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生育率屢創新低，引起大家對「生不如死」現象的擔憂，政府各部門想盡辦法鼓勵育齡男女懷孕生子。但是懷孕了，不一定等於生產。當全世界都在喊催生時，很少人關注到這些好不容易懷孕後，卻經歷自然流產的女性和她們的伴侶。
長期以來，自然流產一直是個隱默的議題，大家不敢說，對此認識也很少。近年我在課堂上和工作坊中聽到不少人誤以為自然流產都是因為孕婦被人從樓梯上推下來，這樣的刻板印象顯然是受到電視節目誤導。其實，自然流產發生原因的很多，最常見的一個是胚胎／胎兒的染色體異常，但臨床上找不到原因的狀況也很多。
根據國際統計，自然流產的發生率大概介於10～30%之間。在英國的比例約是25%、丹麥28%，台灣歷年「家庭與生育調查」中女性自述曾有過自然流產的比例，則大概是介於11～18%之間。換言之，自然流產的比例不低，我們卻很少聽到身邊的親人朋友小產了。這一部分也是因為傳統常把流產歸咎於：孕婦的行為冒犯了神靈、吃到不該吃的東西、或本身身體缺陷……不論是何種解釋，都常讓女性成為代罪羔羊，有苦說不出。
流產女性的哀傷與社會忽視
醫學中，「自然流產」指的是胎兒在母體外能自行存活之前發生的自發性妊娠終止，在台灣是以懷孕20週以前發生的自發性妊娠終止而定（其他國家也有的是24週～28週）。不過超過80%的自發性流產是發生在懷孕的前12週內。臨床上常會用懷孕失敗、自然淘汰等觀念來解釋自然流產，但這是其實是從「活產」──亦即是懷孕的生物性功能，生小孩──為目標的思考邏輯，日常生活或媽媽社群、備孕社群則多稱「小產」，指的是沒有足月前的懷孕流產。
我認為台灣媽媽社群們口中的「小產」，在身體經驗上與跟失去寶寶的社會關係上，有很重要的意義。以自然流產來說，女性經歷到的並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自然淘汰的詮釋是以果來推因，認為沒有活產的都是被自然淘汰，這是功能主義生物演化論的詮釋，但誰希望自己的小孩是被自然淘汰掉的？
關於自然流產當事人的經歷，需要更多聲音。但我也注意到，目前發聲的大多是後來再次懷孕和生育者，但事實上有許多人經歷了多次流產、目前仍在努力中，也有人最後仍無法得償所願。這些當事人可能礙於各種因素而無法現身（聲）。
自然流產對許多女性來說大多是非預期的結果。對非計畫性和無預期懷孕的女性和伴侶來說，自然流產的突然發生可能帶來錯愕，卻有可能減輕了生育選擇的壓力。但是，對更多期盼與備孕許久才懷孕的女性和伴侶來說，小產除了有生理上與心理上的痛苦，哀傷與自責也往往伴隨而來。在我的研究裡，接受訪談的大多是後者。她們持續哀傷的時間從數月到數年都有，對身心影響甚巨。所以，自然流產是當代非常重要的健康議題。
當科技揭示寶寶死亡：靜默流產的震撼與衝擊
自然流產發生時，許多產科醫師的解釋是機率問題。雖然這樣的說法可以幫助女性從民俗文化的譴責中切割，但往往仍經歷「晴天霹靂」的不知所措。我的一位受訪者美琴分享，「醫生說就是一個早期的淘汰，可是找不到原因……」美琴小產後做了很多檢查，但一切都正常，只能被歸類於自然淘汰。
自然流產發生時，當事人往往迫切地想要知道「為什麼是我？」另一位受訪者君如提到，「可能大家都會說流掉的就是沒有那麼健康的胚胎」，醫生也跟她說是很正常的生物變化，可是她依然覺得很傷心，因為在產檢時曾聽到寶寶的心跳聲，她感覺「好像曾經是活生生的孩子，然後死了、去世了、離開人世了，那樣的感覺。」對她來說，這就是一種親人離世。在懷孕的那兩個月，她每天洗澡前都摸著肚子跟寶寶說話，所以小產後，洗澡變成令她非常傷心的一個生活場景。她懷孕期間與寶寶說話的習慣和因為懷孕所做的計畫與準備，都被迫中止。
有許多女性原本開心的跟伴侶去做產檢，卻忽然得知自然流產了。受訪者薇貞即是在例行產檢照超音波時，醫生突然說測不到寶寶的心跳。她當下感受到時間彷彿靜止。她和伴侶在診間看著醫師手持超音波探測頭來回在肚皮上滑動，在身體沒有任何出血或症狀前，醫師先以超音波發現了流產，醫學上稱之為「靜默的流產」（silent miscarriage）。
但很多女性主義者批評該名詞，指出這樣的流產並不是「靜默的」。因為對女生來說，她其實是先經歷了「科技死亡」的經驗──透過科技得知死亡（例如沒有量到胎心音），而非身體先感受到胎兒死去。所以當下其實是非常震驚、不知所措的。特別是在經歷「科技死亡」後，還要面臨後面的生理症狀（出血或排出胚胎／胎兒或血塊），或是手術的醫療介入等狀況，絕非完全「靜默」。
薇貞說，她跟伴侶當下知道自己流產時，除了震驚以外，還必須立刻跟醫療人員面對面討論如何處置，譬如是要藥物介入或是手術介入？在忙亂和不安的當下還要安排所有後續，包含她的工作、如何請假休息、如何告知身邊同事等等。
自然流產對女性的身心健康影響深遠，對她們的伴侶亦然。特別是男性伴侶，由於社會對男性的角色期待，是必須扮演勇敢、堅強、理性的人，故在自然流產發生後，許多男性必須承擔起所有的家庭事務、成為重組生活秩序的人。雖然他們在生理上沒有經歷懷孕和流產，但也因為科技的發展，可能在陪同產檢時從超音波螢幕看過胚胎影像、聽過及胎心音的聲音，與未出世的生命有親職連結，所以當自然流產發生時，也可能感受到喪親的失落。這些失落的程度與情況是因人而異，所以在理解自然流產的議題上，亦須納入男性的經驗和需求。
超越二元對立：重新理解女性與小產的關係
我們如何理解女性與小產的關係？美國女性主義學者Kate Parsons倡議我們以懷孕的「關係模式」（relational model）去理解女性在身體上和社會關係上，與腹中的胚胎／胎兒／寶寶的關係。她認為這種關係是因人而異，而非只有一種對立／非對立（pro-life vs. pro-choice）的關係。
在台灣女性的自然流產經驗裡，我們看到台灣社會裡長期有著另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如民俗文化中冒犯神靈招致懲罰的流產 vs. 得到神靈保佑的順產、生物醫學中競爭勝出的活產 vs. 懷孕失敗被自然淘汰的流產、傳統醫學中宮寒和氣血不足的流產 vs. 子宮健康和血氣充足的順產……在這些二元關係裡，充滿對女性身體好壞、胎兒優劣、以及個人行為正負面的價值評斷。
但在我的受訪者經驗裡，這些被視為失敗的懷孕或被淘汰的胚胎，跟胎兒對女性的意義其實有很多種。女性與懷孕之間不該只有這種對立的關係，更不該只以二元對立、懲戒或演化論的角度去思考懷孕歷程；而是要把女性與自己懷孕的關係放在中心位置，以Kate Parsons提倡的「關係模式」取徑，從女性身體的物質性或親屬關係去重新理解，肯認她們跟小產胎兒的多樣關係。
特別是當代女性與尚未出世的胎兒的關係，因為科技提早介入，如驗孕結果、超音波影像、人工生殖等等，使女性跟這些生命極短暫的胚胎也可能建立起緊密的身體與親屬關係。這之間所連結的生命與死亡等複雜議題，也無法只用成功懷孕 vs. 自然淘汰去理解。我認為我們要去理解生命跟死亡交織的流動性跟多重性，才能夠看到自然流產者與失去的胚胎／胎兒／寶寶間的多元關係面貌，以及對自然流產的不同詮釋。
如何從女性主義回應小產經驗？
當然，我們理解這些多重關係時，也有人會擔心會迎來一個矛盾：將胚胎／胎兒人格化後，其生命權（pro-life）未來是否可能就會在人工流產的戰場被放大，甚至威脅到女性的身體自主權（pro-choice）？
2021年3月24日，紐西蘭總理宣布國會三讀通過自然流產的女性和其伴侶可以請3天有薪的喪（親）假。這次修法重新定義了自然流產，它不只是失去懷孕，也被視為是喪失親人的歷程。紐西蘭的修法把自然流產定義為喪親，是將焦點放在自然流產者的身上，同理她們失去未出生的胎兒，等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親人，看重的是喪親之悲傷，所以是喪假，而非是關注生產事實的產假。這只是把重點放在哪件事情上的差異，並不是要在胚胎／胎兒的生命權上另闢戰場。
關於女性的小產、以及失去「當母親機會」的經驗，如Kate Parsons所強調的，無論是去關注女性與失去的寶寶的關係、或者是人格化這些在法律上還不具人格的胚胎／胎兒／寶寶，並非是要去挑戰女性的人工流產選擇權；相反地，去指認出女性的失落（loss）是什麼、她們認為自己與失去的胚胎／胎兒／寶寶的關係為何，並看到這個失落的關係背後的意義，才是捍衛女性主義的初衷──關注女性的權利和自主性。
另一方面，我必須提醒，也有些女性在懷孕早期並未與胚胎／胎兒建立關係，故對他們來說失去的可能還不是一個生命。換言之，從多元的關係模式裡，我們要看到女性自己賦予的各種關係，從她們的自主性出發，才能夠為女性發聲，理解女性的不哀傷，或為那些失去胚胎／胎兒／寶寶的女性哀傷她們的哀傷。
（作者為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理事、台灣蒲公英小產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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