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偉大的作家，重新出版他們的作品，最能夠著力的就是這些作家們的生辰或忌日，諸如多少週年冥誕，或是多少週年逝世紀念。以日本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川端康成來說，他生於1899年，死於1972年，可以想見，2019年（他120歲冥誕）至2022年（他逝世50週年）之間，應該是他的著作再受注目的最佳時間點。
有趣的是，就出版的盛況而言，川端康成的中文譯書，可能比在他的原著母國更興旺。這短短兩三年中，海峽兩岸的出版社有志一同，或是舊譯，或是新譯，或是單冊，或是數冊成集，包裝得漂漂亮亮，火火熱熱上市，與半世紀前（1968年）他獲獎後急就章的粗製濫譯迥然不同，顯見大中華文化圈對於川端文學的閱讀潛力，仍有高度期待。
比較令人失望的是，儘管川端文學屢被冠以經典，堂堂再行推出，除了偶有佳作，對於讀者的一般介紹乃至導言，仍似多年前浮淺。若非本身對於日本文學稍有認識，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川端文學新品，難免有不知從何讀起之嘆。
最保險的讀法，是讀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給他獎項的三書：《雪國》（1937）、《千羽鶴》（1952）與《古都》（1962）。可是，對於川端文學熟門熟路的人會告訴你，此三書並非就是他的所謂「代表作」。要了解他的生平與志趣，《伊豆舞孃》（1927）與《淺草紅團》（1930）不可忽視；要深入他的倫理觀念，《山之音》（1954）必須細讀；至於佛教禪宗對他的莫大影響，《名人》（1954）、《睡美人》（1961）絕對必要徹底了解。而這僅僅是他的長篇及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及散文可觀者亦多。
三島由紀夫一身傲骨，卻從20歲起與川端開始通信之後，即以川端文學的提倡者或保護者自居，口口聲聲尊稱他為「老師」，當時他還沒在日本文壇露臉呢（《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復書簡》，陳寶蓮譯，麥田，2000）。
後來三島由紀夫成為日本文壇霸主，寫的文學評論比小說更有名，收入《三島由紀夫評論全集》第一卷的川端文學評論便有26篇，在《三島由紀夫作家論》（林皎碧譯，木馬文化，2019）僅收有6篇。雖然川端讀者未必盡然同意三島的見解，卻可藉此覺察三島對於西方文學形式的信仰，以及他珍惜川端文學、希望將其羅列為世界級名著的心意。
老實說，若非三島刻意為川端康成推介翻譯人選、寫推薦函，川端文學能否在谷崎潤一郎之後被英語世界接受，並在谷崎去世後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垂青，還是大問題。川端康成在1950年代雖已成為日本文壇的國寶級人物，卻是完全低調的人，而且以他的人生哲學，並不像三島那樣尊崇諾貝爾文學獎的普世價值。
難得的是，三島由紀夫評論的文章中，講到一個重點，就是川端確實「太聰敏」，以致他不曾受任何流行的思潮所欺矇。從馬克斯到佛洛伊德，從國家主義到存在主義等，川端康成都不曾在意，沒滲透入作品中。
川端康成得到諾貝爾獎，第一個獲悉消息的就是三島由紀夫。在此之前，他自己也是候選人之一，相當心焦期待獲獎，一旦塵埃落定，馬上打電話向川端道賀，並坐下來，飛快的寫了第一篇賀文：
諾貝爾文學獎頒與川端康成君，是日本和日本文學的榮耀，沒有比這更令人興奮的事了。川端康成君的作品保存了日本文學最細緻、最典雅神祕的傳統特質；同時他也熬過了本世紀不斷現代化的危險歲月。即使是這種如履薄冰的心境，也被包容於川端康成君細緻溫柔的風格裡；他對現代化社會的失望，總被溶入沉靜質樸的古典美中……
──《夢幻武士三島由紀夫》，John Nathan原作，梁翠凌譯，北辰文化，1988
三島由紀夫的這段賀詞，可說凌駕於坊間對川端文學的一切介紹，最值得川端康成的讀者牢記在心。
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川端康成第一次接受電視訪問，看得出他體力有些不支，倒是三島由紀夫神采奕奕，頻頻代替川端回答主持人伊藤整的詢問。
三島：川端文學最入戲的觀眾
時間是1968年秋冬間，川端康成首次上電視節目，小說家、藝文評論家伊藤整協同三島由紀夫，在鐮倉市川端家的院子裡進行23分鐘訪談。這時，諾貝爾頒獎典禮尚未舉行，日本出版社正大肆趕印川端的舊作，到處有人在讀川端小說，文庫本一本才台幣6元，據說還不必買，在火車、電車上常可以撿得到人家看完沒帶走的《雪國》。在台灣，《中國時報》副刊已開始連載《雪國》，好幾家出版社緊急徵召日文譯手，搶譯多本川端小說。
這情形是三島可以預見的。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將是日本身為二戰戰敗國的逆襲，表示日本人有自己的文學，而且能夠搶到世界第一。這幾乎與毛澤東在天安門的開國大典上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意義同等重大，深深振奮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
三島原本希望得獎者是自己，多年積極籌謀得獎的必要事宜，現在川端得獎，他對友人說：「他們十年之內不會再把獎項給另一個日本文學家了。」不過，我們在電視節目看到的三島由紀夫，興高采烈遠遠超過面有倦容，似乎不想開口說話的川端。
主持人伊藤整提到川端康成之前的一些文學家先輩，如森鷗外、島崎藤村、泉鏡花，以及生活方式很像川端的德田秋聲等，川端康成立即反應說，他覺得自己得獎只是幸運罷了，許多亞洲其他國家以及日本的小說家，都應該得獎。
接著川端康成又說，評審委員依據的是英譯本來給獎，其實他的獎金應和他們（按，應指英譯《雪國》與《千羽鶴》的Edward Seidensticker與英譯《古都》的J.Martin Holman）分享才對，嚴格說來，不應該就是他一個人去領這個獎。然而，他覺得不必把得諾貝爾獎看得太認真，拒領也是他的選項之一。三島立即搶去話頭，「如此做會影響到以後日本作家的命運吧！」三島這麼說。
三島由紀夫聲色俱佳，突然說20年前他在川端家，某次聊天後，川端說他要去趕稿了，三島看到他捧著火盆進書房的背影，想像起幾百年前的藤原俊成（1114～1204，詩人，平安末期幽玄之風的提倡者，風格綺麗溫婉，為《千載和歌集》編撰者。三島提到他，可能因為他與川端一樣向佛，曾想出家），可能就是這個模樣。「作家的焚膏繼晷，那種痛苦是外人很難想像的。」
這時川端康成深深的看了三島一眼，說：「我是很怠惰的人，若提到痛苦，可能是太怠惰以致於寫不下去的痛苦。不妨說，諾貝爾獎等於是在獎賞我的怠惰吧。」其他兩人笑了起來，認為川端太自謙。
三島由紀夫接著又講到川端文學之所以不同於西方文學，在於他的小說中有一條「沒有目標的線索」（aimless line），似乎寫到哪裡算到哪裡，然後便停下來，完成了；川端文學通常是沒有結局的，不像西方文學通常在高潮點收尾。川端的這種文學可以讓世人開開眼界。
川端康成調皮的笑笑說：「是的，我的小說沒有一部是真正寫完的。」
這點很重要，因為三島由紀夫自己是個結構大家，寫了那麽多長長短短的小說，每部作品都是結構工整，即使你不喜歡它的內容，也不能否認寫得不錯。三島評論川端小說，習慣上會把其中人物重新排序一下，為的是知道他們在整體結構中的位置，以論斷他們的存在意義，例如說，《雪國》的葉子，幾乎像是不存在的角色，卻時而出現，而且產生相當戲劇性的效果，他就認定川端很高明。
川端康成聽著其他兩人談著自己的作品，不置可否，唯有在三島在提到《山之音》時，做了些澄清。川端說，有人說《山之音》承繼了和歌或連歌的傳統文學形式（諸如松尾芭蕉），並不正確。和歌與連歌都是高度暗示性的藝術，而《山之音》並不是。而三島又忙不迭的提出《睡美人》是傑作，倒是滿有結構性的小說，比較像歐式小說。川端沒說什麼。
當三島講完川端得獎將使世人見識到日本獨特的文學傳統時，川端只淡淡的插了一句：「我很希望世人不要以為我寫的作品可以代表日本文學。」
電視訪談主持人伊藤整問川端康成，他還是會去瑞典領獎吧？因為當時一度傳出他不想麻煩走一趟北歐。川端回答：「我不想怠慢人家，但瑞典很冷，我只希望不要因為領獎而感冒了。」而一旁的三島則說當然一定要去，這是個榮譽，冷的地方不可怕，空氣很好，熱的地方才可怕，可能會染上各種病云云。
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怪異的一個諾貝爾文學獎訪問了，三島一頭熱成了主角，川端卻謹守住他禪宗的本位，一切雲淡風清。
寫作是川端一生的修行
事實上，三島固然是個精彩的文學評論者，但是由於他不懂或不在乎禪宗，對於川端的作品向來只是見樹不見林，相對於他讚歎也理解的、川端文學中場景及文字的精巧安排，川端小說裡的主題人物常令他諱莫若深。
三島說川端文學迴避了所有的近代流行思潮，他自己的小說，可就是每種思潮都至少出現過一次，甚至他所自稱完全不懂的佛學，他都寫了《金閣寺》，主角的小和尚把金閣寺給放火燒了。遲至1965年，三島才開始對佛教有興趣，不過他只是重在探討佛教的社會效能，而不像川端康成那樣，把佛教或禪宗當成自身的修行準則。光是缺少這個條件，已註定三島無法真正把握川端文學的蘊涵。
三島這樣的文學評論大家尚且如此，更不必談台灣出版社隨便寫的介紹或導讀了。因而把《山之音》這樣直面人生衰微、卻必須逆來順受的昂揚鬥志，說成是一本暗示老人性苦悶的書；把《睡美人》這樣講人的色身之妙的奇書，說成是川端「對肉體有戀屍般的描寫」；尤有甚者，把《雪國》中兩位女主角為愛獻身的壯烈情懷看成是「徒勞」，而徒勞便等於佛教的萬物皆空；或是強調《千羽鶴》在講亂倫等等。
日本文壇過去對川端的文學冠以「新感覺主義」，他本人只解釋，其實說是「感知主義」比較恰當：「過去的作家或許描寫一朵薔薇，但感知主義作家會把自己就當成那朵薔薇，從薔薇的角度去看世界。」因此，閱讀川端文學的經驗是很和悅的：沒有作者強加的情緒糾結，角色們能夠暢其所言，沒有道德的約束，人物們自由演出，無論情節悲喜，總是像順水推舟一樣自然。
中文出版界一直強加給川端的例如「孤絕」、「淒美」、「宿命」、「幽微」、「疏離」、「虛無」等印象，簡直和他的文學內涵南轅北轍。對川端而言，就像他在諾貝爾獎典禮演講中所說的，他嚮往的寫作境界，是明道法師的「雖為歌詠，然實無作歌之感」，或可解釋為何他不似一般文人汲汲於以寫作換取名利，也就是他常說的：自己很怠惰。
在這篇名為「我在美麗的日本」的諾貝爾獎演講中，川端康成表示他欣羨日本歷史上許多和歌作者的心境與生活：
居草堂，著粗衣，漫遊於原野，與孩童嬉戲，與農夫閒話南北，而不以艱澀的言語談論宗教信仰與文學的深奧，僅以『和顏愛語』的淳樸言行表現它。
──《日本之美與我》（鄭秀美譯）
我們不妨說，寫作對於川端康成說來，無非是在探索四季之美，山川草木之美，人心人性之美等等，也是他所處身的日本之美。而「和顏愛語」本身對於自幼喪失所有近親，少年成長於困噩的他來說，是他生命正向的彌補，以及永恆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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