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類正處於「充滿希望的春天」，還是「令人絕望的冬天」？如果狄更斯轉世到21世紀，他會如何回答？
2020年，當轉世的狄更斯看到下面這一連串陌生的字眼：新冠病毒、社交距離、失業救濟、紓困方案、種族歧視、警察暴力、歷史正義、貧富懸殊、貿易戰爭、大國角力、極權抬頭、民主失能、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物種絕滅……他內心一定充滿各式各樣的疑惑。
等到再進一步了解，這些問題多數都是人類社會積累已久的陳年舊病，只是2020年裡剛好出現了一隻刁鑽古怪的病毒，四處追趕人類，人類束手無策，只能閉戶深居簡出。沉痾加上瘟疫，各種併發症同時發作，一時看不到短期的救命仙丹，或是長期的治病良方。這個時候，狄更斯還會覺得：這個時代既是「令人絕望的冬天」，也是「充滿希望的春天」嗎？
看不到希望的時候，人類還能如何前瞻明天？
人類的心理現象是：越是絕望，越是需要希望，這是生存的本能。除非患有憂鬱症，或是放棄人生、生活有如行屍走肉的少數人之外（現代社會這兩種人是否越來越多？），多數人都懷著「明天會更好」的希望過日子。
但是誰說明天一定會更好？抱持這樣信念的人我們稱之為「樂觀者」，反之我們則稱為「悲觀者」。在強調正向思考的社會裡，人們多半推崇樂觀的心態，因為樂觀者有動機採取行動，願意付出努力，明天也可能因而改善；而悲觀者難免缺乏動力，困坐愁城，任憑外面的世界自行發展。
然而相信「明天會更好」的樂觀主義者，並沒有解決「希望從何而來」的根本問題。有人無憑無據，就是天生樂觀，也許這就是所謂的「童騃式的樂觀主義者」。有人出於過去經驗 ，判斷明天將由壞轉好，有人掌握資源或權力，可以採取具體行動，有人具備知識，可能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人對未來都懷抱著希望，其來源不妨說來自「信心」。
但對於許多正處於苦難深淵的眾人，眼前的問題往往過於龐大複雜，遠非自己能力可以應付，命運的力量似乎不斷將他們推入身不由己的漩渦。在這種即將沒頂、絕望無力的時刻，信心的力量既微薄又脆弱，哪能從中產生希望？萬一信心被摧毀，豈不是從希望陷入更深的絕望？
在人世間幾乎沒有外力可以依靠的時候，便是「信仰」最能產生力量的時候，特別是宗教信仰。無論何種宗教信仰，無論寄希望於今生或來世，宗教都有一種提升的力量，超越現實的侷困。那麼，對於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呢？還有什麼力量來源，可以讓人超越現實的侷困？
其實人類擁有一種無中生有的力量，就是創造力。人的創造力跟神的創造力不同，人人都有，處處可以用到，無拘無束、不帶功能性的創造力如果獲得充分表達，就成為藝術的發源。
看似無用的藝術，卻提供了最高形式的希望
在人類生活中，藝術最為無用。它不像一些工藝技術，可以滿足人們食衣住行的具體需要；它不是知識，可以幫助人們了解世界解決問題；它不是科技，可以改善人類的生活。但是透過藝術，人的創造力得到發揮，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透過藝術的媒介，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得到共鳴，打破人我的隔閡，產生「群我一體」（togetherness）的感覺。
德國當代最有名的藝術家葛哈．李希特（Gerthard Richter）[1] 曾經說：「藝術是最高形式的希望」（Ar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hope）。這句話十分耐人尋味。為什麼藝術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卻可以提供人們希望？而且是最高形式的希望？
人類在理性開發之前，早就有了感情，在語言成形之前，先有了音樂，在文字發明之前，先有繪畫。藝術直接訴諸人類的情感，雖然不能解決人們物質上、有形的需要（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底部第一、二層），卻舒緩了精神上、無形的心理需求（第三至五層）。所謂絕望或希望，追根究柢，關鍵因素在人的心理感受，因此用物質手段來紓解心理的絕望，功效自然有其侷限；而藝術直指人心，產生的力量才能生生不息。
藝術家對於社會脈搏最為敏感，他們的創作往往走在行動家、革命者、理論家之前。許多社會死角中的黑暗，藝術家最先揭露；對於不公不義的抗議，藝術家透過藝術將音量放大；種種時代的苦悶，藝術家能做出深刻的描述，因而產生廣大的共鳴。透過藝術，藝術家胸中塊壘可以消解，完成的作品蘊含了改變社會的能量；社會現況經過藝術的代言，贏得大眾的認知，逐漸累積改變的能量；而社會大眾透過對藝術作品的欣賞和認同，心理上獲得慰藉，強化了採取行動的決心。
藝術，於是成為希望的最佳載具。
創作，讓更多人感受到人性的共鳴
人類歷史上最艱苦無望的黑暗時刻，充滿了藝術創造的寶貴素材，孕育了無數傑出的繪畫、小說、詩歌、音樂、雕刻、建築，改變了歷史之河，也豐富了人類的文明遺產。到了2020年的今天，全球封城鎖國超過3個月，惶恐不安、前途未明的低氣壓籠罩在全球數十億人心頭。這時候，最能撫慰人心的不是政治人物的信心喊話，也不是生物醫療界者難以捉摸的疫苗進展，而是各種充滿創意、自動自發的藝術活動。例如：
一位華文作家成立了一個網路讀書俱樂部「一起讀托爾斯泰」，參加者以每天15頁的速度，用將近3個月的時間讀完全本厚達1,200頁的《戰爭與和平》。這部史詩般的文學經典向來是文化愛好者的珠穆朗瑪峰。趁著居家無事，社交活動歸零，大家一起讀書，除了有彼此督促的效果，更可以將200年前戰爭帶來的社會動盪，跟現世的惶惶人心做一個對比。
美國國會圖書館發起了一個「薄伽丘計畫」（The Boccaccio Project）。14世紀佛羅倫斯發生瘟疫，詩人薄伽丘為此寫下來膾炙人口的《十日談》。國會圖書館借用這個歷史故事，特別邀請了10位音樂家，自6月15日起，分10日演奏特別為這次疫情而創作的音樂曲目。
西班牙巴塞隆納有3位藝術策展者成立了一家「新冠美術館」（Corvid Art Museum），這家美術館沒有實體展覽館，展品完全在Instagram展出，作品主題圍繞著新冠病毒。透過這些作品，表達出人們在疫情威脅下，縈繞心中的希望、團結和混亂（hope, solidarity and chaos）。
6月初川普總統為了阻絕如潮水湧入抗議佛洛伊德事件的群眾，在白宮正面豎起鐵絲高牆。抗議者卻將高牆當成畫廊，掛上創意十足的各種抗議海報，連美國史密森尼藝術博物館也準備進行收藏，為歷史留下見證。
藝術家不是科學家，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是政治人物，沒有權力制訂政策，因此對於解決眼前的困境，他實在無能為力。但正因為如此，他只需忠實於自己的創意，不必順應世俗，特意扮演一個鼓舞人心的樂觀者。如果他擁有一個適當的創作環境，能繼續保持創作的動力，也絕不會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悲觀者。或許說，藝術家更像一個客觀的旁觀者（不妨稱為實觀者），在所見、所聞、所感、所思中注入感情，將作品賦予生命，最後由作品說話，任憑其打動人心。
透過信心或信仰所產生的希望，往往因為經驗、觀點、方法不同，在眾多的人群之中很難產生一致的共鳴，甚至多半會因分歧而形成對立。而由藝術所引發的美感經驗，無論音樂、詩歌、繪畫、影像、或其他形式的藝術，經常能夠造成巨大的迴響。即使人們感動的程度不一，因藝術而決裂的機率甚小。在越艱困的時刻，越能凝聚人心、團結共渡難關的一向都是藝術。正因為藝術具有這種獨特的求同存異的包容力量，才擔負得起「藝術是最高形式的希望」的說法。
冬天總會過去，春天必將來臨。 只是經過如此嚴峻的冬天，我們該期望什麼樣的春天？但願藉著這個寒冷漫長的冬天，可以改變人類社會中那些過剩的、偏狹的、排擠的種種醜惡，轉化成為包容的、同情的、善良的種種美好。
[1] 葛哈．李希特，1932年出生於東德，1961年在柏林圍牆興建前逃亡西德。繪畫風格豐富多變，對戰後歐洲藝壇有重大貢獻，與Anselm Kiefer，Georg Baselitz 並稱德國三劍客。2015年李希特一幅抽象畫Abstraktes Bild 599在蘇世比拍賣會上以4,400萬美元賣出，為歷史上在世畫家畫作成交的最高價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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