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說，「面對煩惱時，要清楚辨知煩惱的緣起，然後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就是佛的智慧。」但願我們面對糾纏台灣數十年的移工議題時，也能夠擁有這樣的智慧。
獨立媒體《報導者》在2022年推出以《異域生養──上萬名移工父母與他們孩子的歧嶇路》為題的6篇圖文報導、3集聲音報導，實地調查、深入剖析了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生養孩子的困境，並陸續獲得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SOPA）、吳舜文新聞獎等媒體界重要獎項的肯定。針對東南亞移工子女的議題，《報導者》團隊盡力完成了「清楚辨知煩惱緣起」，至於台灣主流社會與政府部門願不願意「面對」、進而「接受」、甚至「處理」？還在未定之天。既然尚未「處理」，所以遑論「放下」；既然沒能「放下」，整個台灣社會就仍得背負著這沉重的議題。
緣起：台灣的移工年代
追溯故事的源頭，是當年台灣的經濟起飛。伴隨經濟起飛的另一個效應，是底層、低薪的工作沒人要做了（另一個連帶出現的是少子化，不過影響要在之後幾十年才會顯現）。於是，我們把腦筋動到經濟相對後進的鄰近地區東南亞。東南亞有豐沛的人力，當地勞動人口樂於奔赴異鄉從事辛苦但相對高薪的工作，全世界都有他們的蹤跡。
台灣政府在1989年專案引進海外移工（14項重要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投入大型建設工程，立法院接著在1992年通過《就業服務法》，允許民間產業也能合法聘雇海外移工，正式開啟台灣的移工年代。
最初來台的東南亞移工，數量有限，政府稱之為「補充性勞力」。然而到了30多年後的今天，已經有70多萬人在台灣從事各式各樣的工作，而這群移工，也已成為當前台灣社會貨真價實的「替代性勞力」。
70多萬現下正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暫且不論已經在台灣投注青春而後離開的數百萬人），都處在身強力壯的年紀。雖然賺錢打拚是第一要務，但也有正常的情慾。若是雙方都單身，那就順理成章地婚配，即使在原鄉已有伴侶，也極可能結下異國情緣。至此，一切是粉紅色的浪漫美好。
移動羅曼史
關於移工的感情生活，有一組年輕團隊已經進行了5年的「探索」，名之為「移動羅曼史」（Not Just Love Stories）。他們這麼說自己：
「移動羅曼史」是一項探索情感（affectivity）與移動性（mobility）的藝術共創計畫。由文學與藝術領域工作者所共同發起、策劃，並邀請在臺灣的東南亞移民工社群參與。這個計畫自2020年起啟動，並且持續發展進行中。
「移動羅曼史」以情感的感性題材為切片，台灣東南亞移民工社群為共創夥伴與參與式計畫對象，探索不同社群間協作與交流潛能，也持續思考如何在台灣既有移民工議題上，開展更具創造性的互動與另類知識生產模式。自2020年起，「移動羅曼史」以研究與共創為核心，從文獻檔案與訪談研究展開，並在2021年展開對移工社群與生活場域的田野調查、參與式研究，進而連結文學、視覺藝術等跨領域的移工與台灣創作者，發展共同創作實驗。2022年，計畫邁入第三年，在前兩年的研究與創作發展基礎上，發展更完整的創作計畫、研究與活動呈現。
該團隊試圖以青春浪漫的角度，切入嚴肅堅硬的移工議題。團隊網站持續搜集移工愛情故事、統整約會地點、分享移工婚紗，不過，難免還是要觸碰到無解的難題。
2024年該團隊舉辦「在縫隙中拾起 Elsewhere, within Now」的小型展覽，藝術家魏澤創作了「半神-落難 Demigod project-Snared 」的錄像作品，以藝術形式說了一個亦真亦假、悲傷又恐怖的故事：
Nini 來自印尼萬隆，在台灣工作期間，她邂逅了泰籍移工阿龍，兩人墜入愛河。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阿龍總是信誓旦旦，承諾等工作告一段落，要帶她回家鄉成親。Nini也盼望著合約期滿，追随愛人到曼谷生活。沒想到，在Nini告訴阿龍她懷孕的消息後，阿龍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再也聯繫不上。Nini不想讓雇主知道自己懷孕，生病了不敢就醫，她也因此流產，失去腹中的孩子。
離開雇主，Nini來到山間一處工寮，和幾名同鄉一起生活。看著同鄉女子和她的男友，還有他們可愛的小孩，Nini心裡既羨慕又嫉妒，總想著，如果阿龍還在，如果自己的小孩還在，該有多好。有天夜裡，她帶走同鄉尚在襁褓的孩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Wewe Gombel是印尼和馬來西亞傳說中的女妖，因被情人拋棄，小孩病亡，Wewe含恨而死，死後化身為妖怪，會在夜裡外出，擄走落單的小孩。大部分地區民間傳說中，Wewe會將擄來的小孩扔在她的巢穴，最終這些小孩將因疏於照顧而死於營養不良。有些地區則流傳，Wewe會將受到父母虐待的小孩帶走照顧，直到他們的父母悔改，把小孩送回父母身邊。
半神創作計畫由調查收集的移工台經歷啟發，講述跨越海洋的紫斑蝶與海島花精戀愛所生的小孩，歷經危難，最終和母親乘著金翅鳥回故鄉的故事。
公主和王子終究要面對現實生活，羅曼史不能無止無境地寫下去，尤其是在可愛的新生命誕生之後，移工父母必須帶著在異鄉落地的孩子，一同步上「異域生養」的艱難旅程。
異域生養的孩子
由於台灣的國籍法採取「屬人主義」，所以雙親非中華民國國籍者，並不會因為出生在台灣而自動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當年台灣引進移工時，或許已經考慮到這一點，也或許只是認為女性懷孕會影響工作效能，所以設下了不人道的「禁孕條款」：
女性移工入境前需提出未懷孕的體檢證明，入境後每半年驗孕一次，一旦有孕，就立即解僱遣返。這群女性在適合談戀愛的階段離鄉背井，有生理情慾，也會碰上喜歡的人；當發現懷孕，為了保住工作，得悄悄找診所墮胎，或購買來路不明的墮胎藥。（《異域生養》報導內文）
幸虧隨著台灣社會越來越重視人權，勞動部扛下仲介業者的壓力，表示基於母性保護原則及符合國際人權規範與趨勢，從2015年起全面取消女性移工入國前的驗孕措施，並明文禁止雇主以女性移工懷孕為由單方面終止聘僱契約。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實情是，女性移工仍然不「適合」懷孕。
根據監察委員王幼玲、王美玉的調查，實務上仍有雇主、仲介要求或勸說懷孕移工在孕期7個月前解約回國，或者以被看護者沒有看護需求、移工表現未通過考核等理由，終止聘僱或不續聘，也確實有懷孕移工被迫解約回國，亦有移工擔心被解僱，只好隱忍懷孕消息而未做產檢。（監察院新聞稿）
《報導者》記者也採訪了長期投身移工議題的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創辦人杜光宇。他表示，現行法律保障孕婦工作權，如果移工堅持繼續做，雇主也拿她沒轍。但是移工看到受照顧者沒人顧，也會於心不忍，自己提出終止契約，讓雇主找新人替代。這真的兩難：
《報導者》採訪的移工團體、仲介都點出，雇主與移工媽媽之間的對立和難以妥協，未必源自雇主的惡意歧視，而是移工特殊的工作性質。尤其是替代照護人力難尋的看護工雇主，實在很難以「包容」態度面對移工懷孕，畢竟這形同將他們拋回原本的照護困境。
「其實很多雇主都希望移工平安生下孩子，可是我當初雇請她，是來照顧我失能的家人，她懷孕了，我的家人誰顧？」（《異域生養》報導內文）
親疏有別，異鄉人只得自己找出路。
台灣的山，山裡的人
台灣山區的移工身影不是祕密，已經有好幾部以此為主題的影片（2016年的紀錄片《再見，可愛的陌生人》，2018年的劇情短片《高山上的茶園》）。就曾有山區原住民朋友開玩笑地跟我說：「你們漢人已經比東南亞人少囉！」而「異域生養」系列報導最精采之處，當然是深入山區，實地調查了遍佈中央山脈的東南亞移工及其「家庭」。
台灣的平地缺工，山區同樣也缺工，山區高強度低薪資的農業工作無法留住台灣人，移工順勢補位。然而，台灣並未大規模開放農業移工，所以山區從事農業工作的東南亞人士，絕大多數都是在法律保障之外的所謂「失聯移工」。既然在法外，自然失去所有的法定權益。而他們的下一代，也無法就學、難以就醫、缺乏同儕玩伴，問題重重：
為了兼顧收入與育兒，成千上萬的移工選擇一條自由與風險並存的路──帶著孩子在山裡扎根，填補龐大的農業勞動力缺口，與當地農民、社區、產業互依共存。在口耳相傳之下，來到這裡養育下一代的失聯移工們，開始組成綿密支持網絡，為「全家人在一起」的目標尋找生存之道，也面對代價與危機。
忙碌的失聯移工父母無法帶著嬰幼兒攀高跋涉，龐大的育兒需求，讓鐵皮加蓋的工寮裡，有機生長出一組又一組保母網絡。（《異域生養》報導內文）
我們或許可以責怪父母，怎麼能把下一代置於如此脆弱處境？但是這些必須兼顧收入與育兒的移工父母呀，又何嘗願意？《異域生養》系列報導實地採訪了多位移工父母，在聲音報導中，甚至可以聽到他們左右為難的泣訴。
監察院人權委員會的王美玉、王幼玲兩位委員，上任以來致力於移工議題，而「無辜的」移工孩子更是重中之重，也最能引起台灣主流社會同情同感。然而即使身為監察委員，她們能做的也極其有限：
但對台灣而言，移工孕產與育兒的保障要給到哪、權益宣導要做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出現「政府鼓勵移工來台灣生小孩」的解讀？「政府不敢面對，也很兩難，」王美玉說。（《異域生養》報導內文）
我們期待一個怎麼樣的台灣？
東南亞移工在台的「異域生養」，是個涉及政治、經濟、國族、倫理、人權的糾結大題，即便是《異域生養》如此重磅的報導，即使是御史大人忠言直諫，即使諸多民間組織耗費心力南北奔波，仍難以在一時一刻解決。
終極的叩問是：我們希望我們是個怎麼樣台灣？不過給出答案之前，得先釐清「我們」是誰、包括哪些人？要不要先滿18歲或者滿16歲才算「我們」？是不是只要有公民資格即可，不住在台灣也可以算「我們」？至於住在台灣、但是沒有公民資格的人，算不算「我們」？
如果「我們」包括正在異域生養的東南亞移工們，或許台灣社會能夠更積極地處理這個議題。
能否參與台灣的選舉投票，能否成為台灣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是判別「是不是我們」的關鍵差異。很遺憾，幾十萬的東南亞移工不是，他們的孩子也不是。如果選舉法規可以改（當然可以），我認為應該以「此地選出的公職人員民意代表，未來會不會影響我的生活」作為是否擁有投票權的判斷標準。畢竟每天在某處生活工作的人，比起只有戶籍掛在這兒、但卻浪跡天涯行蹤不明的人，更會受到里長、鄉鎮市長、民意代表施政問政的影響，也更能持續監督政治人物。
賦予移工投票權，其實也不是我的新發明。早在2005年8月高雄捷運泰籍勞工的抗暴事件之後，台大教授石之瑜就曾主張「開放外勞參政權」：「外勞若能首先取得地方政府的參政權，則不論是鄉鎮縣市長或民意代表，都會為了贏取選票或營造形象，主動改善勞工環境。」「過去幾年，我們總在如何封鎖疆域概念中自我定位，違背移民社會習性，應把自己裝飾成強權眼中值得爭奪的明確對象，以至於講人權只講台灣人權，講和平只講台灣和平。開放外勞入籍並開放參政權，是移民社會重新學習做自己的起點。」
不過20年過去，「限定台灣人」的參政權並無任何鬆動。2017年移工聯盟MENT以「移工公投」的行動，向台灣社會提出字字懇切的靈魂拷問：「作為有完整參政權的台灣公民們，我們如何面對超過65萬沒有參政權的共同生活者（2024年已經70幾萬了）？我們要選擇固守舊時代的「國族公民」框架，用人造的「國籍」概念來排除異己？抑或是開放更多空間，給與我們共同生活的非公民，來共同參與決定？若他們自己不能參與決定，那誰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為什麼只有這些人可以？為什麼有些人可以自決？有些人不能？」
我當然知道改變的機會微乎其微。每個擁有完整參政權的台灣人，都還有更多對自己來說更重要、更急迫的事。即使真心同意非親非故非我族類的移工也該擁有某些權利，恐怕仍排在待辦事項排序的很後面很後面。
但就因為改變很難，所以諸如「移動羅曼史」的計畫、「異域生養」的調查報導、監察委員吃力不討好的努力，更顯珍貴。雖然看不到短時間內撼動大局的機會，但是做一點、算一點，起碼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本文經同意轉載自《台灣人權學刊》第7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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