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極少以多篇文章來評介同一作者的系列書籍，但Alan Weisman（台灣譯魏斯曼、中國譯韋斯曼）是個例外，他的《加維奧塔斯：改變世界的村莊》（Gaviotas: A Village toReinvent the World，越舒靜譯，上海科學技述文獻出版社，2009）、《沒有我們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劉泗翰譯，木馬文化，2008），乃至近幾年頗引起國際討論的《倒計時：對地球未來的終極期待》（Countdown，集體譯作，重慶出版，2015），確實是20年來報導世界各地環保生態危機的里程碑作品。
在親臨各地記錄人類與自然的慘烈互動之餘，艾倫也藉助於各種專業人員，企圖為環保生態危機提出解藥。艾倫寫作《加維奧塔斯》之前，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擔任外勤採訪，幾已走遍中南美洲國家，爾後因為機緣與興趣，他實地勘查的國家，總數將近60個，遍布全球七大洲。這樣的背景，加上他本身悲天憫人的氣質，以及原來在文學方面的深厚素養，造就篇篇章章珍貴的作品，有時磅礡大氣，有時綿密動人。總的說來，他能遵守新聞工作者的職業倫理，做到對主題事態不妄加論斷，輕巧的穿梭在眾多人情義理中，讓讀者自己歸納出地球的困境。
讀過這些艾倫的專書，我還額外評介了一本艾倫的家族傳記《血液裡的迴響：搜尋我家族的隱藏過去》（An Echo in My Blood：The Search for a Family's Hidden Past，1999），為了讓讀者了解主角人物──艾倫的父親西蒙──受到暴力侵害猶太人事件的創傷症候群，艾倫不惜重新翻攪從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到越戰的美國政治，佐以近40年艾倫個人足跡所至的、遭到資本主義橫行發展破壞過的拉丁美洲實況，最後回到西蒙與艾倫的祖先發跡所在，即20世紀初促使西蒙逃遁移民到美國的烏克蘭pogrom現場，因為感到對歷史的茫然，遂更加發願尋根。
所有這些書，其實主題都是「迫害」：人對人的迫害、人對自然的迫害、自然對人的迫害。前二者是「人禍」，後者是「天災」。天災人禍是所有作家的永恆主題，穿插於其間的稀有太平盛世，無論在哪裡或多麼短暫，則是人類或千萬物種尋覓的烏托邦。可以說艾倫很幸運，以其有限的職業生涯，實際目睹了各式各樣的天災人禍，並從中發現了生命的黑暗與智慧。
日前我透過網路與艾倫取得聯絡，對於他的系列書籍稍做討論，並探究了某些我比較關心的問題。經過他同意，將部分訪談整理成以下文章。
女性只能是無限忍從的角色嗎？
讀過一些關於猶太人受迫害的書，幾乎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其中女性似乎都沒有真正的聲音，艾倫的《血液裡的迴響》也不例外。我寫的書評〈Pogrom：為什麼猶太人或任何人，必須有自己的國家？〉也提到，艾倫的母親對父親無論怎麼無理取鬧，她總是以愛與容忍來回應，並且告訴小孩，父親經受過很多恐怖的事，尤其是軍隊當著6歲多的他，開槍殺了祖父，因此希望艾倫與姊姊可以原諒父親。這位女性美麗與賢淑，為何願意這樣無限忍從？
我問艾倫，除了他父母真心相愛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他說，母親已去世超過25年，他還是很想念母親，過去媽媽對他很頭痛，他也很叛逆，但是隨著年紀越大，他越懂得母親對他的重要性。那還是愛，愛使母親對包容他。愛是真正有力量的東西。
艾倫的父親，在外人面前是個戰爭英雄，是個法庭上的大律師，回家後卻什麼也不對勁，讓小孩只好避著他，媽媽為什麼對父親如此忍從？除了她真正愛父親之外，也因為她需要他，雖則他常對她滿殘酷的。「那個年代的美國女人，是從丈夫的成就來定義自己的。我媽是個實際的人，爸爸賺錢養家嘛！另一方面也是文化使然，東歐猶太人的文化，就是要女人三從四德。」
《血液裡的迴響》中寫到艾倫爸爸老年失智，卻要求每天要出去兜風，艾倫媽自己身體狀況也不好，仍得捨命陪君子，硬著頭皮上下高速公路，就為了讓父親開心。艾倫說：「我很希望她知道世界在改變，女人不一定要這樣，這點，直到父親年老體衰，母親才逐漸了解了。」可惜的是，父親去世後，正當艾倫姊弟希望能夠帶著她，讓她享點清福時，她卻生病驟逝，死前還說：「沒什麼啦，我至少可以去找你們的父親。」
我問艾倫，難道他母親的家族本身沒有受迫害的經驗嗎？是不是有可能因此對父親特別忍從？艾倫說，外祖父一家在1890年離開烏克蘭，主要是害怕帝俄的徵兵制，他們住的猶太人定居區Medshibozh倒是沒被當時基輔的大規模迫害行動掃到。艾倫母親生在美國，他認為媽媽不見得聽過外祖父母講到什麼被迫害經驗，嫁到父親家來以後，因為母親懂的意第緒語比較有限，祖母這邊的受迫害經驗，也未見得能夠準確的全然傳達給母親。
「後來我問她，到底是祖母講得對，祖父是被白軍哥薩克殺的，或是如我爸爸所說，是共產黨殺了祖父？母親一直站在父親這邊，說父親講的沒錯。總之，雖然爸爸說謊，母親也必須與父親的創傷症候群共處一輩子。」
然而我讀《血液裡的迴響》，感覺艾倫沒有太把母親的政治意識太當一回事。事實上他媽媽對政治是有看法的，她也必須保護家人免於傷害，不可能對環境中的壓力與暴力全無感想。家人講起「非美委員會」傳訊猶太裔知識份子，母親就說，這又是在迫害猶太人了。父親立刻反應：「你少亂講話。」女性在那個時代沒有話語權，可能連她的子女都還沒察覺，要到孫輩才可能注意到。我認為這是該書美中不足的地方。
中南美洲的人禍與天災
《血液裡的迴響》裡，艾倫至少兩次提到，他在中南美洲做採訪時，與工作小組會合，大家交換蒐集的訊息，提到某些地方面臨的困境，他忍不住痛哭流涕。出於人禍，無論是政治鬥爭或是跨國公司對土地的剝削，使民眾流離失所。如果這種時候還在談平衡報導，不但緩不濟急，他根本認為是殘酷的。
我感覺艾倫對任何形式的「殘酷」都很敏感，即使是父親對母親或艾倫姊弟的語言暴力。書中，當叔叔勸他，說父親的言行可能來自切身遭遇，他就問，別人對他殘酷，他就可以對別人殘酷嗎？但是在中南美洲的採訪經驗，顯然是歷史變遷與人性弱點加總起來，會令人感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具體沉重壓力，令人特別無法承受。
記得來自加勒比海千里達的著名小說家奈波爾（V.S.Naippaul）就常說：「痛苦啊，你們不知道我的痛苦。」奈波爾常對他祖國與族人的無知與愚行感到心焦，無論自然或人文環境，似乎給人們帶來的只是不變的混亂、挫傷與屈辱。而一個小小的知識份子，即使後來貴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又能做些什麼呢？
我問艾倫，中南美洲人民的貧富差距怎麼解決？能解決嗎？他說這是個大問題，這些國家的條件不同，政府型態也差異性頗大，當然都決定了老百姓的命運：
「我剛從三個國家做調查回來：哥倫比亞、宏都拉斯與墨西哥。哥倫比亞自然資源豐富，也就是Gaviotas那本書座落的國家，擁有好幾所拉丁美洲最棒的大學，以及最興旺的行業。但是貧富差距一向很大，雖然貧苦出身的小孩現在上大學的機會比較多了，然而國家財富與政治權力仍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加上人口太多，已註定窮人無法翻身。」艾倫這麼說。
「尤其不幸的是，依照哥倫比亞的法律，一向允許大企業將營利所得匯到國外避稅，因此國家主要財政來源是國產石油，煉油過程使溫室效應飆高不下。而宏都拉斯嗎？就像它的鄰國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也是貧富差距大得不得了，加上人口過於稠密，而且因為地球暖化的關係，水災與旱災交替發生，難民只好拚命往北邊國家逃脫。而安地斯山國家（包括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哥倫比亞、智利等國），貧富差距一樣嚴重，氣候變遷使水源更行匱乏，國家與國家間對於自然資源的掌控權，越發競爭劇烈。」
「至於墨西哥，常有人說只要美國打個噴嚏，墨西哥就感冒了。現在美國病入膏肓了，當然無助於墨西哥的將來發展。墨西哥最近選出的進步總統，尚無力抗衡來自美國的壓力。雖然它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有好的家庭計劃，把人口成長率往下拉，但是它的就業與住房仍然不敷所求，人民當然就會想往美國跑，而美國拒絕移民，必然會增加墨西哥的社會與經濟壓力。」
我想，拉丁美洲的無望論並非空穴來風。但是艾倫提到Gaviotas，說他8月才跟盧加瑞（Poalo Lugari）見過面，Gaviotas的種種實驗仍然給拉丁美洲的落後地方帶來改良的可能。例如他們1980年代幫波哥大（Bogata）Ciudad Tunal及Medellín的住宅計畫安裝的太陽能，一直使用至今。盧加瑞對艾倫說：「我們所追求的，可不是現在流行的、用過即丟的科技。」
艾倫對於當初寫作《加維奧塔斯：改變世界的村莊》，感到非常欣慰。這本書是喜悅與希望的交響曲，常在他耳邊響起。
大屠殺猶太之後的弱小族群命運
我問艾倫，在德國納粹大屠殺猶太人之後，他們身為受害族群，需要世人給他們什麼樣的精神後援嗎？因為大家印象裡，好像猶太人就是將痛苦按捺下來，挺直腰桿，默默的繼續前行。這是個有尊嚴的族群，好像沒有特別哭喊冤屈，要求世人同情。
果真，他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
「經過這一次又一次的迫害，猶太人從歷史上學到，當一個政權有惡劣政績需要轉移國人注意時，少數族群就會成為代罪羔羊。我父親的書架上經常放著一本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辛克萊路易斯（Sinclair Lewis）寫的《不會發生在我身上》（It Can't Happen Here，一本講法西斯主義的小說），提醒他血腥歷史是會繼續重覆的。我的祖父事業很成功，很富有，覺得對猶太人的暴行不會出現在Mala Viska這樣的小地方，可是他錯了；1930年代住在德國、奧國的猶太富商、學者俊彥，覺得大屠殺不會發生在那裡，可是也發生了。」
「對於少數族群的迫害，現在仍然發生在美國，在歐洲，以及很多亞洲地方。我認為，猶太人無論身在何處都應該警覺，只要是有少數族群被迫害的地方，他們都可能是下一個被迫害的對象。那些投票給川普的猶太人，似乎忘記了自己也有危機。」
艾倫對於世界上唯一的猶太人國家以色列，或許愛深責切，在他寫人口問題的《倒計時：對地球未來的終極期待》第一章，便有些露骨的批判。他說，在以色列，猶太人是多數民族了，卻漸漸成為加害者，不但對於回教徒與巴勒斯坦人毫不手軟，對於他們周遭的大自然也是予取予求，把整個國家變得生態貧乏、環境惡劣，而且毫無反省之心；明知土地負載之沉重，卻不斷鼓吹增「產」報國，從摩西五經擷取荒誕的人口政策之宗教依據，完全為了壯大軍容，嚇唬鄰邦。
「我從這章寫作學不少東西。恐怕最後以色列還是會被自己的重量給壓垮，就像現在許多人類文明一樣，越成功，越容易被自己的重量壓垮。文明太過份了，我們現在逐漸知道了，這個地球實在無法負荷那麼多人口。自然與人文，必須有個新的平衡點，但我恐怕求取平衡的過程會很辛苦，一切文明的自我節制都是辛苦的。這是個大議題，需要以另一本書來解決。我現在就在忙這個。」艾倫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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