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台灣中譯出版得比較早（賴振南譯，商周，2004），而且比中國的中譯（2019）品質好太多。然而《事件》逐年漸增的台灣讀者，多屬推理小說愛好者，極少人知道，此書背後隱藏著一位偉大的、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家。
商周出版社把《事件》納入「日本推理名家傑作選」，事實上，他們過去出版了數十本法學譯叢，沒有一部比這本書的人權教育效果宏大，雖然那些名著的作者，多是英美法學界的碩彥之士。《事件》的日文作者大岡昇平（1909～1988），是個行事極其低調、生前自居平凡，現在即使連在日本也罕有人提到的小說家。
大岡昇平早有文名，市川昆導演將改編過的大岡昇平《野火》（1959）帶上大銀幕，流傳至今。原作是中篇小說，敘述大岡在菲律賓雷泰伊島的親身體驗，時值二戰，日、美太平洋戰爭的末期，美軍仍糧餉充足，日軍卻且敗且走，求存者若遍尋沿路農村的莊稼不獲，只能吃同伴去世後的遺體。
如此聳動的題材，外譯後轟動歐美，可是二戰後的神武景氣、岩戶景氣已帶領日本迅速走出經濟蕭條，1964年便富裕得足堪舉辦東京奧運了，對於國力復興中，正全力擺脫戰爭恥辱或悲哀的日本人而言，《野火》無非一種民族意識上的尷尬。大岡昇平的《野火》雖獲得讀賣文學獎（1952），但其內容大致上只被視為翻過去的歷史頁面，除了得到少數文學評論家的關愛之外，幾乎無人討論。
《野火》對於中文讀者甚至更陌生，首次譯為中文是1967年，當時已有英、法、德、義多國譯本，台灣經緯書局的英譯本或許為招徠讀者，將書名「野火」更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秘聞」（徐雲濤譯），雖是《野火》至今最優異的中文版，卻由於未附帶說明該書的時代背景與出版脈絡，最多僅被視為軼事小說。
大岡昇平志在千里。畢業於京都大學法文系的他，以斯丹達爾（Stendhal，1783～1842）為師，對這位《紅與黑》作者的研究不遺餘力，甚至曾譯紀德寫的《斯丹達爾論》發表於《小說》季刊（1932），所以，當初他是以小說評論家、翻譯家的姿態躋身文壇的。《紅與黑》表面上看來是心理小說，實是1830年前後的法國政治史。
二戰末期大岡昇平應召入伍，倖存回到日本後，逐漸以各式短篇、中篇小說在文壇站穩腳步，《野火》（1947）與《俘虜記》（1949）是其中成就較突出的。因此，當大岡昇平1967年在《中央公論》開始發表《雷泰伊戰記》（レイテ戦記）時，文壇也無人驚訝。然而該戰記1969年連載結束時，大家才豁然大悟，大岡在二戰短暫卻慘痛的經驗，使他不得不執筆親寫歷史，以完成他的人間見證。此時的大岡，儼然以史家的身份面世。
《雷泰伊戰記》全文近900頁，是圖文並茂、不折不扣的太平洋戰爭歷史。這3冊的戰史，基本上屬深入調查報導，為了寫作此一系列作品，大岡昇平曾數度回到雷泰伊島做採訪。他的寫作動機就是鼓吹和平，以及強調戰爭的無用與無稽，對於有心研究他創作思想的人說來，《雷泰伊戰記》的確是個必須發掘的寶庫。
1977年《事件》450頁鉅作的出版，使一向鍾愛推理小說的大岡昇平，突然在推理小說界竄出，惹人注目，更是他在日本文壇形象的另一轉折。基本上，《事件》或許不是以推理小說的出發點去寫作的，從大岡行文的言之諄諄，可知作者教化眾生的意味高於一切。
沒錯，日本自從19世紀明治維新時期已引進德國刑事訴訟法，二戰後又調和美國相關法制的精神，較以人權為本位，表面上看來，好像已成為典型的法治國家，這就是《事件》想挑戰的，大岡昇平究問的是：這樣堂堂的法治國家，當一個普通老百姓失手殺了人之後，是不是能夠得到法律的保障，得到適當的判決？
《事件》的格局遠超過一般推理小說
《事件》出版將近半世紀後，仍不時再版，被推理小說讀者視為經典，到底為何突出？
一如東野圭吾的《嫌疑犯Ｘ的獻身》，《事件》不是本格派（正統）的推理小說作品，它一開始便告訴你主題案件的答案了：死者初子因為逼迫妹妹好子去墮胎，慘遭妹妹的情人，也就是19歲的農村勞工上田宏（以下簡稱阿宏）殺害，他已在警方與檢察官面前承認不諱。那麼，接下來還有什麼戲可唱？如何經營戲劇張力呢？
讀者很快發現，《事件》是一本法庭小說，因為訴訟程序逐一展開。然而似乎它又有別於一般法庭小說。比方說，大岡昇平不厭其詳的為你介紹該審判的參與者，包括殺人者與被害者，包括檢察官，包括一名審判長與兩名陪席推事，包括諸位證人，包括說服阿宏爸爸選任辯護律師菊地大三郎的、對阿宏無辜抱著無比信心的中學老師花井等等，所有這些人的近身瑣事。
在《事件》中，這些人物具備超乎你所期待的資訊，而其內容對於原本猶豫此書沒啥好看的你，反而形成親切的魅力，讓你不得不繼續翻頁。必須記得，大岡昇平寫作此書時是60多歲，有足夠閱歷可以理解或解剖這些人物的社會背景及心理動向。
凡此種種敘事像一把傘，當它慢慢的收攏來時，你一次又一次來到開庭現場，在進行訴訟程序時，你看到的不再只是呈案的證物、出庭的證人，或是檢方與辯方的攻防，或是法官們私下的斟酌，而是那些一般法庭故事完全看不到的，各方參與者背後的行為動力來源。
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個角色，是該案陪席推事野口直衛的太太光子。野口將是該案判決書的撰寫者。大岡昇平非常慎重其事的，在第二章詳述野口怎麼會分到這個案子。他才剛過完33歲生日，「在昭和27年從M大的法律系畢業，在司法官訓練所受過2年左右實務訓練後，在昭和29年派任後補法官。之後的4年以札幌為起點，輾轉於各處的地方法院累積經驗，自3年前任職於橫濱地方法院。」（賴振南譯，下皆同）
不能以為這些不重要，老到的讀者這時會隱隱感覺，作者的意圖絕不止於寫一本殺時間用的的法庭小說。然後，有更多的細節：「他在上任的隔年結婚，和妻子光子兩人育有一女紀子，今年將滿3歲，一家人在橫濱的北邊郊外區、位於妙蓮寺的官舍中過著平靜的生活。」甚至連住家官舍有幾坪大，幾個房間、從家裡走到車站是5分鐘路程，都寫得絲絲入扣。
然後大岡昇平講起《事件》舉行審判的橫濱地方法院一般日常作息情形，以及看似口氣平常的寫了一些關於該案的市井傳聞，等等。這章寫了2萬5千字，除了細節，無非細節，對於光子作者是這麼寫的：
光子的父親在大學講授刑法，所以家中常有法官或律師來訪，因此有機會聽到戰後的著名案件或審判的秘辛。
光子本身自短大日本文學系畢業後，學習料理與茶道，接著就相親結婚，選擇的是平凡的人生道路。她之所以會願意嫁給一名候補法官，是因為她不討厭司法界的氛圍。如果丈夫肯與她分享工作上的事，她反倒會以成為丈夫工作上的交談對象為榮。
然而，即使是那樣的光子，也與普通女性沒兩樣，還是會透過《女性週刊》的報導來看案情。
年輕夫妻嘛，難免談到阿宏殺人案的案情，「我覺得他拿出刀子只是打算嚇嚇對方而已，卻不小心殺了人，不對嗎？」光子這麼說。
野口推事起初還試著拿些訴訟上的大道理，來反駁光子的「速審速決」，然而隨著案情越加明朗，卻發現光子的前後意見完全正確。這本450頁的小說你讀到最後，才發現作者是繞了一個好大的圈來訕笑大家（包括3位法官）：你們這些人受了自己身份的拘泥與蒙蔽，竟然連許多常識性的真相判讀，都還不如一個愛讀《女性週刊》的家庭主婦呢！呵呵。
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完美演繹
讀大岡昇平的小說，必須不排斥他的不慌不忙。例如說，他可以藉著一個普通的飯局，阿宏老師花井與辯護律師菊地的對話，「順便」講講日本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為求速審速決，運用準備程序的預審制，以加速訴訟程序的進行。這麼做，對於積案如山的法院當然很方便，但是對於當事人並沒有盡到保護之責。
大岡昇平很認真的讓讀者了解，為何阿宏殺人案能夠獲得轉機，辯護人明智的拒絕適用預審制是個關鍵。但是他寫得實在太細密了，像極了在課堂上聽講，我有時不免自顧自的笑起來，心想即使當年在學校，刑事訴訟法的老師們好像也沒那麼刻意強調。但隨即我又想到，或許這就是大岡真正在意的：學校沒有把法律系的學生教得很好。
例如講到「職權進行主義」與「當事人進行主義」，課堂上通常最多解釋：前者的特色是法官積極介入訴訟的過程，主動調查證據，對於證人、鑑定人積極訊問，當事人（檢方與辯方）則多半被動；至於後者的特色，是法官只扮演中立與被動的角色，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的事實，負擔證據的蒐集與調查義務，當事人雙方各傳喚對自己有利的證人，當一方對自己的證人詢問完畢後，由他造對證人詰問，當事人雙方對證人詰問完畢後，即使法官對事實仍有不明瞭之處，基本上也不可直接訊問證人。
《事件》的法庭故事，便完全是後者，也就是以當事人進行主義來演繹的。
大岡昇平在全書好幾個地方，都隨機教導讀者，在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精神下，檢察官的起訴事實必須經得起被告律師的反覆挑戰，法官們是客觀的，不能便宜行事偏袒檢方。《事件》中54歲的審判長谷本，就是大岡拿來展現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完美樣本，谷本確實從審判開始，就顯出他恪守法律所賦與職權的剛正不阿。
很奇怪的，即使《事件》每個章節都大量夾雜著刑事訴訟法制種種面向的敘事，無論是過去制度與現在制度的比較，或是法院或檢察體系的互動，或是例如被告律師菊地對於法條的見解與他對一些實務的看法等等，讀來卻不乏味。可能讀者還會更努力的將焦點集中於這類文字，因為大家開始了解並接受這裡面有一些特殊的節奏，你必須努力跟著音符走，如果跟丟了，你根本無法享受推理的快樂，同時也就浪費了這本書。
大岡昇平確實做到了讓《事件》的質地紮實，雖然文本龐大，卻內無虛文，而且，就像他那著名的《野火》一樣，他使犯罪（殺人、吃人）的主題意識變得較不血腥，與其是在追索犯罪的兇行，不如說追究殺人者、吃人者如何成為加害人。
《事件》比《野火》多出來的，是說明假使一個人順隨著制度走，只做出機械式的反射回應，反而真相會與我們越行越遠。書中的谷本檢察官就是這樣的。眼見菊地律師將檢方證人一一駁倒，便想到或許影射阿宏與被害人有性關係，可以補強做為阿宏預謀殺人的動機。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大陸的中譯本（海峽文藝出版社）大概為誘引讀者，居然將中立的書名「事件」，擅改為「三角案件」，這是很不道德的做法，不值得效尤。
人本主義式的書寫
有人或許會問，阿宏究竟是「預謀殺人」或「過失殺人」有那麼重要嗎？有必要寫一本50～60萬字的大書來探討嗎？顯然大岡昇平認為有必要，而經由這個冗長的過程，他也確實讓讀者能夠接受：人命與自由都是重要的，不該坐的牢，多一天都是冤獄；法院或檢方的粗疏，在最單純的刑案與最複雜的刑案中，都可能存在，也必然鑄成悲劇。
大岡昇平令人訝羨的，是具有一種強大的、驅使你面對人類真相的寫作素質。人是不完美的，會犯錯的，不僅犯人如此，檢察官、法官也一樣，都必須惕勵自己，才能夠自我糾正原本的輕信或偏見。他以極端人本主義而非替天行道的方式，來呈現出這些人性的原貌，反而更容易觸動人心。
《事件》是否應列於推理小說，見人見智。即使你不認為它是好的推理小說，它也的確是好的文學作品。你永遠不會忘記阿宏出現在法庭上那小小的、無助的面容，他本以為自己罪該萬死，但真相終於救了他、解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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