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3 月 31 日 14 時 52 分，花蓮外海發生淺層地震，震央芮氏規模 6.8，被稱為「331 大地震」。雖然震央是在東部，此次地震主要造成的災害卻集中在台北市。當時測得的最大震度值是 5 級，然因為盆地地形產生的共振效果，使得台北市區的振幅與晃動時間放大，承德路一棟公寓大樓倒塌，屋內 8 人受困，經搶救後均平安獲救。
最嚴重的災情發生於尚在建造中的「台北 101」工地，當時正進行 52 至 56 樓的鋼構安裝，建物已高出地面超過 200 公尺，樓頂共有 4 部塔型固定式起重機（俗稱「塔吊」），其中位於東西側之兩部「（基座於 47 樓夾樑於 51 樓，高出 51 樓 32 公尺），因樓高 51 樓處之地震力放大（約為地面 6 倍），致該兩部起重機之塔節，無法承受該地震力，於結構上最弱的塔節螺栓處破壞，造成塔節折毀墜落（分別斷於 52 及 51 樓處）。」（引自《走出陰霾迎向陽光》，39頁）
台北 101 這裡的人員災情不像承德路大樓那般幸運，墜落的塔吊機具共造成包括經過民眾在內的 5 死 21 傷，其中 5 死 8 傷是當時在工地內工作的勞動者。其後在 2007 年，於 101 大樓信義路側的廣場，也就是捷運台北 101／世貿站的 4 號出口處，樹立了一座「伙伴碑」，用以紀念所有參與台北 101 營建過程的人員，特別是在建造 101 大樓的工程中，因工傷事故而殉難的勞動者。
台北 101：BOT 模式的摩天大樓
台北 101 是位於台北市信義計畫區的開發案，土地為台北市政府所有、採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興建，原本稱為「台北國際金融中心」，由中華開發及宏國關係事業等組成的「台北金融大樓公司」取得地上權設定，1998 年初開工。
台北 101 大樓的主體建築塔樓高 508 公尺，地上 101 層、地下 5 層，主要作為辦公大樓及商場使用，附設的裙樓則為購物中心，整體於 2004 年底全面完工啟用。完工後的台北 101 為當時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直到 2010 年初被杜拜的哈里發塔超越為止。
摩天大樓底下的工殤陰霾
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興建摩天大樓必然面臨地震的風險，台北 101 常引以為傲的耐震設計之一，就是藏身於塔樓 87 至 92 層間的質量阻尼器。巨大球形質量塊直徑約 5.5 公尺，由實心鋼板堆疊焊接而成，其重量達 660 公噸，上由鋼索懸吊、下設斜向的大型油壓粘滯性風阻尼球，其設計概念在於自動吸收球體質量塊擺動時的衝擊能量，並藉由大樓的擺動來抵消所吸收的能量。
然而，在興建的過程中，這樣的抗震設計尚未建置完成，331 大地震便來襲，樓頂的塔吊耐震程度亦經不起考驗，機具折毀斷落，造成施工人員與經過民眾的死傷。
根據《走出陰霾迎向陽光》的紀錄（22-24 頁），工地現場 5 名罹難於此次工傷事故的勞動者，分別是：
陳又禎，30 歲男性，為東側起重機之操作手，當時於駕駛室內，隨起重機掉落至地面。
陳信陽，31 歲男性，為西側起重機之操作手，當時於駕駛室內，隨起重機掉落至裙樓區屋頂。
陳錦水，46 歲男性，當時於 50 樓工作，因起重機掉落之配重塊破壞建築構件，遭構件擊中跌落至 48 樓安全網上。
林建成，24 歲男性，當時在 56 樓工作，安全帶扣在副柱的安全母索上，隨同遭擊落之副柱墜落至地面。
孫同英，25 歲男性，助理工程師，當時正在信義路旁工務所 4 樓辦公，地震時往外逃，遭掉落之配重塊擊中，墜落至地面。
伙伴碑上另有一位工殤罹難者張達權列名其中，他並不是於 331 大地震中離世，而是在 101 大樓後來的水電裝修工程中，因電梯作業感電事故而罹難。
台北 101 伙伴碑的建立
331 大地震引發的台北 101 工傷事故發生之時，立法院剛於前一年 10 月底通過《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即將於 2002 年 4 月 28 日開始施行，其中第 39 條規定：「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定每年 4 月 28 日為工殤日，推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當時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的陳水扁總統執政團隊，亦正積極於高雄市勞工公園籌設一座全國性之工殤紀念碑，後來就是在該年的工殤日落成。
台北 101 工傷事故發生之後，在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與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的領銜之下，40 餘個勞工團體共同聯署，倡議於 101 大樓旁設立工殤紀念碑。當時的台北市長是馬英九、勞工局長是工運出身的鄭村棋，台北市政府支持這項倡議，然而勞工團體後續在與台北 101 經營團隊的協商過程中，還是遭遇若干波折。
首先是 101 經營團隊反對使用「工殤」這個詞彙，對於碑文內容雙方有所爭議，其後定名為「伙伴碑」，徵得罹難者家屬的同意將罹難者名字記載於碑文中，然而又有碑體形式、建碑地點、經費與規模的問題，歷經數年的協商之後，終於在 2007 年落成，碑文落款是 1 月 1 日，而勞工團體則是選擇於當年的工殤日晚間，舉行點燈揭碑儀式。
最終的碑體是由 7 面 3 米高、2 米寬、厚 80 公分的琉璃牆所構成，每面琉璃牆則是由白、紅、藍、綠、橙、紫七彩的琉璃磚，形成不同色塊的七巧板來組成一面琉璃牆。第一面琉璃牆的正面，白色琉璃磚的部分，記錄著 101 伙伴碑中英文並列的主碑文：
從這裡延伸出去的
每一角段 每一片段
都有他們生命刻劃的軌跡From here, all you see was sculpted,
piece by piece, through years of devotion.獻給所有親身參與台北101伙伴
Dedicated to all partners in Taipei 101 Project.
特別紀念因工往生者
陳又禎 陳錦水 林建成 孫同英 陳信陽 張達權Especially commemorating
Chen You-zhen Chen Jin-shui Lin Jian-cheng Sun Tong-ying Chen Xin-yang Chang Da-quan
如前所述，碑文迴避了「工殤」的用詞，最終以「因工往生者」來表達，同時將紀念的對象，擴及至所有親身參與台北 101 建造過程的「伙伴」。因而，從第 2 面至第 6 面琉璃牆的正背兩面，總共收集了超過 1 萬個名字，包括所有參與 101 興建過程的人員。
這 1 萬餘名「伙伴」中，最前面兩名是當時的總統陳水扁、以及台北市長馬英九，接著是參與台北 101 經營團隊的企業代表，包括陳敏薰、焦佑倫、林鴻明、辜仲諒等，而在名單的最後，則是參與建碑過程的 20 名勞工團體代表的名字。
第 7 面琉璃牆的背面，上半部是參與投資「台北金融大樓公司」的企業名單，下半部則是參與伙伴紀念碑設置的企業、團體名單，包括了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與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伙伴」名單的社會意涵
在台北 101 工傷事故發生的當時，顧玉玲是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的秘書長，她參與了伙伴碑的建碑設置過程，在她其後撰寫的數篇論文中，可以看到當時勞資雙方的立場與協調經過，還有在伙伴碑揭碑之後，她對碑文以及伙伴名單的分析。
在其博士論文《紀念過往，反思現在：台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中（155-158 頁），顧玉玲就對「伙伴」名單提出了幾點分析，由此可推論「伙伴」名單的徵集方式，及其背後的社會意涵。
首先，近年來台灣的營造業工地，有許多來自於東南亞的移工，而查看伙伴碑的「伙伴」名單，雖然也有用羅馬拼音的外籍人士，但其比例遠低於一般工地裡的移工比例，且這些名字可辨認出絕大部分來自於西方國家的語系，而非東南亞語系的名字。可見，這裡收錄的外籍人員，恐怕是較高層的行政或專業技術人員，而非工地裡的基層移工。
其次，據顧玉玲的判斷，「伙伴」名單中大約有一半為女性，如果從營造業勞動現場實際的勞動區隔看來，這又是一個不符比例的狀況，由此推斷，這些女性工作者的名單，大約也會是來自於相關企業的行政部門。然而，從另一個方面看，這也顯示了，一個巨大的營建工程，背後還是需要大量女性勞動者的工作投入。
顧玉玲比對了 5 名工殤罹難者的直接受雇單位，發現除了雇用孫同英的欣菱工程之外，其餘 4 名勞動者的雇主，均沒有列名在最後的參與設置伙伴碑之企業名單中。由此或可以推論，當初 101 經營團隊在收集「伙伴」名單時，其徵集對象大約僅侷限於直接承接工程的較上層企業。
而營造業本來就是以層層外包而聞名，如果上層的發包單位沒有繼續向外包廠商收集名單，或是忽略了勞動現場的臨時或短期工作者，那麼，這份名單其實就難以真正反映出親身參與台北 101 營建過程的所有伙伴，因為，許許多多在工地中從事底層勞動的工作者，就會在此收集名單的過程中被排除了。
參考資料：
- 《走出陰霾迎向陽光：三三一地震「臺北一○一」專輯》，蕭淑燕總編輯，2003年4月，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 《紀念過往，反思現在：台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顧玉玲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畢業論文，2019年8月。
- 《那天，他們自101工地墜落》，顧玉玲主編，尹雯慧、侯瀚、劉庭妤、曾達元、洪世容、蔣介雅、徐慧安、陳旻詢、吳佳駿、張瑄庭、周育弘、周穎欣、郭容、黃婕瑛等著，2026年1月，印刻文學。這本書匯集了101工傷事故的罹難者家屬訪談過程與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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