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教育觀認為，孩子、學生本來就該有說錯話、做錯事的機會，在錯誤中的學習最是珍貴，但到今日，仍有許多長輩會說：「囝仔人，有耳無嘴。」「飯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說。」這是為什麼呢？
來自中國大陸的公益家寇延丁女士認為，這也許與台灣「從未」走遠的白色恐怖陰影有關。而這衍伸出的「恐懼」，又對我們造成何種深遠的影響呢？
恐懼是什麼？
當台灣媒體洋洋得意的引用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數據，自傲我們為亞洲第二自由的國家，但在英國的經濟學人智庫（EIU）的統計中，台灣卻長久維持在「部分民主（Flawed democracies）」階段，其中拉低平均的指標為「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即使在公民課本裡，「民主」與「自由」理當相輔相成，但臺灣卻成為當中的特例──一個擁有極度自由、卻有缺陷的民主國家。
寇延丁女士在2014年因關注香港佔中事件而「被失蹤」了128天，為了讓世界知道，中國當局是怎樣以如同小說《一九八四》的激烈手段對付異議份子，她小心翼翼地將手稿送到台灣，在去年年底出版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已在中國出版多本暢銷書的她，卻驚訝地發現，號稱自由民主的台灣，竟有多家書局因議題敏感、擔心形象而婉拒出版。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鄭有傑導演於民國100年拍攝的短片《潛規則》，他諷刺著泰半媒體人前仆後繼地向人民幣靠攏的現象，但，藝術作品不是本來就該不設限嗎？這些人在對「共產黨」的恐懼下放棄了，午夜夢迴時，他們又是怎麼看待自己的呢？
「噤聲」的陰影至今尚存
在台灣，許多人為避免被貼上標籤，對二二八、民主討議題抱持充耳不聞、事不關己的態度。除了證明台灣媒體之劣質、政治環境的不友善外，或許也能進一步解讀為一般人對於「政治」的恐懼。
被貼上標籤又會怎樣呢？對於大部分人真的是會怎樣的，因為二二八、白色恐怖時代，「表達意見」會付出代價的夢魘，已從爺字輩、父字輩，「傳承」到了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那個對「參與政治將會付出後果」的「恐懼」，在當代資本主義之下更加放大，深深影響了我們的行為模式。
當我們期待著保有「自由」時，卻不願意為「民主」盡一份心力，這份自由，又有什麼可能會長久呢？
被抹煞的感受教育
回到教育現場，無論是國中、高中課本，雖皆對民主概念做了介紹，不過到了考試時，考題卻永遠集中在複雜的「政治制度」與「選舉制度」上，有人說這是因為選擇題的侷限，還有為了考出鑑別度等等，但我卻認為，這可能正是存在每位教師心中的「恐懼」在作祟。我們都害怕著與學生討論「民主」可能帶來的後果，如此也造成「民主教育」的核心價值淪為空話。
台灣有不少與民主相關的展覽場館，即使不能到現場，但在教師們深度瞭解、準備後，也能在教室中帶給學生體驗的機會。以台北景美人權園區為例，口字型建築物，過去曾是政治犯的地獄，每天當天未亮時，準備被槍決的人，拖著長長的鏈子「鈴～ 鈴～」走向生命的盡頭時，獄警不替他們用鑰匙解開鏈子，反而用鐵鎚將腳鐐、手鐐大力敲開，除了讓伏法的犯人再受苦外，更重要的，是讓那「吭！吭！吭！」的嚇人回音，迴盪在建築物中，一層又一層地堆高每位受刑人心中的恐懼。
「有感」的民主教育，並不是教育部要求繳交的精美教案，而是有賴每位教師以理性的思維、感性的引導，在這過程裡，也許仍會被「恐懼」綁票的人們的質疑，但這溝通、突破的過程，反而也將成為最好的民主示範。
還給學生「感受」的權利吧！唯有當學生深刻感受與體驗，並深刻了解到「民主之得來不易」後，我們才能期待他們會珍惜台灣自由民主的美好。
人人成為積極公民
「參與民主」這詞，已被藍綠的惡鬥抹上爛泥，變成獲得政治利益的同義詞。當一個個過去的革命鬥士、理想主義者，因為絕對權力而絕對腐化時，我們即使靜默，卻共同承擔著後果。
「參與民主」不是個名詞，而是每一個獲得自由權利的人，所必須盡的義務；台灣人稱羨的瑞士「直接民主」，正是一個絕佳範例。
在台灣，除了民主議題，那從沒消逝過的食安危機、受阻的婚姻平權、忽視的勞工權益、到與藍綠政府友好得已持續破壞台灣山林的水泥工廠……，每一個議題，都與我們後代子孫息息相關。只有當我們每一個人，正視並面對過去那共同的傷痛、恐懼時，轉型正義、公共議題才有重新開啟對話、找到共識的可能。
二二八、白色恐怖已成歷史，是時候讓我們面對過去的擔心、受怕，將其昇華為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及的「怕被更糟糕的人統治」的恐懼，一起成為讓台灣更好的積極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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