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最近宣布終止外國人跨國收養中國兒童。此一政策變化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關上許多中國棄嬰可能就此改變命運的一道門。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的跨國收養來源國，大批中國棄嬰被美國、歐洲等富裕國家的家庭收養。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福利體系改善，跨國收養政策逐漸失去存在必要。然而，此一政策變化也透露中國社會工程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特別是長達35年的獨生子女（「一胎化」）政策造成的負面影響。
終止跨國收養：一個時代的結束
對於中國終止外國人跨國收養一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教授王丰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長達35年被稱為『獨生子女政策』的社會工程之最可恥篇章的結束。」
在2016年宣告取消獨生子女政策之前，嚴厲的罰款和懲罰措施迫使成千上萬個中國家庭遺棄嬰兒。王丰指出，中國並沒有承擔起照顧這些兒童的責任，而是把「允許外國人收養中國棄嬰」作為問題解決手段。
自1992年中國允許外國人收養中國棄嬰以來，跨國收養數量不斷增加，並且在200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根據《華爾街日報》引用英國學者彼得．塞爾曼（Peter Selman）的研究資料顯示，從2004年到2022年間，全球共有超過8.9萬名中國兒童被外國家庭收養。2005年是收養高峰期，美國家庭在該年度就收養了7,900多名中國兒童。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社會福利制度日益健全，國內家庭的收養意願提高，跨國收養逐漸減少。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跨國收養數量急劇下降，2021和2022年甚至出現跨國「零收養」的特殊狀況。
棄嬰改變命運背後隱藏的黑幕
曾幾何時，跨國收養幾乎是許多中國棄嬰改變悲慘命運的唯一機會。這些棄嬰大多數是因繳不起超生罰款、重男輕女觀念，或先天身心障礙而遭原生家庭遺棄。從福利院（孤兒院）到外國家庭，他們當中有些人因收養而徹底改變人生。
比如2021年東京奧運會上奪得女子100公尺蝶式游泳金牌的加拿大選手瑪姬．麥克尼爾（Maggie MacNeil），曾經是來自中國江西的棄嬰；2023年世界體操錦標賽女子全能冠軍的美國選手李娜（Nina Lee），也是被跨國收養的中國棄嬰。如果沒有跨國收養機制，這些中國棄嬰難以擁有這種宛如重生的機遇。
然而，這些「幸運」的故事背後，隱藏著中國收養系統的黑暗面。首先是獨生子女政策導致許多「超生」嬰兒變成棄嬰，而且大多是女嬰。其次，其中滋生權力貪腐尋租的惡行，例如湖南省邵陽市的「邵氏棄兒」事件揭露收養過程中的腐敗與不法操作。根據2011年《財新週刊》（當時仍名為《新世紀週刊》）記者上官敫銘的調查報導，當地計畫生育辦公室（簡稱「計生辦」）在執行政策時，強行帶走不符合規定的嬰兒，並勒索高額的「社會撫養費」，導致無法支付罰款的家庭失去自己的孩子。這些被強行帶走的兒童被送往福利院，並被偽造成「棄兒」，最終進入跨國收養的流程。2014年，本名龐皎明的上官敫銘以英文出版《邵氏棄兒》（The Orphans of Shao）一書。
這些兒童被統一改姓「邵」，福利院（孤兒院）和計生辦則從中牟利：這些被強行帶走的兒童在法律上被轉變為「合法棄兒」，形成一條龐大的販嬰產業鏈。福利院在安排外國家庭收養的同時，收取每名兒童約3,000美元的捐贈款，而計生辦工作人員也從中牟利。上官曒明的調查揭示，計生辦和福利院系統性地偽造文件，包括家屬自願放棄撫養的申請書和村委會證明等，將這些非法行為合法化，致使無數家庭在痛苦中失去自己的孩子。這個系統性問題不僅揭露了中國收養市場的灰色地帶，更反映了獨生子女政策加諸在許多中國家庭的暴力與歷史創傷。
跨國收養的終結及其餘波
不放過每一次為政策做宣傳機會的《環球時報》社評，讚揚中國政府已逐步構建完善的兒童福利保障體系，投入更多資源於孤兒撫養、康復和教育，並推出多項支持殘障孤兒的政策，鼓勵國內家庭收養，從而逐步減少了跨國收養的必要性。該篇社評指出，在這次宣布跨國收養政策終止之前，中國的國內收養已經占孤兒總收養量的9成以上。
此外，中國並非唯一停止跨國收養政策的國家。許多國家如衣索比亞和荷蘭，也因為收養過程發生的虐待和剝削問題而相繼停止跨國收養計畫。因此，中國這次的政策調整從人權角度應該可以正面看待，但也凸顯中國因面臨從人口「過剩」轉變為「不足」的迫切危機。
儘管跨國收養政策已成為歷史，但今後仍有許多挑戰需要克服，以確保中國的兒童人權。未來，中國仍需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確保每一位兒童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和關愛，不再因貧窮或計畫生育惡政等各種原因被原生家庭所遺棄。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