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屋敷位在台北車站與市民大道之間，日治時期的北門町19號，是當時台北知名的料亭，前方就是通往台灣神社參拜的敕使街道。
由於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逸仙曾經搭船經由台灣前往日本，在梅屋敷短暫停留幾日，因此梅屋敷在戰後由國民黨指定為「國父史蹟紀念館」，原本的日式庭園也改建成蘇州園林造景。
其實，在228發生之後，梅屋敷經歷過關鍵性的一晚，曾經有機會改變台灣命運。
梅屋敷和吾妻旅館
提到梅屋敷，必須從一對母女說起。1896年7月，清朝割讓台灣予日本殖民統治的翌年，藤井なみ帶著女兒藤井登美惠渡海來台，起初在一家名為「東」的料理店工作，約莫半年之後，從老闆手中接下經營權，改名為「吾妻」，算是台灣會席料理的始祖。吾妻料亭的美味普獲好評，生意大好，1905年12月，藤井なみ與大和辰之助投資成立了敕使街道上的「梅屋敷」，成為當時達官顯要、政商名流宴客的首選，到了1911年，藤井結束吾妻料亭，併入梅屋敷經營。
到了1913年，藤井在台北市表町2丁目13、17番地，興建了兩層樓的純日式「吾妻旅館」，與對面的台北鐵道旅館，堪稱「台北驛前」左右對稱的兩座和、洋大旅館。吾妻旅館由藤井なみ的32歲長女藤井登美惠一肩扛起重責，吾妻旅館在高雄與臺南都有支店，高雄的建物至今仍然存在，而臺南支店後來改名「東屋旅館」，終戰之後拆除，改建為現在的「台南飯店」。
藤井登美惠在1925年過世，因膝下無子，母親決定將吾妻旅館交給養子藤井悟一郎經營，悟一郎是梅屋敷合資老闆大和家的第五個兒子，自東京農業大學畢業之後，進入高砂麥酒株式會社釀造部工作，5年後因為藤井登美惠過世，意外接下吾妻館的事業，之後還當上台灣旅館組合聯合會的副會長。依照目前梅屋敷現址的國父史蹟館資料記載，梅屋敷所有人大和宗吉，與悟一郎其實是兄弟關係。
根據財團法人中山文化學術基金會出版的《中山先生建國宏規與實踐》內文記載，藤井悟一郎回憶孫逸仙該次旅台，著黑色西服，不多言語，食量不多也不嗜酒，隨行除有日人保護外，台灣總督府也派憲兵在門口警戒，似是禮貌接待，也不乏監視意味。停留時間短暫，但還是見到興中會與同盟會時期的同志，包括翁倩玉的祖父翁俊明。
根據2019年2月13日自由時報的報導，行政院黨產會調查發現，梅屋敷在終戰之後，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日產接收委員會秘書處接收，做為招待賓客之用，但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以紀念國父史蹟需要，要求長官公署將梅屋敷移交省黨部使用。根據移交清冊，國民黨不僅無償獲得梅屋敷建物及土地，也取得6箱金屏風、80本卷軸、14張茶台、電動機馬達幫浦1台和全部食器。梅屋敷移交台灣省黨部後，改稱為「新生活賓館」，由1946年簽訂的「新生活賓館」承租契約內容發現，部分空間變成「黨員遊藝室」，其餘房間以1萬元租給吳子瑜經營，另收2萬元捐獻紀念館費用，房屋修繕則由承租人自行負責。到了1995年3月由台北市政府以6.5億元向國民黨「徵收」，改成現在的逸仙公園。
228之後的梅屋敷那一晚
1947年，台灣發生228事件，當時不比現在有網路傳播，許多訊息要透過電報和書信，直到事發4天後的3月4日，中國上海的台灣人陸續獲知此事。根據戰時情報人員「長江一號」張錫鈞的回憶錄記載，當晚8時，在滬台灣人在老靶子路台灣同鄉會召開台灣旅滬6個團體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由6團體組成「台灣228慘案聯合後援會」（原訂名為「抗議台灣228慘案暴行委員會」），隔天在大西洋餐廳舉行媒體記者會，報告慘案經過，並發表旅滬台灣6團體聲援228的《告全國同胞書》。3月10日，旅滬6團體抵國民政府所在的南京召開記者會，詳述自抗日勝利以來台灣經歷的種種與228經過詳情，之後「南京台灣同鄉會」也加入，會後由京滬7團體組成台胞請願團，向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作家白先勇之父）進言，建議先派台灣各團體代表赴台灣瞭解情況，與陳儀談判，白崇禧表示原則同意。3月11日，由國防部長白崇禧下令，南京空運大隊派出專機，自南京起飛，先在上海龍華機場降落接人，載送南京和上海台胞組成的慰問團赴台。代表團成員包括張邦傑、楊肇嘉、陳重光、張錫鈞共計11名台灣籍代表，同機成員還有國防部人員和媒體記者，當天下午5點左右，降落台北松山機場。
根據隨團記者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報導，形容下機之後看到的台北街景，充滿戰爭氣氛，武裝軍憲滿佈崗位，軍用卡車裝著機關槍穿梭示威，商店和民宅都關上大門。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命令嚴查行人，大街上如果三人以上走在一起，即可開槍射擊。
代表團成員張邦傑與張錫鈞兄弟出身高雄旗後，先祖為英商怡記洋行的華人買辦，日本殖民時期因為加入文化協會遭日警盯上，舉家遷往廈門，以堂兄張錫祺創辦的光華眼科作為掩護，在抗戰時期從事情報工作。張邦傑是戰後國民政府前進指揮所的台灣接收大員，經常與陳儀意見不合，曾經被關在青島東路三號，之後被陳儀逐出台灣。兄弟倆原本打算抵台之後下榻舊識「大東銀行」陳煌與陳忻兄弟府上，殊不知陳煌在228之後已逃至上海，陳忻遭逮捕失蹤。一行人只能由官方安排下榻行政長官公署對面的「新生活賓館」，也就是梅屋敷原址。
抵達之後，國防部人員立即持國防部長簽署的文件，過街到行政長官公署與陳儀見面。代表團成員在原地等候期間，賓館周圍高地均已佈滿崗哨，內外派有大批憲兵和便衣密探，禁止代表外出並不得與任何人接觸，一舉一動都在刺刀槍桿「保護」之下進行，連上廁所也有持槍士兵緊盯不放。賓館女侍哭喪著臉，主人吳子瑜老先生縮在長廊深處，神色慘白，活活勾描出「驚弓之鳥」的可憐模樣。據張錫鈞回憶，在軍警嚴密監視下，仍有幾位代表的親友化妝混進賓館。
深夜11時左右，陳儀派秘書長前來談判，代表團發言人張邦傑提出「懲辦台灣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省長以外，一律民選」「即時撤銷戒嚴令」等三個要求都被拒絕，陳儀並下令隔天早晨9點鐘，所有代表原班機離開，代表團成員一旦踏出賓館大門，安全自負。
根據張錫鈞的回憶錄記載，12日早上，台灣警備司令柯遠芬一臉殺氣前來，對張邦傑施以「特別的禮儀」，有意扣留，被一同來台的楊肇嘉拉開。而根據文匯報的隨團記者描述，「柯遠芬突然惠臨，帶著護衛，戎裝直入，大家看這神氣，一定是來抓人的了。他坐定之後，請慰問團團長張邦傑去談話。張先生從迴廊的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中，慢慢走去時，前擁後護，有似犯人起解的情形。」柯遠芬聲稱，3月20日以前，完全可以用武力鎮壓台灣民眾。
代表團離開梅屋敷，坐上長官公署的公務車時，憲兵持槍實彈，左右兩排，作射擊狀。隨行記者在文匯報發表的報導寫下：「女侍將行李一件一件恭謹地送上，有一個天真的台灣姑娘，不識時務地用她初學會而不熟的國語問著，『幾時再來？』這時大家心緒如麻，也只得黯然無語了。」
軟禁與忌辰的巧合
那天是3月12日，恰好是國父孫逸仙的忌辰，代表團搭著車子經過空無一人的街道，瞥見緊閉的門口斜插著國旗，記者想起孫總理在天之靈，看到台灣這光景，不免也要痛哭失聲吧！
在文匯報的報導之中提到，代表團抵達梅屋敷時，遇到的當地人，全都歡呼「救星來了」，將他們奉為上賓。因為無餘屋可住，還開了國父史蹟館給他們借宿，沒想到，竟被軟禁了十數個小時。在台北所收集有關228事件的報紙資料，上飛機前均被搜查沒收。
代表團遭原機遣回中國之後，於3月13日在秦利酒家召開記者會，報告國民黨在台灣大肆屠殺的真相，翌日這消息陸續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大報紙曝光。15日又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行記者招待會，代表600萬台胞鄭重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指責陳儀對台民的報復行動，19日再度致電行政院長于右任重申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建議。台灣228慘案後援會直至1947年5月陳儀去職離台才解散。
在梅屋敷被軟禁十數小時的成員之中，楊肇嘉在1949年自中國返台，出任省府委員與民政廳長。陳重光是台灣養樂多董事長，也曾擔任台視董事長，省議員跟市議員，中華職棒會長。張錫鈞在1949年之後選擇留在上海行醫，文革時期遭下放青海，晚年獲得平反，過世之後葬在上海龍華公墓，自梅屋敷那晚之後，終其一生沒有機會再回到故鄉台灣。
代表團團長張邦傑，戰後與陳儀關係緊張，經歷過入獄、逃亡，228發生之後在上海南京奔走，替台灣發聲。蔣介石派遣21師在基隆登陸的消息，就是由他打電話到迪化街巫世傳住處，請大家務必提前因應。在終戰之初，他曾經是前進指揮所位階最高的台籍人士，也曾經是省主席的有力人選，他是戰後創建台灣省政治協會的中堅份子，而該協會的許多台籍菁英，卻在228當時加入各地處理委員會，努力維護社會秩序，卻因此喪生於槍口之下。
72年前的梅屋敷那一晚，原本有機會讓228死傷不再擴大，台灣歷史或許可以重寫。而今回首，真是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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