦到的。幾經躊躇的托爾斯泰，據長女所述：
由於早就養成的慣性，父親不僅沒有立即改變家庭的表面上的生活，還於1882年在莫斯科的哈莫夫尼基（Khamovniki）胡同，買下一所房子，並購置了家俱。他還替我們買了一輛新式馬車、一輛帶彈簧的四輪馬車、兩架雪橇，並且吩咐從雅斯納亞波良納派來三匹馬供我們驅使。（見《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托爾斯泰的大孩子們在莫斯科的新家上學，他自己也在冬季與家人團聚此處，直到1892年。這段期間，他持續寫作，發表了《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羅采奏鳴曲》（1890）等後來流傳甚廣的作品。尤其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主角伊里奇生前是高等法院審判委員，托爾斯泰以一句話來形容這個人：「伊凡伊里奇過去的生活經歷是最普通、最平常，也最可怕的。」
《伊凡伊里奇之死》講的就是我們一般人的生死，「一個經常見面的熟人的死這一事實本身，總是使所有聽到這個消息的人產生一種慶幸感：死的是他，不是我。」然後托爾斯泰開始敘述這個「凡人」，無須批判，其生活本身的乏善可陳，就已然是最嚴苛的批判了。伊里奇聽到癌症確診後，千方百計不想面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呢？不可能是這樣的。生活不可能是這樣毫無意義……或許我過去生活得不對頭吧？他頭腦裡突然出現了這個想法。但是什麼地方不對頭呢？我無論做什麼都是兢兢業業的呀？」
最後三天，伊凡伊里奇開始了三天不停的喊叫，托爾斯泰這樣寫道：「哎喲！哎喲！哎喲！他用各種聲調叫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892年起，根據《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的說法，托爾斯泰說服了妻子索妮亞，將1880年之前的作品權益（也就是包括《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都歸給她，1880年之後的作品全部開放為公版，任何人皆可無償使用。財產部分，則分成10份（當時還有9個兒女活著，再加上索妮亞），用抓鬮的方式平均分掉。長女回憶說，能夠達成這樣的協議，已是托爾斯泰與索妮亞無數日夜爭執後的結果，本來索妮亞完全否決，「你認為財產是罪惡，就要全部推給我，讓我承擔你的罪惡？」索妮亞這麼反駁。
托爾斯泰曾威脅要離家出走，大家分道揚鑣，要不然就是全家都要成為勞動者，靠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現在要求我們一家像農民一樣去生活，為什麼呀？為什麼要放棄這種現存的悠閒快樂的生活，而去過那種完全貧困的生活呢？這就是我母親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見《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把財產分給家人之後
當托爾斯泰不時這樣翻攪著擺脫房子、土地與著作權的議題時，孩子們都縮著頭躲在書房外，偷聽父母的爭吵，有時吵得兩人都哭了起來，書房外的孩子便跟著掉眼淚。即使在平常，托爾斯泰也經常愁苦不堪，沒來由的自己哭泣著。
索妮亞寫信給她妹妹說：「整個家是那麼亂糟糟的，無論是廖瓦契卡（即托爾斯泰）的書房裡，或是我們的臥室裡，都一刻也不能安靜。這常常使我陷入絕望，為了不讓家裡過於喧擾，以致我整天都處於緊張狀態。最後，我們做了些解釋性的談話。廖瓦契卡說，假如我是愛他，考慮到他的精神狀態，就不會為他選擇一個這麼大的房間，那裡是一分鐘寧靜也沒有，那裡任何一把安樂椅，都能是一個農民的幸福，也就是說，一把椅子價值22盧布，就可以買一匹馬或者是一頭乳牛，那裡使他想哭，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你可以想像，我現在的生活多麼『輕鬆』吧！而且還有兩個禮拜我就要分娩，要張羅的事又那麼多，簡直就沒完沒了！」 （見《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索妮亞小托爾斯泰16歲，他們1862年結婚，男的34、女的18。婚後的第一個15年如詩如畫，過著夢幻般幸福的生活，但索妮亞並未養尊處優，她生的13個孩子中，有11個是親自哺乳的。婚後的前30年中，她懷孕的時間高達117個月，相當於10年，還同時必須照料一大家子的繁雜事務。連晚上她都無法休息，必須替托爾斯泰謄稿，托爾斯泰的字跡有時自己都認不得，只有索妮亞能辨識。
我們覺得《戰爭與和平》龐大難以竟讀，索妮亞就抄了8到10遍，其他作品也一樣，托爾斯泰是個完美主義者，有時到排版後的校對階段，還在修改、增添文字，為了讓排版廠能夠順利作業，索妮亞常必須將校稿重謄一次，有的作品她前後必須謄20遍。因此她曾怨嘆的說：「廖瓦契卡只有晚上愛我。」
長女塔斯亞娜承繼了托爾斯泰的直率，分到十分之一的財產時，寫說她不會放棄這些財產，但是會注意日常生活不要花費過大。她估計將來沒有這筆財產，很難活得下去。她說妹妹瑪莎堅持不要參與財產分配，瑪莎與爸爸心性較像，不過媽媽說，等瑪莎出嫁後就會要這筆財產的，果不其然，只可惜她出嫁後沒幾年，於1906年便得肺炎去世了。
塔斯亞娜雖然沒放棄這筆財產，然而第一年她給佃農收地租時，看見他們的拮据。當時有三個農民到廚房來繳地租，「其中一位把紮得牢牢的手帕解開，從裡面把一些盧布、二十戈比的錢幣、甚至五分銅幣一起放到桌子上，非常認真的、聚精會神的點清，深怕數錯了。」她站在一旁看，受到了震撼，雖然心裡掙扎，第二天打契約時，仍下定決心把租金退還給他們。
這段經過，起先塔斯亞娜並未告訴父親，等事情過去才講。托爾斯泰借用這段情節，在他後來的小說《復活》（1899）中有詳細描述，男主角告訴農民從今起不必再付地租了，農民起先是驚訝，但也有農民懷疑其中有詐。他們不了解什麼叫做「地主的救贖」這種事。而塔斯亞娜回憶錄中也說到，有的佃農拿到退款，馬上不當投資把錢輸光了。
「我們」與「他們」
托爾斯泰把家產全部分給家人之後，心裡舒坦些了。他白天參與農民的勞動，冬天照常關在家裡寫作。58歲發表《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同一年稍早，劇本《黑暗的力量》出版，卻立刻遭查禁，並且禁止上演。查禁令在1902年才撤銷，3天之內便狂銷25萬冊。這是一齣農民生活中罪與罰的故事。
托爾斯泰在1899年出版他的第三本長篇小說《復活》，故事情節序幕與《黑暗的力量》類似，只不過主人翁是個知識青年聶黑流道夫，他與姑媽家的孤女侍者卡秋莎發生戀情之後，狠心的沒再回頭，不知卡秋莎為他懷孕，並被姑媽趕出，流落為妓女，直到涉及一樁謀殺案，出庭時，聶黑流道夫剛好是公民陪審團的一員，雖然卡邱莎已不認得他了，他卻反省是自己害了她，並決定營救她，甚至娶她為妻。
《復活》是托爾斯泰的第三本也是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聶黑流道夫營救即將流放西伯利亞的卡秋莎，過程中認識了她的一些獄友，他們很多是無端受到牽連進到牢裡，卻無懼於表現出自反政府的言論，讓聶黑流道夫自慚形穢，也因此決定釋出所擁有並不多的地產，讓農民自由運用。由於內容涉及俄國當時對於異議份子的迫害與農奴制度的黑暗面，此書剛出版時，無法通過檢查，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版本，直到托爾斯泰去世後的1936年，才真正定稿出版。
在20世紀上半，《復活》是托爾斯泰三長篇小說中最暢銷的一部。書中的聶黑流道夫的作為，並無法取得同樣身為貴族階級的親友認同，連他意圖加惠的卡秋莎與農民，一開始都對他有濃厚的敵意或懷疑。
托爾斯泰寫信給朋友恩格爾哈特，說：「大概您不會認為有這樣的事，而您也不會想像到我現在是多麼孤獨，現在的這個『我』，被我周圍所有的人鄙視到什麼程度。」
半世紀後，褚威格檢視托爾斯泰自新的種種嘗試，冷淡的引用杜思妥也夫斯基在讀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的感想，說：「像列文這樣的人（列文是《安娜卡列妮娜》的主角之一，咸認是托爾斯泰本身的投影），只要他們願意，可以同人民生活在一起。但絕不會成為老百姓：自負與意志力，不管他們有多麼任性，都不足以理解與完成向人民走下來的願望。」
即連托爾斯泰自己，經過幾十年的社會歷練，也歸結出他對於改革的看法了，藉由《復活》中兩個政治犯的對話，他這麼寫道：
「是的，」克雷超夫忽然說，「我常常想到我們現在和他們（註，指一起流放西柏利亞的勞動階級犯人）並排的走路，和『他們』是和誰呢？就是和這些人，我們因為他們才走路的（註，當時犯人必須長途走到流放地）。然而，我們不但不認識他們，而且甚至不願認識他們。比這更糟的是他們仇視我們，認為我們是敵人。這是可怕的。」
「並不可怕，」聽著這話的的諾佛德福羅夫說，「群眾只是崇拜權力，」他用烈猛的聲音說，「政府有權力，他們就崇拜政府，仇很我們；明天我們有了權力，他們又要來崇拜我們了……」（見《復活》）
最後的出走
托爾斯泰自己勞動，也動員家人跟農民一起勞動，甚至索妮亞也偶爾參加勞動。《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說他「在一切微小的細節中學習勞動」，勞動到自己太衰弱不能動為止。他的最後10年，雖年過七旬，卻也還寫作不斷，只是他仍然不時鬧著要出走，要去美國或法國；次子說，若不是母親為了這一大家子，可能真的會跟他出走去流浪了。
最後10年，托爾斯泰不時提到他想自殺，或他必須為了自己的信仰而接受折磨。他的一群密友勸他立遺囑，把畢生的著作都開放成為公版，為了這點，索妮亞連著兩個晚上去他書房搜索遺囑，被他發現了，兩人大吵，托爾斯泰終於決定離家出走。那天是1910年俄曆10月28日，他向來以28為幸運數字，因為他生在1828年的8月28日。
托爾斯泰次子對他很尊敬，仍卻不禁指出，「他說著普通生活，自己卻住在豪華的貴族房子裡，睡在名貴的褥子上，吃著美味和豐富的食品……他家一週的開銷，要比打掃房間的女工、廚師、園林工人、馬車伕和洗衣女工等這些農民家庭一年的開支還要多……」。
連甚少語帶譏諷的褚威格也曾說，當時，大家都知道俄國天才作家杜思妥也夫基在聖彼得堡挨餓，為何托爾斯泰不曾想到多少伸出援手？就因為會讀書寫字，就不算是「勞動階級」了嗎？
最後的10年，托爾斯泰身體常虛脫，幾次瀕臨死亡。長年的腦力與體力活動令他耗竭，而俄國四處在鬧革命，甚至他著作的讀書會成員都被打成革命份子，強烈的罪疚感讓他無法安靜度日。一切的一切，使托爾斯泰的出走好像充滿正當性。不過，他次子又問：「如果他的出走，犧牲到妻子與整個家庭的生活，僅僅是為了自己不再因偽善而受責備，這難道不是他的虛榮心嗎？」
1910年11月20日，托爾斯泰死在Astapovo火車站的一個棧房裡，多名醫師與子女隨伺在側。後來子女找到他8月10日的日記，「感到自己有罪是好的。」他這麼寫道，「一切都令人難受，真希望就死了。」
更有些人想起早在1901年，托爾斯泰曾發表文章討論死亡，他曾這麼寫道：「活著只是夢，死亡就是我們夢醒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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