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5日，全台陷入一場集體狂歡，無論是在現場或觀看Netflix直播，無不為美國攀岩高手霍諾德（Alex Honnold）徒手攀登台北 101 加油。壯舉完成後，社群媒體瞬間炸裂，網紅們紛紛轉載，催發英雄勝利歸來的榮耀與感動。民眾群起湧向地標模仿攀爬姿勢，賈永婕將台北101包裝成一座有夢想、國旗與跨國英雄秀場，演算法被這種「被世界看見」的集體高潮佔據。
然而，隔週的那個週日晚上，「燦爛時光會客室」直播討論了顧玉玲老師耗費20年田野編撰的新書《那天，他們自101工地墜落》。YouTube直播間裡，包括我在內，只有3個人。台灣與德國時差7小時，冬日午後暖陽自窗外直射，周身雖燦爛晃亮，但那過於刺眼的光芒，卻讓我不禁瞇起了眼──那不僅是光的物理直射，更是心中對集體盲目崇拜奇觀的「不忍卒睹」。螢幕上冷清的「3人」與101高聳的幻影重疊，在視網膜上燒灼出一道無法抹去的黑點，成了這座城市最弔詭、也最真實的殘影。
這反差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我們的社會對「英雄」的定義是階級化的，而「在場」則是流量紅利的計算。攀岩者的冒險符合個人英雄主義，值得被看見；但工人的墜落揭露了經濟奇蹟背後的工安問題與制度性漠視，不符合「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敘事框架。
誰是英雄？
在台北 101 的故事裡，誰有權被定義為英雄？是508米高空上的外來冒險者，還是基座下那些無聲的墜落者？
林靖傑導演在2004年的紀錄片《台北幾米？大都會的勞動身影》結尾，寫下：
世界最高的建築台北101大樓，高508米，參與建造的工人超過1萬人。
台灣高鐵全長34萬5千米，速度每分鐘5千米，參與建造的工人超過10萬人。
簡秀麗每天通勤到台北的距離約4萬米；布魯、伊果銅門山上老家聚台北通地的距離，約37萬5千米；泰勞的家鄉聚台北工地的距離約28億8千1百71萬米。
布魯、伊果簡秀麗以及泰勞，他（她）們跟台北的心理距離有幾米？
「台北幾米？」並非單純量測物理上的高度與長度，而是一場關於權力與存在價值的深度衡量。這「幾米」的間隙，隱喻的是勞動者與都市菁英、弱勢勞工與資本家之間那道不可逾越的位階距離。
甚至，這也是一場關於「英雄」的位階排序：在那508米的垂直視線中，只有具備跨國資本認證、符合中產階級審美冒險的人，才配擁有「英雄」的頭銜；至於那些以肉身築起地標的人，卻在英雄敘事中被無限縮小，成了位階最末端的、無名的塵埃。
這種距離，量測出的正是台灣社會對生命價值的歧視──我們寧可仰望1小時的極限奇觀，為他歡呼喝采，也不願縮短那幾米的心靈距離，去直視一個勞動者墜落後的真實重量，以及那道拉長了20年的陰影。
當網紅們為了508米的攻頂奇觀屏息時，他們與腳下那28億米外的勞動身影、與2002年331地震時墜落的5位工人間，心理距離趨近於無限大。
這5名工人：陳信陽、陳又禎、林建成、孫同英、陳錦水，從56樓墜落時，陳信陽的孩子剛出生10天。這些不是數字，是家庭的破碎，以及親人無以名之的創傷、無限的哀思。但在追求「台灣之光」的敘事裡，他們被視為達成奇觀必須支付的「耗材」，被結構性地消音。
夥伴碑──被階級排序的無名
這種對陰影的排斥，具體化為信義路側那塊諷刺的「夥伴碑」。可悲的是，這塊碑的存在，還是因為風水師認為有助台北101大發利市才得以存在。
只不過，勞工團體原本爭取的是「工殤紀念碑」，但資方畏懼「殤」字影響房價與營運，強行將其改名為平庸無害的「夥伴」二字。更醜陋的是碑文上的階級排序：第一面碑文寫滿了當時的政治權力者（陳水扁、馬英九、陳敏薰），然後是設計者與高級工程師，至於勞動者名字被排在視線不及的後方，而絕大多數工人與移工，甚至連名字都沒有。
尤有甚者，在101的官方網站上，導覽介紹了現有光鮮亮麗的公共藝術，唯獨對這塊石碑隻字不提。它就像一個被允許存在、卻不能被承認的私生子。這種「幻影敘事」（Phantom Narratives）說明了我們的集體心態：我們只想要榮耀的英雄面具，卻拒絕整合那些讓面具下殘破的陰影。
英雄單一化與「被繳械」的國王
為什麼台灣對「英雄」的定義如此單一？為什麼我們始終需要一個外來者來代償我們的英雄認同？
台灣社會「人格面具」（Persona）的過度膨脹，有兩個重要因素：其一因為來自中國的長期霸凌與威脅，迫使我們渴望被世界看見與認證，來掩蓋內心的匱乏與恐懼。其二則是台灣300年的殖民創傷，歷經多次殖民政權更迭的血腥清洗，近代日軍的清鄉掠殺、國民黨的228與白色恐怖屠殺台灣菁英，我們不僅失去了父親，由「父親」代表的陽性能量也被摧毀；我們不僅被迫噤聲求取苟活，更顫抖地交出生命的主導權。
換言之，我們內在的國王在歷史的屠場中集體「遜位」了。這是一種深植於無意識的認同錯位：我們不再相信這塊土地能生長出自己的守護者，於是瘋狂投射，認為擁有力量、能定義榮耀的英雄，必然得是個「外來者」。這場 101 的直播，不過是我們集體奉還詮釋權的儀式。
於是，在這場自由攀登台北101的直播秀中，我們自貶為「布景」，將生命故事的詮釋權讓渡給跨國資本與外國英雄，卻對自己土地上的勞動實相感到漠然。這種漠然並非出自無知，而是一種防禦性的集體失語。
因為直視那些墜落的工人，就會觸碰那份「國王被殺、家園失守」的殖民時代集體創傷。這些未被哀悼、不可言說的死亡，在歷史的縫隙中演化成一種「幻影敘事」（Phantom Narratives）。當我們不願整合這段血淚，這些受難者便成了徘徊在地基下的「文化幽靈」。它們以不在場的方式相當活躍地存在著，持續呼喚我們對主體性的認同。
為了逃避這些幽靈的呼喚，我們寧可投向一個陽光、強大的外來「英雄」，將所有能量耗費在維護「台灣之光」的人格面具上。我們不敢認識那些墜落的夥伴，因為一旦指認了他們，就必須直面這塊土地反覆被殖民與屠殺的挫敗與傷痕。於是，我們選擇將這些幽靈推入陰影中視而不見，任由它們在101的繁華之下，繼續重複著那場未竟的、寂靜的墜落，而我們繼續理直氣壯地不在場。
奪回敘事權，聽見幽靈的呼喚
社會與資方對勞工安全的漠視，而我們更集體仰望「外在舞台」的英雄，於是，我們甘於成為Netflix英雄實境秀裡的漂亮布景，更樂於被網紅號召，集體狂躁地霸凌工殤團體，高分貝叫囂掩蓋那些「文化幽靈」的呼喚。
然而，這些幽靈並非來自彼岸，而是被阻斷在歷史縫隙中的「未竟之事」──我們拒絕哀悼墜落亡魂，不讓受難者進入集體記憶的安息之地。於是，幽靈只能在101的繁華地基下，重複著寂靜的吶喊。
既然大眾可以跟風而盲目打卡，我們為什麼不能為了「指認幽靈」而打卡？
顧玉玲老師呼籲：去台北101的「夥伴碑」打卡。這不是網紅刷流量與跟風，而是一場深度的心理實踐──透過標註與顯影，我們正在演算法的荒原中進行一場「數位招魂」，去辨識那些被幻影劇本排斥在外的祕密。我們在告訴101的管理者：當你們試圖用功績美化「快決策」時，我們正聽見地基深處那道拉長了20年的墜落聲響，以及他們的生命故事。
這是一場「內在舞台」的修復。真正的「英雄之旅」不在於變得無堅不摧，而在於整合內在陰影──承認這座508米建築的地基下，墊著墜落的身體與未被安放的靈魂。這場行動，是將碎片化的「幻影敘事」縫合成真實在地故事的起點，是讓那些被遺忘的文化幽靈，重新在台灣人的集體意識中獲得名分，從陰影的禁錮中獲得解脫。
我們選擇記住什麼，決定了我們成為誰。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隱藏在它選擇「看見」與「遺忘」的縫隙中。當我們沉溺於英雄榮耀的集體幻覺，我們便是在無意識中遵循了一套完全不懂、卻任其控制的「幻影劇本」。我們可以繼續讓跨國媒體、網紅與演算法壟斷敘事，任由那些「未經思考的知道」將我們異化成無腦打卡；或者，我們可以在此刻轉身，牢記那5位墜落的勞工：陳信陽、陳又禎、林建成、孫同英、陳錦水。
當我們有勇氣直面那場長達20年的墜落，以及殖民創傷下的集體「內在國王」遜位，我們才能不再渴求外來英雄的加持，因為我們終於能定義自己的在地英雄，以及創傷療癒後的復能。
下次經過 101，請繞到那塊被消音的「夥伴碑」，指認那些名字，這是讓我們從「布景」回歸為「主體」的唯一途徑。唯有直視過墜落，我們才能勇於登頂；唯有指認出幽靈，我們才能從遜位的創傷中甦醒。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