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導演何索（Werner Herzog，1942～）在紀錄片《戈巴契夫，幸會》（Meeting Gorbachev，與Andre Singer合導，2018）中，突然直率的問戈巴契夫，希望以後墓誌銘上寫什麼？戈巴契夫毫不猶豫，立刻回答：「我們試過了。」（We tried.）簡潔兩字，也可以翻譯成「我們盡力了。」說是有一次為朋友送終，看見墓碑這樣刻著，覺得很適合自己。
改革者總是孤獨的，戈巴契夫在2022年8月30日去世時，能夠真正了解戈巴契夫政治理念或理想的人，在西方社會可能多於東方社會，在東方社會又多於俄國社會。戈巴契夫去世後，俄國一般民眾的反應不甚了了，甚至許多人仍在指責他搞垮了俄國共產黨，才使俄國經濟進入長達30年的混亂，連帶週邊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政局動盪不安。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俄羅斯民族在世界政壇上的重要性，從未消減。德蘇戰爭打了4年（1941～1945），最後蘇聯軍隊進攻柏林，纏戰16個晝夜，德國於5月2日向蘇聯無條件投降，希特勒自殺。這場慘烈的戰爭，蘇聯時代通稱「偉大的愛國戰爭」，軍隊死亡人數1,060萬多人，平民死亡1,740萬多人，蘇聯人口減少六分之一。西方史家異口同聲，若沒有蘇聯人民在東方戰線的犧牲奉獻，整個歐洲甚至整個世界，恐怕無法抵擋納粹軍隊的強勢統治。
然而德國投降後，太平洋戰爭仍在進行。由於日本不理會《波茨坦宣言》的招降，美國一方面不想再投入人力物力與日本戰鬥，另一方面也恐怕蘇聯從北方進佔日本，影響日後東亞政局，匆促決定把兩顆原子彈丟擲到日本的長崎、廣島。這多半是向蘇聯威懾：「美國還是老大，且勿趁機坐大。」
二戰結束時，戈巴契夫已14歲，生長在蘇聯大高加索北麓的鄉下地方史塔夫羅波爾市（Stavropol，即史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首府），雖經歷過1930～1933年的大饑荒，在1930年代，他世代務農的祖父與外祖父，都曾在大整肅中蒙冤被捕或入獄，祖父還被下放過西伯利亞，但是學校裡經年累月的洗腦，讓他相信史達林不會錯，錯的總是資本主義國家。
1999年出版的《俄羅斯的教訓》（Gorbachev：On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譚天譯，貓頭鷹，2001），是戈巴契夫較多談及成長歷程的著作。細心的讀者當然看得出來，他仍試著替蘇聯自1917年以後掀起的世界性社會主義革命浪潮做解釋，認為若沒有左派人士的百折不撓，許多殖民地國家不可能起而反抗，進而宣布獨立自主。
史達林執政30年（1922～1952），1953年去世時，戈巴契夫還在莫斯科大學，他讀的是法律，卻在校期間受到社會主義的思辨濡染甚深，《俄羅斯的教訓》中他承認，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來自捷克的同學梅納（Zdenek Mynar，後成為布拉格之春運動的要角之一）很恐慌，常說：「以後我們怎麼辦呢？」戈巴契夫一生沒見過史達林，「當時我非常渴盼能向躺在棺木中的他道別。連續許多天，大批人潮湧至史達林停棺的圓柱廳。他們有人流淚滿面，有人甚而飲泣不止。」
直到赫魯雪夫當政後，揭發史達林種種罪行，戈巴契夫才思考到，或許實現社會主義有別的途徑，迫害異己、勉強農業集體化、盲目的工業化、取消民主及言論自由等其他基本人權，可能都是沒有必要的。
今天，在許多真相終告大白、許多謎團終於解開之後，我對史達林的想法自然已經改變。如果這些想法沒有改變，我顯然也不會展開重建（Perestroika）。要想在蘇聯展開改革，首要工作就是必須先從內部做起、克服史達林主義。
而且，我們必須克服的不只是史達林主義而已，還包括那個停滯時代的整個後續經驗。在重建期間，我們對於史達林主義的意義、對於史達林主義在人民的良知中究竟代表些什麼，有極為清楚的認知。甚至在今天，史達林主義的陰影仍然縈繞於人們心中。
──《俄羅斯的教訓》
所謂史達林主義，就是極權主義。很多人曾批評戈巴契夫，他單槍匹馬，妄想挑戰這個業已僵化的、專制暴虐的社會主義國度，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工人本身並不能指導勞動過程，他們也不能分配他們的勞動產出。反之，（在這種制度下）將地位自我提升於廣大群眾之上，與人民疏離分隔，而且僅代表微不足道少數人的國家權力，已控制生產手段與勞工權力，並且強制暴力手段迫使全體人民順服國家權力本身的勞動計畫，同時以本身獨特的勞工組織方式，將全體人民納入它的體系。
──《俄羅斯的教訓》引自Otto Bauer的Bolshevism or Social Democracy
1991年蘇聯解體時，這個多災多難、老大顢頇的政治實體，人口是2億9千3百萬人，種族分立，俄羅斯人佔最多數（50.78%），烏克蘭人其次（15.45%），烏茲別克人第三（5.84%），少數民族語言多達幾百種，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種族糾紛不時浮現。而且，根據蘇聯濟學家的講法：
我們在1970年代末，就知道經濟會崩潰，因為我們已耗盡所有的資源。
──見《俄羅斯2010》（Daniel Yergin、Thance Gustafson合著，王嘉源譯，時報，1995）
一個「穩重、堅強、善良」的人
戈巴契夫是非常典型的、吃共產黨的奶水長大的政治領袖。15歲起成為共青團成員，在外地的高中非常活躍，本身喜歡文學、戲劇，餘暇時勤於閱讀，放假返家則協助父親從事農耕，經常每天下田達20小時。1948年父親收穫超量，獲得蘇聯最高榮譽勳章──列寧勳章，而他也因此獲得勞動紅旗勳章。由於這樣的背景，他得以在1950年免試入學莫斯科大學。
大學時代（1951～1955）的戈巴契夫，1951年正式成為共產黨員。他幾乎是每天拚了命的學習，在同學記憶中，他特別擅長排難解紛，也絕對不是乖乖牌，曾公開反對蘇聯當時以口供做為刑案唯一罪證，他深受長輩的切身經驗影響，主張口供有可能出自逼供。在蘇聯反猶盛行的年代，他也曾為猶太大學生做辯護。雖然黨曾派他監視其他同學是否有叛國傾向，他卻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以優異成績畢業後，戈巴契夫短暫從事協助政治犯平反的官方工作，卻感到很挫折，決定回到老家史塔夫羅波爾，一方面他與父親的感情特別好，希望工作之暇可以幫助父親持家，另一方面，他也有紮根基層的意願。他與蕾莎結婚於1953年，為了婚姻，蕾莎放棄了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到史塔夫羅波爾落戶，在當地大學教書。
歷數戈巴契夫的黨職：史塔夫羅波爾市共青團第一書記（1956）、史塔夫羅波爾市副首長（1958）、史塔夫羅波爾市黨委第一書記（1961）、史塔夫羅波爾邊疆區農業委員會主委（1963）、史塔夫羅波爾市社會民主組織會議第一書記（1966）、最高蘇維埃書記（1969），直到1970年，成為整個史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才算是得到進入蘇聯中央政治核心的門票，因為該職務，他成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當然成員。
1960年代初，深諳地方農業生產政策的戈巴契夫，對於赫魯雪夫前進幾步又後退幾步的改革速度，已深感不耐。人民的生計不能等，不合理的政策立即造成農業減產或所得分配不均，他不知道，赫魯雪夫所面臨的窘境，就是他20年後將面臨的窘境。1964年赫魯雪夫被迫下台之後，戈巴契夫的不滿已明顯浮現，然而他所表現出的傑出統御才能，恰如囊中之錐，已被中央領導人布里茲涅夫默許為未來接班人之一。這時他才39歲。
主政蘇聯的蘇共，老大歸老大，腐敗歸腐敗，卻仍有少數憂國憂民的大佬，時時留意是否有值得提擢的優秀黨員同志，可以為領導班子補換新血。例如讓戈巴契夫接替自己史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葉夫列莫夫（Leonid Yefremov，1912～2007），又如國家安全委員會（即KGB）主委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1914～1984），在KGB當家期間（1967～1982）便相中戈巴契夫，他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後，曾指定戈巴契夫為繼承者。也就是安德洛波夫及早提醒戈巴契夫，史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農業管理經驗，尚不足以幫助他治理這個龐然大國。
戈巴契夫的從政歷練，確實局限於農業，他本來並無大志，1961年還趁餘暇，讀了一個農業管理的碩士學位。成為史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之後，他常在公開演講中，支持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布里茲涅夫，有些人或許覺得他是逢迎拍馬，唯有戈巴契夫的老婆蕾莎知道不然，從大學時代她就看得出來，戈巴契夫不會附和他認為錯誤的事。事實上，這是蕾莎在無數追求她的人中看上戈巴契夫的最大原因：
回顧過去我不禁自問，米凱爾剛走入我生命中的時候，是個什麼模樣呢？我年輕時碰到太多沒有勇氣為自己看法辯護的人，令我感到很失望。但是米凱爾就不一樣了，他勇於為自己的看法和尊嚴辯護。
……在今天這個善與惡、忠誠與背叛、希望與幻滅、慷慨與吝嗇猛烈鬥爭的時代中，我認為米凱爾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他天生的同胞愛。……他非常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為人的尊嚴；他絕不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不，他絕不會犧牲周遭人的利益來成全自己。
──《我的希望：蕾莎戈巴契夫回憶錄》（凌平彰譯，新潮社文化，1991）
或許也就是戈巴契夫這種胸懷，驅使他進入蘇聯中央決策圈後，亦曾大力掖助葉爾欽。葉爾欽在基層的經濟改革曾立大功，但是性格詭譎，在戈巴契夫政革模仿西方民主創立加盟共和國的總統制之後，成為俄羅斯第一任民選總統。1991年保守派對戈巴契夫的軍事政變中，因為葉爾欽在民間高居不下的支持度，才能夠結束政變，搶救下戈巴契夫一條小命。
但是葉爾欽對於蘇聯中央的改革效率基本存疑，在他的自傳中，描述當時那些冗長而無所作為的、決定國家大政的會議，絲絲入扣，令人噴飯。而戈巴契夫為了延續社會主義的法統，並無法立即改變體制，可說是夾在保守派或激進改革派中間，兩面不討好。
1991年12月，葉爾欽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兩個加盟共同國，堅持擺脫蘇共黨中央正準備簽署的邦聯法案，等於是宣告獨立於蘇聯政體，戈巴契夫不得不辭去蘇聯總統一職，退出政壇。
葉爾欽與戈巴契夫同年，在2007年去世後，開放民眾瞻仰遺容，戈巴契夫也站在長長的隊伍中等待，直到警衛發現，把他請進招待室。這就是戈巴契夫，蕾莎堅信的「穩重、堅強、善良」的人。
社會主義，並不反對自由與民主！
進入蘇共黨中央階層前後，戈巴契夫常有機會到歐洲各地考察，這才發現，蘇聯社會的生活水準與國外落差非常大。不僅如此，雖然國內輕工業生產品質低落，仍供不應求，讓他倍感慚愧。他想到，為了與美國從事軍備競賽，國防經費常占歲出的20％～30％，完全擠壓國内投資，這對於生活陷於困餒的大眾，是多麼的不公平。而且，他拜訪東歐的一些衛星國家，或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覺察當地領導人若非對蘇聯領導階層採取敵視的態度，就是怨聲連連。
大約就在這個階段，戈巴契夫開始勤讀國外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批判的書籍，諸如提出文化霸權的義大利共產主義學者葛萊姆西（Anronio Gramsci）、法國共產主義小說家阿拉貢（Louis Aragon）與寫過《蘇聯史》的共產主義新聞記者兼歷史學家波法（Giuseppe Boffa）的著作等，開始了解如何客觀的看待蘇聯體制。
戈巴契夫的德文素養適時派上用場，訪問當年的戰敗國西德，見到當地拜馬歇爾計畫的經濟援助之賜，正欣欣向榮，而蘇聯管轄下的共黨東德，卻氣息奄奄。因此他在柏林圍牆倒塌時沒有阻止，反而極力促成兩德統一。對於當時一些東歐共黨國家的政治異議運動，也決心按兵不動。
戈巴契夫不得不承認，蘇聯的經濟問題大半出自黨中央濫行指令經濟，由於共黨國家沒有市場機能自由調整供需，導致生產要素的投入效率不彰，這遠遠不是在管理方面下功夫，便可輕易解決。
布里茲涅夫去逝後，戈巴契夫的貴人安德洛波夫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僅在位短短2年，就在1984年去世了，生前表明希望戈巴契夫接替他的職位。然而蘇共黨中委會認為戈巴契夫還是太年輕了，才53歲，唯恐他無法鎮住大局，選立了布里茲涅夫的長年戰友契爾年柯繼位。契爾年柯此時已頑疾纏身，必須坐輪椅上班，及後又經常住院，很多重要會議都是戈巴契夫代為主持，1985年3月契爾年柯去世，在位僅13個月。
這就是為何許多書寫到老布希，提到他在雷根的副總統任內，4年內就代表美國參加了3次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喪禮。戈巴契夫在1985年受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直到1989年5月才卸任蘇聯共產黨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91年8月政變後辭去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91年12月25日辭去蘇聯總統，重返老百姓身份。
關於戈巴契夫在位時的蘇聯改革，包括「重建」與「開放」，在1980年代是國際矚目的焦點議題。過去的蘇聯總是蒙著神秘面紗，現在出現了一位笑容可掬的最高領導人，不迴避任何媒體提問，並承認蘇聯的改革必須得到美國援助，才可能成功，確實是石破天驚。
可是，同樣深度與密度的討論，並不存在於蘇聯境內，老百姓與領導階級超過半世紀的、對現實認知的分歧與隔閡，加上欠缺相應的媒體來報導改革的實際內容與進度，而政府各方面管控逐漸鬆綁後，沒有相應的規範和思維，及時提供遵循的方向。蘇聯進入政治經濟的痛苦轉型階段。
戈巴契夫在他的著作《大翻修》（Perestroika: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陸宗璇譯，黎明，1989）中，承認名為他的「改革」，實為「革命」：
我想，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在1987年元月中央委員會中宣布：基於它（按，重建）的內涵，基於它的布爾雪維克（按，多數人）的勇敢，以及它的人道社會精神，衝過現在的道路，便是直接的後果。這是賡續1917年10月由列寧主義者的黨開始發動的偉大成就。……那是大革命主要觀念的擴張與發展。我們必須給十月革命那歷史性的衝力，添加新的動力，更進一步的前進。
──《大翻修》
其實，《俄羅斯2010》說的沒有錯，蘇聯境內的廣大民眾在70年中（1917與1987），兩次面臨歷史的十字路口，第一次是選擇要不要實施社會主義，第二次是選擇要不要重返資本主義。
戈巴契夫在《俄羅斯的教訓》中，也很坦白的說，過去的農民對於爭奪政權的「紅軍」或「白軍」，都沒有絕對的認同，為何選擇紅色政權，是以為共產黨會分派土地給每個需要賴它生存的人。戈巴契夫主政時的重建，碰到同一性質的抉擇，「能夠過得好一點」才是重點，那些數十萬名政治犯的平反，那些言論自由的開放，固然很重要，卻都只是飯後甜點。
在烏克蘭、白俄羅斯這兩個最有政經實力的加盟共和國都表示想獨立自主之後，葉爾欽當選總統的俄羅斯也應和他們，甚至大力說服他們離開蘇聯，這時，戈巴契夫的存在、蘇共的存在，已成為多餘。雖然這是分離主義取得正當性的正常發展，戈巴契夫很早就一再提醒世人，這些加盟共和國獨立之後，有1,200多萬在地的俄羅斯人立刻成為外國人，有沒有想到日後將造成的種族緊張？果然，我們在2014年以降的俄、烏戰爭中，看到後繼效應。
是的，戈巴契夫在降低美蘇敵意、停止軍備競爭上頗有建樹，甚至使《核子科學家公報》封面上的世界末日時鐘，做了倒退轉，以致他贏得199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然而他在國際上的聲望，卻完全無助於他保住蘇聯的政權。
戈巴契夫也自承誤判情勢：
上上之策是，在正確的時刻做出正確的決定，這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就像是戰爭中的一場戰役。在當時那種情勢，我應和民主派組成共同陣線才是。
──《俄羅斯2010》
做為老百姓的戈巴契夫
戈巴契夫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成了百萬富翁，只不過他很慷慨，把所有的錢都捐出來，在俄國各地蓋了6間醫院。1991年年底辭官後，葉爾欽待他不薄，幫他安排了終生的退休月俸4,000盧布，是當時俄國人平均月薪的4倍。只不過，月俸並未隨著生活指數調整，由於通貨膨脹等因素，到了1994年夏季，這4,000盧布的價值只剩2塊錢美金。
戈巴契夫想成立俄國第一個智庫，葉爾欽也滿支持，提供他當時黨中央國際部管轄下的社會科學院場地，外加750名政府支薪的頂尖研究人員。社會科學院原本有點像革命實踐研究院，有大學規模，通稱為「列寧國際大學」，是蘇共訓練人才的基地。只不過，後來葉爾欽決定把八分之七的建築給另一個研究機構使用夠，人員也大量裁減。
退休後的戈巴契夫夫婦，1992年初立刻交出最高領導人官邸，搬回他們1970年代初剛剛回莫斯科定居時的一棟郊區的兩層樓小屋，樓下有一間廚房、一間飯廳以及一間客廳，樓上有兩個臥室。他們的獨生女已長大，這時嫁給一個外科醫師，移居到德國。地方小歸小，好處是兩夫妻又回復20多年前的舊習慣，每天可以走出小屋到附近的草原散步，討論各種事情，因為不變的是，小屋內上下被KGB安置了竊聽器。
幸好許多國家都來邀約演講，戈巴契夫聘用了演講經紀人，每年數個月飛來飛去巡迴演講，大場合、小場合都有，那黃金十年，幾乎場場門票賣光。難得的是，他沒有以標準化講稿來應付聽眾，總是不厭其煩的，針對每場聽眾的性質，調整演講內容，務求賓主盡歡。演講的盛況，據估計每年為他帶來超過百萬美元的收入，外加他寫書的版稅，一生出版了近20本書，可喜的是真的沒什麼重覆。當然，再加上廣告，他做過一些頗有趣的廣告。
這些收入大多用於戈巴契夫成立的智庫，他堅持稱為「社會經濟政治研究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search），只不過人人都稱它為「戈巴契夫基金會」。
1996年戈巴契夫65歲，自認還在壯年，撇開愛妻蕾莎的忠告，參選俄羅斯總統，只拿到0.5％的選票。後來他說，蕾莎才是他的最愛，政治排第二，只不過他三次發誓「戒掉政治」均告失敗，不過問政治令他懷憂喪志，整個人渾身力，就像人家戒菸那樣。
雖有演講收入可以勉強支撐戈巴契夫的智庫，蕾莎總覺得必須為基金會找一個永久的家。1997年，兩夫妻與CNN的老板泰勒（Ted Turner）及他當時的老婆珍芳達見面，蕾莎開口了，講的是英文，她有語言天份，會講好幾國的語言，提到基金會目前的需要。泰勒問他們，蓋一棟大樓給基金會，在俄國要多少錢才夠？戈巴契夫沒說話，雙眼望著泰勒，蕾莎不客氣了，說：「100萬美金。」
這就是現今戈巴契夫基金會總部的來由。基金會的流動現金，全靠戈巴契夫的各項收入及募款，兩夫妻忙著各種社會參與，仍然住在郊區那個小房子。沒有安排活動的日子，他每週上班5天，下班就和蕾莎去家附近的草原散步，有時候一走好幾個小時，直到1999年7月蕾莎確診為血癌，9月就去世了，享年67歲。
80歲以後，戈巴契夫心臟裝上節律器，攝護腺癌持續治療，脊椎也做過幾次大手術。他這才慢下來，不常出國了，但是仍不時褒貶時人、時事，他長年投資媒體，發言管道十分暢通。他常說，美國人太愛面子，太愛做老大，時時刻刻想到「必須能夠贏才行」，連冷戰都是這樣，史家多說戈巴契夫對於和平的努力促使冷戰結束，當蘇聯宣布解體時，老布希卻仍不免喜形於色，對媒體說：「耶，我們贏了冷戰！」現在面對俄羅斯或中國，美國習性未改，很令人擔憂。
直到去世前幾年，戈巴契夫依舊住在那棟老房子裡，據說漏水很嚴重，已20幾年沒裝修了。他不太在乎，那裡一景一物，至少保存著他對於蕾莎的無限回憶。他僱了一名女廚師、一名男司機，就這樣度過最後的歲月。雖然連下床都困難得很，他還是盡量保持一週到基金會兩次。
媒體問他平常做什麼運動？他回答：「運動啊？我做什麼運動？每天早上醒來後，在床上，我坐著向前舉起雙手、展了展腰，像貓一樣，這就是我唯一做的運動！呵呵。」
2022年年初以後，戈巴契夫不時進出醫院，8月29日他又進了莫斯科中心醫院做洗腎，30日就去世了。9月3日他下葬，非國葬，他的遺囑早已開立，一定、一定要跟蕾莎葬在一起。
他們兩人，或許正在另一個世界做無止境的散步，悉悉索索，討論無數的事情。對於關心世局的人說來，還會短少話題嗎？
這是1998年Pizza Hut的電視廣告。Pizza Hut是戈巴契夫重建蘇聯之後，最早進入俄國的國際連鎖店。據說這是史上代言費最高的廣告之一，1997年100萬美元，相當於2021年2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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