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大學就讀的系所，當時僅有一位女教授。老師未婚單身、沒有小孩，我們鮮少聽她說起學術工作以外的生活。在決定就讀博士班之際，我內心的焦慮除了來自異國生活的不確定性、學術訓練的高要求，還包括對於女性學術工作者想像的缺乏。我得藉由單身來宣示自己對學術工作的忠誠嗎？事業和家庭永遠是單選題嗎？
事業與家庭兼顧的迷思？
高等教育的擴張，以及性別平權意識的影響，台灣女性教育程度不僅普遍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特別是大專和大學）的比例甚至和男性呈現持平趨勢。我們這個世代雖然尚未完全翻轉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但更勇於藉由參與經濟、政治等公領域，挑戰和鬆動依循二元性別的畫界限制。30年來，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上升，2012年首度突破50%，之後每年穩定微幅成長。數字告訴我們，女人的天下不再只是家庭廚房。
我這個世代的女性，藉由教育取得專業訓練、累積實力，我們不再認為家庭是女人唯一的位置，同時期待在職場發揮能力並肯認自己。我們（曾經）相信事業的自我實現，不需拋棄人生中其他慾望的可能，像是：婚姻或是養育小孩。當臉書的營運長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鼓勵女性在生涯的追求挺身而進時，想要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只是迷思嗎？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蒂亞．戈丁（Claudia Goldin），以「沒有名字的新問題」描述相較之前的世代，現代人得更掙扎地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特別是女人。這不是美國女性特有的課題，也是此時此刻，台灣女性每日每夜的嚴峻挑戰。
性別的舊問題和新問題
當歷經長期的抗爭，女人終於得以進入男人支配的勞動市場，迎接我們的是薪資的差距、（曾經的）單身禁孕條款，職業的性別隔離、升遷時的玻璃天花板，這些因性別造成的困境還未獲充分解決之際，新的課題又悄悄來襲。根據《108年15-64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指出，38.15％的女性曾因結婚、生育（懷孕）或婚後其他原因離職，目前未工作的女性中，家庭照顧（22.35%）和料理家務（19.59%）是她們抉擇時的重要考量。量化統計數字的背後，是女性面對工作與家庭的矛盾和取捨，還有她們放棄的職涯，甚至是犧牲。
克勞蒂亞．戈丁以「貪婪的工作」（greedy jobs）貼切地形容當代職場的重要特徵。在資本主義極大化效益的運作邏輯影響下，企業或是組織強調員工的忠誠和奉獻，包括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的待命，以百分之百發揮其勞動的市場價值，並作為評價工作表現和升遷的標準。相對於男性，女性更容易因必須回應傳統性別觀念的期待，難以放任工作對家庭生活的蠶食鯨吞，無法成為符合管理高層標準的「理想工作者」。試圖想要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女性，往往必須放棄具有前景的職涯、管理位置或優渥的薪資，換取職場給予的彈性，在需要時，才得以從工作抽身處理家庭生活的種種「危機」。
貪婪的不僅是工作，還有母職。不想在事業與家庭間（更精確的說，成為母親）二選一的女性，我們得面對母職的新挑戰。社會學者雪倫．海因斯（Sharon Hayes）以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描繪當代母職的特殊性：做為母親，女人被視為是孩子最佳的照顧者，同時被期待要投入大量的勞力、心力、時間，甚至是金錢，即時精確地回應孩子的需求，以確保他們的健全發展。貪婪的母職想方設法地壟斷女人的時間、獨佔我們的身心。
當生活發生不確定的風險時，女人經常被要求控管或降低其對家庭造成的衝擊和影響。我們得透過時間的重分配和重組，在工作與家庭夾擊的縫隙中，找出生存策略。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與大規模擴散，為控制疫情，各種照顧服務和學校教育被迫關閉，相較於男性，更多的女性得在有薪工作中撐出彈性（甚至離職），以維持家庭基本日常的運作，凸顯照顧的重要性長期被忽視，理所當然地被看待為女人的責任，導致政策的設計與安排往往未能納入照顧觀點。
尋找解方：勞動與照顧密不可分
根據行政院《人力資源調查》，2022年女性擔任主管職（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的比例為29.1%。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女人在各個領域的領導地位，要和男性平分天下，還有很漫長的距離。
雪柔．桑德伯格在《挺身而進》一書，相較於對性別權力結構的輕描淡寫，她更振臂呼籲女性要改變自身的認知和行為，要坐在會議桌的前面，也要勇於爭取更高的管理職位，毫無畏懼。桑德伯格的主張，反映受到個人主義影響，新自由女性主義強調個別化的努力和經濟成就的重要，削弱對結構性不平等的批判力道，甚至強化對家庭照顧價值的貶抑。
從性別平權的觀點思考，安妮．瑪麗．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未竟之業》指出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不是女人特有的課題，而是關乎照顧的議題。近年台灣社會因照顧離職的人，除傳統預設的女性，多了男性身影。「流沙中年」一詞的出現，形容周旋於照顧責任和職場要求的透支人生，「親職化兒少」則描繪被迫提早長大的年輕家庭照顧者。這些現象告訴我們，無關性別、年齡，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或時刻，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或被迫成為家庭照顧者。
照顧的重要性和其價值的倡議不能僅停留於象徵意義，更必須納入職場的改革，如同克勞蒂亞．戈丁所主張，我們必須批判「貪婪工作」的價值，改變對既有長工時、隨時待命的工作模式的想像，兼顧事業與家庭才可能成為女性的人生圖像。
（作者為雪城大學社會學博士，女性主義者，也是11歲孩子的媽媽，目前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研究關心台灣的家庭看護移工，偶爾「不務正業」書寫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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