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2026 年 4 月 7 日美國發表訊息，表示伊朗若不讓步，「整個伊朗文明可能毀滅」（A whole civilization will die tonight, never to be brought back again.）之後，保羅克魯曼即刻連上 YouTube 直播，以沉重的標題「美國最黑暗的時刻」（Our Darkest Hour）發表談話。他在直播中公開呼籲，假使軍中將領接到摧毀伊朗文明的指令，應該起而抗命，否則將成為違反國際公法的戰犯，而那些附從川普執行這種指令的公務員，基本上都是共犯。
克魯曼說，川普這樣的威脅，實際上就是「不道德的」（immorality）及「犯罪的」（criminality），他將使美國成為一個「恐怖主義國家」。他也譴責川普的支持者及共和、民主兩黨，認為自此以往，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力挽狂瀾，以免美國給世界帶來更大的悲劇。
這不是美國攻擊伊朗之後，克魯曼第一次在直播上坦承自己對川普的不齒。身為諾貝爾經濟獎的得主，身為美國經濟學界的巨擘，身為擁有百萬讀者的暢銷書作者，身為終身的優良教授，身為有良知的知識份子，身為一個好人，他這幾個月來枕戈待旦，不時忙中偷閒，紅著雙眼為公眾分析相關戰情。克魯曼的表現，歷史肯定會記上一筆。
做為公共知識份子，克魯曼、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1954～）、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1943～）是目前美國頂尖經濟學者中最敢於對美國不義外交政策提出建言的「三大」。相對於克魯曼的理性沉著，薩克斯的奮不顧身及經常在媒體上痛苦飆淚，是個強烈對比；然而這次的美伊戰爭，史克魯曼已數度公然的泫然欲涕。至於史迪格里茲，年逾 80，雖仍不時接受媒體訪談，卻唯恐講得不夠清晰，乾脆訴之於大部頭著作，他反戰的巨著《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真實成本》（The Trillion Dollar War：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盧昌崇、孟韜、李浩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行銷世界，有多國譯本。
由於台灣經濟學界高層的背書，薩克斯重要著作中，有6本以上繁體字譯本，大概為了鼓勵經濟學學子仿效這種痌瘝在抱的精神。假使不是他的大愛，28 歲便已成為哈佛大學的終身教授，亦曾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名師，他大概不至於年逾 70，還必須勞苦奔走於全球的低度開發國家，仍在為消除人間可怕的貧窮而努力。
不過，即使是這三位比較食人間煙火的名教授，可能都必須同意，他們對於美國所加於全球的戰禍，尤其在中東，諸如波灣戰爭（1990～1991）、入侵阿富汗（2001～2021）、入侵伊拉克（又稱第二次波灣戰爭，2003～2011）、持續資助以色列攻打黎巴嫩（1982至今）及敘利亞（2019 至今）等國、強力支持以色列在加薩走廊對巴勒斯坦人屠殺（2024～2025）等，似乎醒覺過晚，因為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諾姆杭斯基（Noam Chomsky，1928～）及許多左派學者，從 1980 年代起，已不斷告誡世人：美國才是全球最心狠手辣的恐怖國家。
2026 年 4 月 7 日，保羅克魯曼在 YouTube 上沉痛直言，川普將使美國成為恐怖國家。
克魯曼為何對區域經濟學感興趣？
對於有些財經知識的讀書人來說，不僅在台灣，克魯曼獲頒諾貝爾經濟獎（2008）之前或之後的著作，可說是為世界經濟的現勢，提供了恰好的導覽。你或許不同意他的結論，但是基本分析的事實根據與推論過程，縝密與嚴格，已彌足珍貴。他所擅長的經濟學思考，分成兩大部份，一是新貿易理論，二是新經濟地理學。
通常讀者熟悉的是他的新貿易理論，直到一本小書《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1997，蔡榮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出現後，才多少說明了他對於新經濟地理學的想法。
克魯曼的想法是，假使能夠為區域經濟學（Regional Geography）建立一般理論，才足以確定一時一地的生產規模侷限，以及該投入何種生產要素，來達到增產的效果。例如說，為何東西德統一後，盡管聯邦政府撥出巨大經費，都無法阻止東德勞動力向西德群聚，以致東德的人口愈來愈少，產能無法增長；又例如美國的紅頸州，也就是川普的基本選票區，都巴巴盼望著他的政見不會挑票，為紅頸州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事實證明並不容易。
在《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中，克魯曼遍數經濟地理學學名家，例如羅森斯坦-羅丹（Paul Rosenstein-Rodan）、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及艾薩德（Walter Isard，1919～2010）等對區域經濟學的深耕，同時說明建立一般理論的困難所在。
如果要做類比，美國入侵阿富汗之後，我們姑且稱之的所謂「政權改造運動」中，最關鍵的一環，就是美國為了保護阿富汗人經過民主制度合法選出的政權，斥巨資打造一支數萬人的國家安全衛隊，其性質是軍隊加警察，來應對反政府的民間游擊隊伍或恐怖組織的挑戰。
《阿富汗文件》（The Afghanistan Papers：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Craig Whitlock，2022，張苓蕾、張鈞涵、黃妤萱、鄭依如譯，2022）的作者告訴讀者，訓練過程中美方就已知不妙，例如說，你問受訓人員家中有幾個兄弟姊妹，他們可以寫出全部名字，因為學過拼音，但是無法告訴你是 1、2、3、4 等，到底幾個兄弟姊妹，因為他們沒有學過數數，這是抽象的表達法。乍看好像是小事，但是明顯阻礙了阿富汗人學習及組織防衛技能，理由是很多指令很難以具象表達。
教育的不足，導致國家安全部隊的訓練事倍功半。《阿富汗文件》中提到，美國駐在阿富汗的軍方會說，現在我們在阿富汗已 15 年了，假如當初，我們把阿富汗的小學一年級學生，全部送到印度去培養長大，接受完整教育，再把他們帶回阿富汗，改造自己的國家，恐怕美國政府也不必花那麼多兆美元就地訓練他們，卻永遠達不到預想中的成果。美國歷經數任總統，最後只好在 2021 年全面撤軍，結束這整個「改變政權」的「善意」。
《阿富汗文件》還細數，這些國家安全部隊的成員，不但時不時槍口對內搞造反，假使你問他們，解甲歸田後想做什麼，10 個有 9 個會回答你，想回家種鴉片，因為較容易過好日子。鴉片？？？這正是美國政府最頭痛的東西，鴉片行銷世界，也是游擊隊伍或恐怖組織得以生存、壯大的最重要資金來源。
《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說及，有時經濟無法發展，是因為當地有些文化要素，讓他們無法發展。例如某國投入要素中的勞動力，並不等同於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克魯曼在其他訪談中也提到，OEDC（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的那 38 個國家，通常指富裕的工業國家，就是越發展越好，而那些低度發展的地區，無論你如何調整經濟政策，依然積弱不振。區域經濟學想找出的，就是問題的癥結點；或許過去推想中的經濟規模太小，或消費者喜好特殊等等，都不是真正的問題。
艾薩德晚年接受回顧訪談。
克魯曼來自的經濟學知識傳統
我幾年前讀《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並不知道為何克魯曼每次寫到艾薩德，即使是批評他的名著《區位及空間經濟學》時，為何總是帶著肅然起敬的口氣，例如「艾薩德曾是，現在也是一個精力過人又博學的人。」當然，艾薩德實際上是「區位經濟學之父」，是第一個把空間納入經濟學重大思考的學者。但稍後繼續查訪，我才發現原來艾薩德也是美國的「和平學之父」，1960 年代中期以降，有一群傑出的經濟學學者，開始嘗試討論，是否可以找出維持和平的一般理論，來解釋或預防戰爭的發生，當時有兩個關鍵人物，一是肯尼斯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1910～1993），另一就是艾薩德。
克魯曼與艾薩德都是猶太人後裔，前者的外祖父母、祖父母分別在 1910～1920 年代，從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移民到美國，後者的父母則來自東歐。克魯曼整整小艾薩德 34 歲，在紐約市長大，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艾薩德生長於費城，20 歲從天普大學畢業，繼而到哈佛大學深造，在阿爾文韓森（Alvin Hansen）指導下學習，1943 年拿到哈佛經濟學博士。
光是可以親炙韓森，就夠克魯曼羨慕艾薩德的，因為韓森是將凱恩斯經濟學引進美國的最重要人物，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而克魯曼最崇拜的經濟學學者，就是凱恩斯。韓森完成了好幾個重要的經濟理論，不但教育英才無數，還寫了好多本通俗的經濟學書，和克魯曼一樣，是他們那一代享有盛名的公共智識份子。
和克魯曼不同的是，艾薩德對於「知識」的興趣，遠遠高於「學術」，在哈佛就讀期間，曾請假到芝加哥大學進修了 2 年數學，一償他對數學的好奇，然後才回到哈佛拿他的博士學位。艾薩德最惹人談論的傳奇之一，就是他在哈佛大學認識從蘇聯移居美國的經濟學家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 ，1905～1999），據說是艾薩德協助之下，列昂季耶夫才完成著名的「投入產出理論」，且於 1975 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列昂季耶夫是個名師，他指導的博士生中，有 3 人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艾薩德顯然不熱中這些研究，並曾在晚年訪談中說，他對「投入產出理論」沒什麼特殊感想，也不認為天下真的可以達到「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那種均衡。他說，身為信仰非戰、反戰的貴格教會成員，他很早就想藉著學術上的成就，來帶動他真正關心的和平研究。
艾薩德說，他對區域經濟學研究感興趣，心想如果要使自己有影響力，就非得成為這個學術領域的翹楚，所以就真的下了點功夫。訪談中他自估，曾成功啟發將近 10,000 名到 15,000 名研究者進入區位經濟學領域，至於和平研究，也有將近 1,000 名到 2,000 名學者曾參與研究。
艾薩德說，經濟學家罕見歡迎戰爭，因為戰爭會毀滅他們苦心協助建立的經濟成果，所謂「戰爭沒有贏家」，就算所謂「勝利的國家」，也仍會被嚴重拖累，人民受罪，文明蒙災。必須有人藉著認真的科學研究，探討和平如何維繫，或國家之間衝突時，該如何做，才能夠避免走上戰爭之路。
在古巴危機之後，一般學術單位多不歡迎和平研究，認為科學性不足，但實則也是恐怕這群學者傾向左派，對於共產國家的大敵採取投降主義。艾薩德沒有在怕，他每次參與或主持大型的國際區位經濟學會議，趁便在會後原地召開和平研究會議，多年下來，竟然有不少經濟學者及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受到吸引。和平研究足有 10 年到 15 年的盛況，艾薩德憑他個人的威望，找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Lawrence Klein，在他們執教的賓州大學開和平研究博士班；艾薩德更是把和平研究的學者帶到歐陸及亞洲去開會，流風所及，那些地方的大學也開始了和平研究學程。
這些和平研究，在 20 世紀末以博奕理論或衝突理論的面貌，再度展現風采至今，但是艾薩德在他生前接受的訪談中，表示他並不滿意，除了認為這些和平研究不夠數學化，科學的說服力不足，難以導入實際運用以外，他語重心長的說：「真正的要點是，那些掌握權力的，可以決定是否動用武力的人，往往不是一些理性的人。是他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硬是要選擇了戰爭。」
肯尼斯博爾丁接受回顧訪談。
博爾丁的和平思想承傳
問到此生受誰影響至深，艾薩德毫不考慮地說，是肯尼斯博爾丁。博爾丁在英國立物浦長大，進入牛津大學修習化學，後轉而攻讀經濟學。他的學習過程因為生病、信仰等因素，數度轉折，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及哈佛大學進修之後，才決定事業去向，成為一個專業的經濟學老師，同時開啟他的和平運動，以跨學科的哲學著作享譽西方社會。
和艾薩德同樣的，博爾丁是貴格會的成員，且事工甚勤。他在原本浸信會教友的基礎上，對於貴格會恪守的非攻、和平信條，以行動實踐終生。在他眼哩，經濟學與社會學不應該分立，而是一個科學，共同探討人類和人類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與人類組織之間的關係。他對經濟學採取進化的觀點。因為辯才無礙，他比艾薩德更早在和平運動中嶄露頭角。
過去常有人將台灣比作文化沙漠，但是博爾丁（亦譯鮑爾汀）的例子來說，並不盡然，在他較為出頭露臉的 1970 年代，便有兩本譯為中文，一是《社會動力學入門》（A Primer on Social Dynamics：History as Dialectics and Development，1970，萬爾甄譯，食貨，1978），二是《經濟學七講》（Economics As A Science，1970，李紹盛、林倫禧譯，幼獅文化，1979），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前者講述他和平理論的基礎；後者被美國大學經濟學課程普遍用做教科書長達 20 年以上，現今網路上仍可查到全書 PDF 檔。
博爾丁認為，生物的世界，包括人類的世界，是個複雜的共生網，固然存在生存競爭，但是不能用任何簡單的衝突模式來描述。任何生態的均衡，都是生物之間實際互動與潛在意識的合作所造成，因此沒有所謂任何單方面的「勝利」。他反對嚇阻（deterrence，亦譯為「遏制」、「威懾」），主張應透過交換或統合來解決衝突。他說，再多的嚇阻，都有可能被破解；軍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往往也是發動戰爭最頻繁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國防安全，並不會更安全。
博爾丁曾舉一例，解說科技的進步如何導致戰爭與和平的變遷。大砲的發明，使過去可以躲在城堡裡的封建貴族階級解體，而人類一旦發明核子武器，卻真的會使敵對國的人民無處可躲了。因此，國家與國家之間，更需要交換與統合來解決爭端，否則只能同歸於盡。
固然，國家富有了就會擁有權力，有權力之後就會想打仗（wealth creates power, power creates war），但是大多數戰爭，如果真想避免，總還是能夠避免，例如從北美到北歐再一路拉下來到澳洲，這個地圖上的大三角，就有 18 個國家是很久以來無論如何不會相互打仗的，呈現「穩定和平」（stable peace）狀態，等而下之是「不穩定和平」，然後是「不穩定戰爭」，最令人遺憾的是「穩定戰爭」狀態。
穩定和平可以透過國與國的共同意識來完成，但如何使國與國的意識趨同，是大家必須學習的。國家必須從小經由各種管道，教育人民想方設法去達成和平。和平確實是人類最大的使命，最起碼的幸福保障。
博爾丁說，必須一而再、再而三，不斷的告訴大家關於戰爭的真相，教導大家什麼是製造和平的途徑。這樣一代接著一代，教育再教育，人類才可能在地球上維持和平。事實上，隨著人類理性的進展，全球的戰爭的確愈來愈少。
如此看來，美國出現克魯曼這樣的經濟學者，是藉由優良的經濟學知識傳統，許多世代接力傳遞來的。美國「黑暗的時刻」會不會到來，如今，靠的就是這些發自良心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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