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累了嗎？」我用陳玉勳導演常拍的提神性飲料廣告台詞開場。
陳玉勳說，累，很累，非常累。
11月底看完電影《大濛》後，我就想找陳玉勳導演聊天。但他一直忙著全國各地的宣傳與映後座談，直到今日才終於抽出空檔。
陳玉勳說，《大濛》從田野調查到殺青、剪接完成，前後花了4年。2020 年拍完《消失的情人節》後，他休息了1年。那段時間，只要有空就找母親和阿嬤聊天。「我一直對她們成長的年代有興趣。那時候沒有車子，都是走路，生活很困苦，那樣的環境是怎麼活過來的？」
找回阿嬤、媽媽活過的白色恐怖時代
陳玉勳開始上網找資料，查到許多白色恐怖的歷史與案例，覺得相當震撼。「其實受害者不只台灣人，也有老兵、外省人，尤其是羅漢腳仔，死了也沒人知道，更別說有沒有親友來收屍。」
一開始，他也想寫一些槍決這類比較震撼的畫面，但想到電影《超級大國民》開場就是槍決，「再拍就沒什麼意思了。」
「後來我就開始想找家屬、看家屬。受難者已經逝去，痛苦卻留給家屬。活下來的人，才是長期承受那個痛苦的人。」陳玉勳說，最後決定用家屬中小妹妹的眼光，來看那個時代、那個世界。
為什麼不是小男孩，而是小女孩？陳玉勳解釋，那年代女孩子受到的待遇更不公平，在社會上也比較沒有地位、屬於弱勢。「如果是一個小女生獨自到台北，遇到的困難一定更多。」
這個劇本反覆修改了2年才正式開拍，連爭議性較高的特務角色，都是拍攝期間才加了更多戲進去的，讓趙公道（片中男主角）的故事更加立體。
陳玉勳說，《大濛》雖然以白色恐怖為背景，但他真正想呈現的，是那個時代形形色色的人們、各種不同的面貌。「我其實是在找回我阿嬤、我媽媽她們怎麼活過來的那個年代。」
不愛讀書的後段班青春
談到母親的年代，也順勢談起陳玉勳自己的成長史。
「我從小成績很爛。小學的時候幾乎沒在聽課，整天胡思亂想，想卡通、布袋戲。」陳玉勳說得很坦白，他就是個電視兒童，《太空飛鼠》、《八號分機》、《天眼》、《午夜驚魂》、《步步驚魂》……
「等一下。」我打斷他的回憶，「《八號分機》是什麼？」《午夜驚魂》、《步步驚魂》不都是恐怖片嗎？我快速查了一下，《八號分機》是1973年中視首播的刑案推理劇集。那一年，陳玉勳才11歲。
陳玉勳說，父母會逼他讀書、不准黏在電視機前，但他真的讀不下去。國中入學智力測驗成績很低，普通人智商大約100，「我只有90，就被分到後段班了。」不過他自嘲說，分到後段班後，成績反而進到前10名，「哈哈。」
他發揮黑色幽默地補充，自己國中就讀的是XX國中，在那個年代是出了名的「流氓學校」，犯罪率聽說全台北第4名。（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議，我還是姑隱校名吧。）
「我只是笨、不愛讀書，不是壞學生，所以也壞不到哪裡去，就偷抽菸而已。」相較其他同學吸強力膠，他自認真的不算壞，「我是個善良的人。」
因為在後段班名列前茅，國二時他被提升到前段班，結果成績立刻落到最後。「我一輩子都記得那次家長會。媽媽來參加，順便領成績單。回家的10幾分鐘路程，她一路嘆氣：倒數第3名，唉，以後你要怎麼辦？」
陳玉勳回憶起來，卻是放聲大笑。「我大學念4年，高中念4年，國中還讀到國四班。」陳玉勳說，國四班的日子很慘，要剃光頭、穿原國中的制服、背補習班書包。天還沒亮就出門，晚上10點才能回家，每天被打得很慘，也從那時候開始產生自卑感，內心逐漸扭曲。
「我記得補習班樓下是一家木料行，有個超變態的老師，每天早上叫人抱著兩捆木棒進教室，說今天不把棍子打斷就不能放學。那一年我還得了十二指腸潰瘍。」
不知為什麼，聽到陳玉勳在講這些事，就像在看一部黑色喜劇。他自己也補充，剛當導演時曾想拍這段故事，但至今仍未付諸實行。
誤打誤撞進入攝影棚
國四班的「進補」沒能從本質上改變陳玉勳的學科能力，卻讓他意外遇上台灣史上最大的聯考弊案──培元補習班洩題案。他就讀的補習班也提前拿到考題，因此「幸運」地以高分考上成功高中。然而，實力終究騙不了人。陳玉勳讀完高一便留級。「那時爸媽真的覺得我人生完了。」
「大學能考上淡江，也是因為當兵後有加分。」陳玉勳自己又破哏，說自己同時錄取淡江大學日間部與中興法商夜間部，原本想念中興，白天工作分擔家計，但淡江常辦舞會、校園又漂亮，最後還是選了淡江。
即便上了大學，陳玉勳對未來依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工作。幸好大三時，大傳系在徵求攝影棚助理，這個機會讓他的人生出現轉折，開始接觸打燈、操作ENG等實務工作。
大四那年，王小棣導演正在拍電視劇《全家福》，需要實習生。「我就傻傻地去了，小棣老師當時很兇喔……現在也是！哈哈哈！」
「劇組根本沒人理我這個實習生，也沒有分派工作，所以我就自己找事做。」場景裡有一塊真的菜圃，他每天去鬆土、種菜；水塔很髒，他主動爬上去清洗。反正沒人要做的事，他就去做。一個月後實習結束，王小棣竟包了紅包給他。
「我有注意到你。一般大學生都會先設定自己能做什麼、不做什麼，但你不一樣。實習生本來是沒有薪水的，但我要給你這個紅包。」
然而，這6千元的大紅包並沒有打動陳玉勳。他很清楚，電視製作沒日沒夜、太過辛苦，「我不要。」
每次王小棣一句話，就是另一個越級成長
畢業後，他經朋友介紹，到阿榮片廠管理攝影棚。老闆阿榮剛成立攝影棚，根本沒人來租，卻直接升他為副廠長，月薪2萬元。「員工只有兩個，一個是廠長，另一個就是我。」
3、4間空蕩蕩的攝影棚，別說人影，連蚊子都沒有。每天只有無聊無聊又無聊，5天後，他跑去找王小棣聊天。
「當導演很辛苦、很孤獨，也很漫長，但你放心，很多人會幫你。你明天就來上班吧，先當場記，薪水1萬2。」
陳玉勳回想，自己只是去聊天，不是去求工作，而且薪水還少了8千元。那天晚上他失眠了，天亮後，還是接受了這份新工作。
「我第一份場記工作，是跟著蔡明亮導演拍電視劇《快樂車行》。」4個月高強度的操磨，讓陳玉勳幾乎撐不下去，本來打算辭職，沒想到話還沒說出口，全劇組就被調往新竹，投入王小棣另一齣八點檔電視劇。
「跟小棣老師工作，比跟蔡明亮辛苦3倍。當年的她體力好到3天3夜不睡覺，拍到所有人都睡倒了，只剩她一個人還醒著。」
那齣戲一殺青，陳玉勳立刻不告而別，回淡水休息逍遙。幾天後再找上王小棣，正要開口辭職，她卻搶先說：「現在有個工商簡介片，由你當導演負責。你放心，很多人會幫你。走，我們現在就去奧美開會。」
會開到一半，王小棣突然起身離開，留下陳玉勳一個人繼續開。回公司後，他想再次辭職，卻發現王小棣已經出國度假。他只能硬著頭皮把片拍完。
「我根本亂拍一通。」陳玉勳說，他信心低落到不敢親自交片，只好請製片代勞。一小時後，製片回來告訴他：「你沒去真的很可惜，全部人看完都鼓掌耶！」
王小棣回國後，也沒給他開口的機會，再次丟下一句話：「現在有個電視喜劇，你去當導演吧。你放心，很多人會幫你。」
陳玉勳說，他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王小棣對他這麼有信心，但他就此再也沒離開導演這一行。
從喜劇導演到搞笑廣告
陳玉勳長期被定位為喜劇導演，拍到連自己都懷疑是否有能力處理情感戲。某天，他終於向王小棣表達想離開的念頭。沒想到她仍舊回以那句話：「你現在去拍電影。你放心，很多人會幫你。你先去寫劇本。」
1994年，陳玉勳的第一部電影《熱帶魚》上映，票房亮眼，並榮獲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瑞士羅加諾國際影展藍豹獎及國際影評人獎。他的電影人生，正如王小棣那句話：「你放心，很多人會幫你。」
1997年，陳玉勳再以《愛情來了》獲得行政院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並拿下金馬獎最佳男、女配角獎。然而票房卻不理想。「我心裡有點不平衡。拍電影那麼辛苦，卻沒人要看，完全沒有成就感，很空虛。」陳玉勳坦言，自己是個很想擁抱觀眾的人，當觀眾不進戲院，就不知道該怎麼辦。那段時間，他寫的劇本自己也不滿意，是人生的低潮期。
正好有人找他拍公益廣告，董氏基金會的戒菸廣告成了他的第一支廣告作品，接著是Panasonic電池廣告，口碑都不錯。之後廣告邀約接連而來，直到「黑松沙士偷渡客唱國歌篇」爆紅，再加上「京都念慈菴喉糖林美秀哭倒長城篇」，奠定了他拍搞笑廣告的地位。
「唉，高級車那些廣告都不會找我。」那幾年，全台灣的泡麵廣告幾乎都是陳玉勳拍的。
為找投資捲入中國議題，相信民主自由必須守住
雖然投入廣告產業13年，陳玉勳的電影夢始終沒有消失。2010年，自稱不甘寂寞的陳玉勳開始意識到人生短暫，應該為自己留下作品，於是重返電影創作。「因為我年輕時喜歡搖滾樂，本來想寫一個重金屬樂團吉他手，對生活很不滿，跑到漁村躲起來創作，後來跟村民、漁民、賣菜的組團。」
正準備寫細節時，電影《海角七號》上映了。「大家都在同一塊土地長大，我想得到的，別人也想得到，只是我慢了一步。」
2013年，《總舖師》強勢上檔，全台票房突破3億元，成為他至今最賣座的電影作品。
2017年的《健忘村》，因部分中資因素，讓他必須發表「沒有台獨理念」的聲明。「我一開始並沒有要進中國市場，但在台灣找不到搭景空間，故事就發展到對岸，資金需求變大，只好找投資。」他回憶，當年兩岸電影交流仍屬習以為常，合資合拍很流行，不會考慮到政治因素。但每一部電影都有它的命，《健忘村》跌了一大跤。
「那段時間網路上很多人罵，中國人罵、台灣人也罵。」陳玉勳說，只要心裡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就好，別人誤會不重要，「不認識的人罵你，你幹嘛在意？我只要對得起投資者。」
陳玉勳說，就像反核是個很好的理念，所以參加柯一正導演發起在凱道上排「人」字抗議活動，「我排在交叉點，生殖器官的位置。」他笑說，毫不後悔。這20、30年世界變得很快，「但我一直覺得，不管將來怎樣變，民主、自由一定要堅持守住。」
所有的辛苦，都被劇組的感謝安慰
講到民主自由，話題再回到《大濛》。拍這樣的電影，演員會不會擔心未來不能去中國拍戲？
「完全沒有。」陳玉勳說，大家都很希望參與，「整個劇組對這部電影是與有榮焉、感到驕傲的。」殺青時，不少工作人員向他道謝：「謝謝你寫了這樣的劇本。」「這是我第一次拍電影，被工作人員感謝。」陳玉勳感心的說，所有的辛苦在那一刻都被安慰了。
「片尾最後，為何不讓趙公道等阿月從診間出來，便自行離去？」我用這個問題來結束今天的訪談。
陳玉勳解釋，他們當年只相處2天1夜，50年後再見，只怕尷尬、無話可說。「況且趙公道被關過，會自卑；看到阿月的女兒但不知道阿月的老公已死，內心想法應是：不想要再打擾阿月了。趙公道70、80歲了，親眼看到對方過得好，已是了卻一樁心願。」
陳玉勳坦承，趙公道的自卑，其實就是他自己內心的寫照。「如果我40、50歲寫這個劇本，一定會拍成大家期待的版本： 趙公道等阿月出來，一起去喝咖啡或公園樹下聊天云云。但我現在60幾歲了，心境就停在那個結尾。」
這陣子陳玉勳接受太多訪談，能問的、該說的都可以在網路上看到。訪談尾聲，我加碼了一個冷門問題：「字幕為什麼寫『我們都是別人的風（光）景』？風景與光景的差異是？」
陳玉勳解答說，電影的台語指導老師表示，當年說的光景就是風景。也有另一說法是「窮人說光景，富人說風景」。
解嚴至今，白色恐怖電影仍少人敢碰
最後再回到「累」這件事。「寫劇本、籌備、拍攝都很順利，但剪接3個月、後期特效做了1年半。」等到拷貝完成、上映在即，陳玉勳的焦慮卻湧上來：會不會被觀眾罵？票房會不會只有200、300萬元？「焦慮造成我的心累。」
幸好上映後反應不錯，還吸引不少年輕觀眾進戲院。他念大學的兒子也帶同學去看，驚訝於阿公阿嬤的年代竟然沒有冰箱、電話、網路與摩托車。「學生也許看不懂人情世故，但至少知道以前的生活很辛苦。只要願意關心過往歷史，我拍這部電影就值得了。」
陳玉勳強調，《大濛》其實是在談轉型正義。相較韓國，他們完成轉型正義，才能拍出許多政治相關電影，例如描寫光州事件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大賣座，全國有5分之1人口進戲院觀看。
「我拍《大濛》，有一派人說太政治、太沉重，另一派人卻說太膚淺、沒有深入探討白色恐怖。兩個區塊的人都罵我，問題就出在轉型正義沒有成功。」
有人說，陳玉勳拍這部電影很勇敢。「你去問韓國導演，拍電影需要勇敢嗎？不用嘛。」陳玉勳說：「為什麼我在2025年拍這樣的電影，卻被說很勇敢？這代表白色恐怖還殘存著。」台灣解嚴38年，電影拍了成千上萬部，但談白色恐怖的作品不到10部。「大家不碰，我來碰，卻又要被罵？」陳玉勳說，轉型正義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但他要用自己的觀點、苦中做樂來做，也鼓勵其他人用別的角度來做。
最後我問他：「勳導，你是個搞笑的人嗎？」
陳玉勳回答得很乾脆：「我很喜歡搞笑，喜歡讓別人快樂。管你尊不尊敬我、看不看得起我，我就是要搞笑。」
那是一嘴的篤定。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4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