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楊子磊攝。

這群來自較低度開發國家的婚姻移民女性到了台灣之後,遭遇了各種困境,包括:語言文化的籓籬、難以突破的經濟困境、無所不在的污名、受綑綁的家庭與社會生活,以及法令政策的壓迫(夏曉鵑,2005)。因為她們的台灣丈夫多是工農階級,其經濟困境可以想見;而從一般熟知的「外籍新娘」這樣的歧視性稱呼,便可窺見她們在台灣必須不斷面對污名的處境。《流離尋岸》便針對媒體如何與官方共謀、將婚姻移民女性建構為「社會問題」的污名進行分析。

相對於媒體和官方強勢建構婚姻移民女性為「社會問題」,隻身來台而沒有支持網絡的婚姻移民女性往往只能被侷限在夫家,再加上不熟悉台灣的語言文化,在社會上鮮少聽到她們的聲音;而沒有聲音的婚姻移民女性,更強化了她們無能的社會意象。因此,1995年創辦的「外籍新娘識字班」,目標就是要培力和集結這群婚姻移民女性,進而開創她們主體發聲、爭取權益的空間。2002年的《流離尋岸》中文版分析了識字班培力婚姻移民女性的初步成果,但當時她們尚未能對外發聲,更遑論爭取權益。

 從識字到培力 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

隨著識字班不斷探索出更好的培力方法,這群婚姻移民女性變得越來越熟悉中文,我們於2002年開始提供子女教育的課程。因為大部分較早到台灣的婚姻移民早已有了小孩,且當時台灣社會充斥著指責她們沒有能力教育子女、會使這些孩子有「發展遲緩」傾向的各種偏見,讓她們對於孩子的教育充滿焦慮。我們因此藉由提供另類的親職教育課程,進一步培力婚姻移民女性。

之後,我們又經歷了無數的挫折,但我們總是藉由集體的討論與分析,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使危機因而成為轉機,得以繼續前進。終於,經歷了8年的培力工作後,由婚姻移民女性積極投入的南洋台灣姊妹會於2003年正式成立。

南洋台灣姊妹會創立的宗旨是協助婚姻移民女性逐漸走出孤立,進而成為積極的社會參與者。為達此目標,姊妹會的工作內容分為三大類:組織與培力、社會教育、法令政策倡議,而每類之間緊密相關,並且相互加強,具體成果整理如下:

第一,組織與培力方面:藉由中文、親職教育、司法通譯、東南亞語言文化教學等實用性課程,運用活潑的工作坊方式,創造自在互動的對話空間,激勵新移民分享彼此經驗,逐漸建立自信,進而更積極地投入公共事務。此外,培訓新住民成為東南亞各國的語言文化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講師,在全台各地分享移民經驗,講授他們的母國文化、語言,以及多元文化的觀念,並改變台灣社會對新移民(尤其是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視,為台灣注入多元文化的活泉。

第二,社會教育方面:為了扭轉社會對新移民的不友善態度,除了掌握各種機會安排新住民參與座談、演講、接受媒體訪問外,也透過各種創意的文化形式,包括自己製作紀錄片《姊妹,賣冬瓜!》、創立「南洋姊妹劇團」並每年由新移民集體創作和巡迴演出新劇碼、製作由新移民親身參與創作和演唱的《我並不想流浪》音樂專輯……等,於城市與偏鄉、學校和社區,進行社會教育,讓更多成人與孩童認識新移民處境以及多元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第三,法令政策倡議方面:真正多元文化的意義不應只是異國情調的展演,而必須落實於能保障新移民平等權益的法令政策。因此南洋台灣姊妹會成立後便致力推動相關法令的修法,在姊妹會正式成立的同年,連結了其他關心移民/工權利的組織形成「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簡稱「移盟」),透過「移盟」十多年來的努力,許多攸關移民權益的法令政策得到改善,具體成果包括《入出國及移民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和《國籍法》的修定,使婚姻移民的權益受到更多保障。重要權益的改善包括:集會遊行的權利、家暴受害者的居留權、建立強制遣返的正當程序、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份的時間(8年改為6年)、取消申請公民身份的財力證明規定……等等。

圖片來源:楊子磊攝。

被視為「低劣他者」,揭露族群、階級、性別的矛盾

2002年出版《流離尋岸》中文版時,我們尚未進行法令政策的倡議,一方面因為婚姻移民女性尚未能形成集體力量為自身權益發聲,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的台灣政府並沒有移民政策。台灣的政府部門雖將「外籍新娘」現象視為「社會問題」,但開始是以漠視處理,直至2002年開始因為幾項數據顯示外籍配偶的子女人數可觀,才成為各界注目的焦點[1],特別是在行政院長游錫堃於2003年宣佈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簡稱外配基金,於2005年正式設立)後,為了爭取資源,各級政府單位和民間團體紛紛宣稱長期關注「外籍配偶」議題。表面上看來似乎代表著態度的轉變與進步,但其背後所隱涵的歧視卻仍然存在:依然視此種跨國婚姻為社會問題,而外籍配偶則是「低劣他者」(inferior other)。

由於過去人數不多,政府得以漠視並等待這現象自動消失,而當「外籍新娘」人數已多到無法不看見時,則以各種方案企圖矯治「社會問題」,提升他們低劣的「素質」。

2003年開始,台灣政府開始緊鑼密鼓訂定各種法規和方案限制婚姻移民,其中有許多是壓迫移民的基本人權的。由於移民議題所揭露的是族群、階級、性別、福利體系……各種層面的矛盾,須與不同議題的團體結盟才能逐步解開各種癥結,因此筆者藉由當時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的機會,開始連結各關心移民/工權益的團體以及學者專家,於2003年12月正式成立「移盟」,發起團體包括婦女、勞工、人權、移民、移民等團體,正式開啟了台灣的新移民運動。

圖片來源:楊子磊攝。

新住民運動 草根力量的社會實踐

由於過去多年的培力,南洋台灣姊妹會所組織的婚姻移民女性,自信與主體性都已逐漸形成。因此,她們能在移民運動必要時站在最前線發聲。2003年底「移盟」成立後的第一次抗議行動,為能引起更多關注,需要由新移民發聲,姊妹會所培力的新移民姊妹們以簡單的行動劇表達大家的訴求,成了媒體焦點,這是新移民姊妹們第一次參與抗議行動,雖有些緊張,但表現得相當自信。

抗議行動結束後,姊妹們異常興奮,她們很高興有機會能認識其他團體和朋友,並熱烈討論在台灣遇到的各種不平等待遇、抗議政府不尊重她們的聲音,以及她們應多參與這樣的事情……等等。

之後,這群婚姻移民女性多次站上抗議場合的前線。例如2004年7月12日抗議教育部次長呼籲「外籍和大陸新娘不要生那麼多」的行動;2005年7月6日行政院前抗議《國籍法》入籍考試規定;以及2007年9月9日吸引上千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婚姻移民女性和支持者走上街頭的「反財力證明大遊行」。藉由每一次參與集體行動,新移民的主體性又進一步得到強化。除了參與本身讓新移民看到自己及所屬團體並不孤單而增強自信,更因為看見其參與確實逐漸改變了公眾意識對於移民的看法(如媒體的友善報導),甚至改變了政府既定作為(教育部次長的道歉,以及法令政策的改變),使得她們體認自己確實能改變自身命運,也可以幫助他人,甚至挑戰結構和歷史的進程。

南洋台灣姊妹會的經驗,吸引許多台灣各地團體前來交流,亦引起其他國家的媒體和相關組織的興趣。除了與來訪的各國友人分享經驗外,姊妹會也開始參與一些國際的組織交流活動,漸漸拓展姊妹會的國際視野和合作的網絡。

其中最重要的是,2007年南洋台灣姊妹會與筆者任職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以及國際性組織APMM (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合作於台北舉辦「國境管制暨新移民女性培力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order Control and Empowerment of Immigrant Brides),來自日本、韓國、香港、澳洲、加拿大、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國的移民/工團體代表和學者專家在兩天熱烈的討論後做了兩項重要決議,一是成立國際網絡以促進婚姻移民的培力與權益,二是在英文世界中以「marriage migrants」取代「foreign brides」指稱婚姻移民。

第一項決議於2008年落實,於菲律賓馬尼拉組成了非正式的國際網絡Action Network for Marriage Migrants' Rights and Empowerment(AMMORE)(詳見Hsia 2010),「marriage migrants」一詞也開始透過AMMORE和成員團體的努力而推向各國及相關的國際會議和網絡,甚至也已出現在聯合國的相關文件中。

經過了9年的運作,AMMORE成功的將婚姻移民議題推動成為國際移民/工運動的重要議程之一,並於2017年3月24日於泰國曼谷成立正式的國際性聯盟,並更名為Alliance of Marriage Migrants Organizations for Rights and Empowerment(簡稱仍為AMMORE),繼續在各國和國際平台推動婚姻移民相關的各項權益。

經過20多年的努力,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灣的處境已逐漸改善。除了上述法令政策的改變外,整體社會氛圍相較20多年前友善許多。首先,政府和媒體不再稱她們為「外籍新娘」,目前的官方稱法為「新住民」,並已廣為媒體和社會大眾使用。然而,如同法令政策的改革是源起於民間團體的倡議,而非由政府主動改善,「外籍新娘」稱呼的改變也源自民間團體的正名運動。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我是未來的主人

如前所述,我們在1995年創立「外籍新娘識字班」時便清楚「外籍新娘」一詞充滿對第三世界女性的歧視,但我當時選擇以括號標示此名稱以提醒其背後的問題,而不是自行命名。一方面是由於當時台灣社會皆以「外籍新娘」指稱這群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婚姻移民女性,如改以其他名稱,外界並無法瞭解我們所指為何,而我們推動以中文學習培力婚姻移民女性的目的將難以開啟;另一方面,我堅信婚姻移民女性的主體性的形成才是最重要的,沒有任何人可以為她們代言,而這個命名的權利應該由她們掌握,因此我們仍保留「外籍新娘」名稱,僅以括號提醒其背後的歧視意涵。

2003年,在識字班培力婚姻移民女性的工作已有相當累積後,筆者促成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辦「『請叫我___』讓新移民女性說自己徵文活動」,由來自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的配偶以母語或中文表達當她們被稱為「外籍新娘」及「大陸新娘」的心情,以及她們希望如何被稱呼。得獎作品中有數位來自識字班的姊妹們,來自印尼的雪玲,簡單而有力地表達了心聲: 

剛來時我是外籍新娘,轉眼6、7年過去,現在的我,身份證、國籍都有了。我是未來的主人,我已經忘記我是外籍新娘了,偏偏別人卻記憶猶新。

徵文活動結束後,婦女新知基金會又舉辦正名活動,由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及中國大陸配偶選出她們最喜愛的名稱,由「新移民女性」獲得最高票。從此我們以「新移民女性」改稱,並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和文字發表使用此名稱,同時批判「外籍新娘」一詞的問題。

受到輿論的影響,2003年8月內政部行文要求各政府機關改稱為「外籍配偶」和「大陸配偶」,此後官方文件不再使用「外籍新娘」名稱。為了促進社會反思「外籍新娘」背後的歧視,2005年9月,我將南洋台灣姊妹會自中文班以來所累積的新移民女性的文字和繪畫的創作集結成書,包含前述的徵文活動的得將作品,以《不要叫我外籍新娘》為名,讓更多台灣民眾「看」到新移民姊妹們的心聲。

隨著「外籍新娘」被官方改名為「外籍配偶」,而後成為「新住民」,台灣的整體社會氛圍似乎對婚姻移民女性日漸友善,尤其是在2005年成立「外配基金」後,各地有越來越多針對婚姻移民女性(尤其是來自東南亞)的課程和多元文化活動,例如東南亞節慶、美食和東南亞傳統文化展演,也有越來越多以服務新住民為名成立的團體,不少東自東南亞的新移民女性成為知名的電影電視藝人,甚至於2016年出現第一位新住民出任不分區立法委員。整體而言,原本以「血統」為依據的公民身份,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多元文化公民身份」似乎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然而,在這許多正向的改變的背後,卻也潛藏危機。

     

[1] 例如:依據內政部與陸委會統計,至2002年12月止,東南亞及中國大陸配偶所生嬰兒出生率高達12.46%,再加上國人生育率逐年減少,使政府單位意識到外籍和中國大陸配偶所生子女將成為未來學校的重要族群。教育部同時期也連續發佈統計:2002學年度就讀國民中小學之「外籍配偶子女」人數中絕大部分是來自東南亞的外籍新娘子女,其中小一生中外籍配偶子女人數為6年前的5倍;2003學年度小一新生就學人數中外籍配偶子女的比率12.46%,相較於1998學年度的5.12%有顯著的增加。

     

延伸閱讀:

從「外籍新娘」到「新住民」走了多遠?(一)
從「外籍新娘」到「新住民」走了多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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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教授。自1994年開始研究「外籍新娘」議題,本著研究與實踐不可分之原則,1995年於美濃創立「外籍新娘識字班」,經八年的培力工作,終於2003年在新移民女性的積極參與下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同年,串連關注移民/工議題的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共組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致力於台灣移民/工運動的推動,並積極與國外移民/工運動團體結盟,因而成為多個區域和國際組織之幹部。著作包括《流離尋岸》與《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騷動流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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