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的世代，不管是求學過程還是家族長輩之間的言談，從未出現過228。比起禁忌，更像是恐懼。也因此，有一年在原為台北放送所的228紀念館牆上看到家族長輩的姓名出現在某段口述歷史文字時，228一下子近逼到眼前，從此之後，開始一個人的228儀式。在每一年的這天，重看電影《悲情城市》，或去大稻埕散步，僅僅是個人的安靜儀式，逐年逐年，沉澱出新的想法，和新的責任。
在228當天看《悲情城市》，還有隱藏其中的歷史禁忌
第一次看《悲情城市》應該是在戲院，可惜太久了，忘了是哪家戲院。當時覺得很震撼，雖然已經解嚴，可是整個政治與社會風氣還有威權的影子，有膽量拍這種題材的團隊真的不容易，倘若不是先在威尼斯影展得獎，恐怕沒辦法如期上映。
爾後好幾年，年代電視台都會在228當天播放《悲情城市》，後來不播了，我就買來DVD，228這天重新看一次，當作自己跟自己的約定。
據說這部電影最早原本打算找周潤發和楊麗花來演，之後變成梁朝偉，因為語言的關係，九份林家末子是個必須靠筆談溝通的聽障角色，但我仍舊覺得這是梁朝偉從影生涯最好的作品。
電影裡面有幾幕當時的文人在九份酒家聚會的情節，詹宏志、吳念真、張大春、小野客串，把酒唱著「九一八，九一八」，一開始，我以為是「酒一把，酒一把」。詹宏志在裡面飾演的角色，是為了打聽遭到逮捕者的安危而奔走的「林老師」。
之後閱讀許多口述歷史，才知道《悲情城市》裡面有許多情節暗藏時光錯亂的痕跡，故事與角色人物低調借位了228與之後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群像，畢竟是那樣的時代氛圍，已經做了最大限度的表白，把歷史禁忌偷偷放進來，都是冒險。
電影有一段情節，梁朝偉飾演的寫真館攝影師林文清被捕，每天看著獄友被點名，隨即抓去槍斃，獄友有人唱著歌，同樣的情節也出現在侯孝賢另一部作品《好男好女》，據說都是參考藍博洲的書，而藍博洲是參考顏世鴻醫師的回憶錄。
顏世鴻醫師是我舅舅，我去打探這件事情，他呵呵笑，給我兩本他自費印刷的回憶錄《霜降》和《上海上海》，這兩本回憶錄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許多史料研究的參考，霜降的內容歷經好幾度補述改寫，在2012年以《青島東路三號》為名，正式出版紙本與電子書。書中提到電影出現的情節：
10月14日，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李蒼降，還有汐止支部書記唐志堂先生，當天的死刑三名。我一直坐在窗口看他們三位，鍾浩東知道他太太在二樓，當時只注視往樓上微仰著頭，手已上銬，一手提小包袱，一手慢慢搖動，算上道別，這是永別，無限的叮嚀，無限的別情，流露在那寂靜而似瞬間停擺不動的時空，流露在他們的眼神，而我們的眼眶也酸濕了。那被銬的右手，微豎而慢慢搖動的告別，鍾先生唱著他喜愛的〈幌馬車之歌〉……
回憶錄裡面還提到當時同案被捕的許強醫師，被押往馬場町時，邀同車槍決的人一起唱著〈國際歌〉，開車的司機因為驚嚇過度而出了車禍，但他們也因此被曝屍馬場町一天，不准家屬收屍。白色恐怖落難的郭琇琮醫師在留給某人的腦神經學日文翻譯書扉頁背面寫著：「如此緻密銳利的大腦，也敵不過一粒子彈。」
走趟大稻埕，與當年歷史對話
228與白色恐怖時期，罹難的台灣菁英固然不少，外省籍人士倘若與共產黨牽扯，照樣躲不過，一整個世代的悲情，至今仍有許多長輩對當時的事情噤聲。
舅舅在台大醫學院就讀期間被捕，法官問他加入地下黨動機，他說「我只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者而已」，結果法官回他：「有了理想就產生信仰，有了信仰就產生力量，有了力量就要顛覆政府。」舅舅在回憶錄寫，法官的聯想力真好。
這幾年的228，我會去大稻埕散步，僅僅半天的時間，想辦法跟歷史事件進行時空對話，彷彿寧靜療程。通常先去蔣渭水醫師的大安醫院舊址，站在廊下看著整條延平北路，想像日治時期的《台灣民報》就在眼前打包，分送到台灣各地。從那裡轉個彎的南京西路上，憑弔已經消失的蓬萊閣跟天馬茶房，每一年，在天馬茶房舊址前方豎立的228事件發生地紀念碑，總會出現幾束花，有些人獨自站在那裏靜默不語，或幾個人路過，安靜讀著紀念碑文字。2019那年，有人在網路號召一個名為「帶一朵花去大稻埕散步」的活動，那年我遇到不少揹著背包、拿著網頁下載的地圖，在大稻埕周邊散步的年輕人，之後那朵花就放在紀念碑前，說起來那也不是紀念碑，而是歷史時間軸的印記，一個每年都讓我想要重返的地方。
228成為連假代名詞或某些商家促銷專案的代號，但我真的說不出228假期愉快或228特惠這麼殘忍的詞彙，尤其站在228發生地，看著對街的法主宮廟，有很多感觸。
我們有責任讓不公不義不再發生
今年，2022年，Covid-19疫情發生的第三年，長時間陰雨的台北，出現二月天難得的高溫豔陽。照例又來到大稻埕，依然站在事件最初發生地的騎樓底下，除了花束，除了白色圓形蠟燭，還有一個小桌子，放了三杯手搖飲料，一隻還冒著熱氣的烤雞，幾炷清香，不知道什麼人的心意，雙手合十的瞬間，好想哭。
當時被捕抓，上了軍方卡車就沒有回來的人，許多都是台灣社會菁英，他們走的時候，有人還穿好西裝，跟家人說，去解釋清楚之後應該就可以回來，很多人都只有30、40歲，醫生、老師、律師、檢察官、大稻埕的生意人，或是意見領袖，或是有文化底蘊和民主思維的紳士，許多人在日治時期還是蔣渭水醫師為首的文化協會成員。我內心想著，所謂的紀念，不是放假出遊，而是後來的世代有責任讓不公不義的事情不再發生，希望此時的台灣有讓犧牲者感覺欣慰驕傲的地方 ，我們有好好捍衛著當初他們離開時未盡的理想與犧牲的價值，不至於讓他們失望才好，否則真是羞愧。
除了《悲情城市》，還有大稻埕散步，有時候延伸到228紀念公園，或是走更遠去到南海路的228國家紀念館。沒有揪團，這是我一個人紀念228的儀式。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3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