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到了一定年紀之後就收到投票通知、可以去投票的中華民國國民，我從來沒認真想過自己為什麼擁有投票權。最近因為被「18歲公民權」洗版，才意識到這次選舉還有這一題，稍微想了一下。
對耶，古往今來，一直不是所有人都有投票權的。
所謂「民主的發源地」希臘雅典，當年眾多的奴隸沒有投票權。所謂「老牌民主國家」英國，一開始是以財產多寡來規範投票權利。新的民主標竿澳大利亞，1962年才正式給予原住民投票權。而今的民主指導員美國，1965年才賦予黑人投票權。
至於女性的參政權，也是一個多世紀以來陸續落實，幾個中東國家甚至在近年才剛剛開放（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世足賽開幕戰的卡達加油團，清一色是男性）。
明說的限制與沒有明說的限制
如果只談台灣，依據我目前的了解，20歲以上、而且沒有被褫奪公權的中華民國公民，才能在投票日帶著證件、印章、選舉通知單，去指定的投開票所投票。（原本還想到「受禁治產宣告」的人不能投票，沒想到「禁治產」這個詞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未滿20歲的人、被褫奪公權的人、不是中華民國國民的人，投票那天沒你們的事。
不過除了法律明文規定的資格（限制）之外，其實還有一些沒有明說的限制。例如，投票日當天無法「現身」在投票所的人。這幾年一直有「遠距／通訊投票」的討論，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遠距投票了，不過台灣在這方面似乎毫無動靜。也不是沒有道理，畢竟很多台灣人在中國，我們擔心他們被北京「指導」吧！
但如果遠距投票排除人在國外，甚至，只限制人在中國的台灣選民呢？也就是說，只要人在台灣境內，就能投票。例如我在海邊生活工作，無法回到戶籍地所在的山上，能不能郵寄選票？甚至透過網路投票？
我猜雜音照樣很大。「選票會寄丟啦！」「網路會被駭啦！」反正不要變最好（雖然不變也一樣會被罵）。
好吧好吧，就算我不辭勞苦舟車勞頓回到戶籍所在地投票了，還有另一個問題，尤其是地方選舉：如果我長年不在戶籍地，怎麼有辦法替該地選出適當的里長、民代、縣市長？怎麼有資格投下「神聖的一票」？
我生活住在海邊，最熟悉的是海邊，而海邊選出來的里長、民代、縣市長，也才會真正影響到我的生活，為什麼我偏偏只能根據戶籍所在地、在陌生的山上候選人裡選一位？我也想到了酸民會怎麼說：「你不會遷戶籍呀？」也沒錯，是我懶得遷戶籍，等於我自願放棄投票權，活該。
誰應該有投票權？
不過如果規則可以改，我覺得合理的做法，應該是以「此地選出的公職人員，未來會不會影響我的生活」，作為是否擁有投票權的判斷標準。畢竟每天在某處生活工作的人，比起只有戶籍掛在這裡、但卻浪跡天涯行蹤不明的人，更會受到未來里長、民代、市長施政問政的影響，也更能持續監督政治人物。
所以，再進一步，我主張移工應該有地方選舉的投票權。你想想，每天去菜場買菜、每天推著老人家在附近公園曬太陽的家庭看護，比起一早就出門進城上班的雇主，誰更了解當地哪一條水溝不通、哪一盞路燈不亮，里長有沒有認真？
賦予移工投票權，其實也不是我的新發明。早在2005年8月高雄捷運泰籍勞工的抗暴事件之後，台大教授石之瑜就曾主張「開放外勞參政權」：「外勞若能首先取得地方政府的參政權，則不論是鄉鎮縣市長或民意代表，都會為了贏取選票或營造形象，主動改善勞工環境。」「過去幾年，我們總在如何封鎖疆域概念中自我定位，違背移民社會習性，應把自己裝飾成強權眼中值得爭奪的明確對象，以至於講人權只講台灣人權，講和平只講台灣和平。開放外勞入籍並開放參政權，是移民社會重新學習做自己的起點。」
不過十多年過去，「限定台灣人」的參政權並無任何鬆動。2017年移工聯盟MENT以「移工公投」的行動，向台灣社會提出字字懇切的靈魂拷問：「作為有完整參政權的台灣公民們，我們如何面對沒有參政權的65萬共同生活者（2022年已經70幾萬了）？我們要選擇固守舊時代的「國族公民」框架，用人造的「國籍」概念來排除異己？抑或是開放更多空間，給與我們共同生活的非公民，來共同參與決定？若他們自己不能參與決定，那誰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為什麼只有這些人可以？為什麼有些人可以自決？有些人不能？」
我當然知道改變的機會微乎其微。每個擁有完整公民權的台灣人，都還有更多對自己來說更重要或更急迫的事。即使真心同意非親非故非我族類的移工的權利，但也排在待辦事項的很後面很後面。
這時候，我倒是更指望將「十八歲公民權」的年齡下限再下修、再下修。也許年輕人會比較有正義感。期待當足夠多具正義感的年輕人擁有投票權之後，會以選票同意那些照顧他們長大的外籍阿姨、那些和他們一起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閒聊放空的移工，也有資格以選票參與台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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