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院、曾經任職朝日新聞社的川本三郎，因為「朝霞自衛官殺害事件」新聞取材，採訪了殺害自衛隊軍官的思想犯K，冒著被捕入獄的風險，堅持保護消息來源，因而失去新聞記者工作。後來他在其著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My Back Page），寫下這樣一段話：
時代一點都不溫柔。那個時代的象徵，說起來就是經常在下雨，路障底下都淹水。因為時代一點都不溫柔，所以才反過來追求『溫柔』……在現實中的理念，暴力這東西成了非暴力，非暴力的東西卻成了暴力，當下存在著『溫柔』的悖論。『我們』在戴頭盔和持棍棒的『暴力學生』中看到真正的『溫柔』，在高舉『反對暴力』常識性標語的『一般學生』和大學當局，或媒體和輿論中，反而看到暴力。
平日正午，看完電影《流麻溝十五號》走出戲院時，長達一週的雨天依然讓台北街道濕漉漉，我想起川本三郎書中的這段話。
《流麻溝十五號》：超越恐懼的溫柔
看電影之前，有很多擔心，電影最後跑字幕的時候，突然鬆了一口氣，一時之間，自己也不知道鬆一口氣是為何，可能是安心或放心吧！我沒想到是這樣一部電影，我原本以為有更具象的控訴，有好人與壞人，有力道很重的眼淚與悲傷，但是沒有。電影極其溫柔，溫柔到惡人也有可憐之處，而良善的人在無能為力的時候，還想要保護對方。
看這種題材的電影，最難回答好不好看。好看與否跟個人想要從電影取得得什麼回饋有關。很好笑、很好哭、很刺激，或是因為有自己鍾愛的演員或偶像參與就覺得其他構成電影的要素完全不重要了。在這種狀況之下，要說好看或不好看，真的很難。
我對電影出現的那些角色一點都不陌生，雖然對白色恐怖的認識與研讀即使已經有超過20年的時間，但是就整個年歲的縱深來看，還是來得有點晚。像我這樣在戒嚴時期受教育的世代，歷史課本不會告訴我這些，長輩或基於恐懼往往閉口不談，即使西元2000年前後在找尋史料的過程還是有點吃力。有一年我幾乎每週都去南京東路的吳三連基金會圖書室與中和台灣圖書館，那時驚覺許多口述歷史早已開始，甚至整理成冊。每每進入圖書室的時候還是白天的燦爛天光，離開的時候已是華燈初上，我常感覺書裡那些受難者跟著我回家，惟不覺恐懼，我不至於膽大到沒有察覺心境與周遭氣氛的異樣，但是將那些故事消化之後再寫成文字，才理解超越恐懼之外的，其實就是溫柔。
身歷其境台灣的歷史傷痕
電影如實反映了那個年代的台灣，有各種語言各種腔調，從1945年終戰之後，國民黨接收大員抵達松山機場，到1950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白色恐怖當時，套一句現在用詞，台灣根本是語言大亂鬥的時代。活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只懂日語、台灣話、客家話、原住民語，我外公的幾個兄弟因為戰爭時期去到廈門跟上海，回到台灣之後剛好可以充當通譯，這是歷史事實，不像戒嚴時期的愛國電影，連日本人都說北京語，台灣人角色還需要配音說著捲舌音。
或有評論認為電影憑什麼去詮釋歷史，寫出這樣評論的人，或許未曾有過閱讀受難者或受難家屬口述歷史的經驗與動機。某些角色已經很明顯是實際存在的人物，如丁窈窕、蔡瑞月、王荊樹，更多角色的身上起碼都掛著一到兩位真實受難者的容貌。我反倒覺得編劇和導演選擇了溫柔的手段與視線，平靜去訴說一個個從人性的勇敢與脆弱出發的故事，沒有評斷，讓觀看的人自己去消化。
然而電影具象的畫面還是給我相當大的震撼。我閱讀舅舅的回憶錄《青島東路三號》，從最早的版本《霜降》到出版當時的校對稿，已經好幾次了，但是看到他書中所描述的，在燕子洞看蔡瑞月跳舞，伙房採購的時候撿到剪報知道韓戰的進度，聽說火燒島居民被警告這些思想犯比殺人放火還要恐怖，以及去海邊敲打很重的石頭回來蓋監獄關自己。原本透過文字想像的畫面，到實際坐在影廳目睹的畫面，彷彿看的不是電影，而是身歷其境。
反抗的最高境界，是微笑以對
川本三郎借用了切格瓦拉的一段話：「讓所有『對任何不義之事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川本三郎延伸了切格瓦拉那段話，認為「對任何不義之事氣憤填膺」的「溫柔」，其實就是追求「正義」的心。
每次有這類題材的戲劇出現時，都希望各種討論不會是曇花一現，即使是意見相左，倘若可以心平氣和，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些改變。而今我們在網路以各自堅持的想法去爭辯或互相說服，並不會被送去火燒島思想改造，我想起電影之中的嚴水霞寫給杏子的信，「犧牲，會帶來力量。當犧牲來臨時，我們微笑以對，因為這是反抗的最高境界。」
時代一點都不溫柔。對任何不義之事能夠義憤填膺，甚至做出犧牲，而今看來，卻是那麼巨大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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