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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美妝的科技創新,能成為打開美麗大門的助力嗎?

在AI美妝技術的浪潮下,化妝是徹底的權力政治問題。 在AI美妝技術的浪潮下,化妝是徹底的權力政治問題。 圖片來源:sukiyaki/Shutterstock

在AI技術快速滲透到各個領域的潮流下,美妝界也迎來了AI創新應用,比如肌膚檢測儀(如理膚寶水推出油痘肌檢測儀Lancôme推出AI肌膚測量器KOSÉ推出肌膚導航儀)、虛擬色調檢測器和虛擬試妝(如NARS結合AR技術,推出可針對個人膚色給出建議的「專屬粉底和色號」,並查看虛擬妝前妝後的效果)、智慧上妝機(如萊雅集團的植村秀畫眉機)等。讓畫個「完美」妝容這件事變得更便利、也更易達成。

AI美妝的科技創新是否是一種福音?我們可以用「性別化創新」的概念來討論。所謂性別化創新,指的是在科技的發展應用過程中,納入性別的分析視角,藉由性別分析來達成科技的創新發展,並以之促成性別平等與正義。因此,此處之創新具有雙重意義:以科技的創新來鬆動與挑戰父權秩序,達成對性別實踐與想像的創新。以此觀之,要評斷一項嶄新科技是否具備性別化創新的精神,需要批判性的反思,它是否挑戰了既有父權規範下的性別秩序。

化妝還是不化,這是一個女性主義問題

AI美妝是性別化創新嗎?要回答這一點,首先得回顧女性主義與化妝議題間的複雜辯論。當女性主義致力於揭露父權社會施予性別角色的各式規範時,化妝究竟是一種對規範的臣服,抑或是對規範的回嘴,是這場辯論的核心焦點。

臣服論者認為,父權社會對性別角色──尤其是女性──制定了一套美麗的標準,以及美麗的等級制度。這套標準與美麗序列成為規訓女性的力量,甚至形塑和生產出女性對美貌的慾望和想像,使得女性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來管理、規訓、調整自己的身體,並以之作為評價和認同自己的憑藉,讓自己的身體溫順地服從於外部的社會規範,以符合父權文化的理想。

然而,回嘴論者認為,女性的化妝行動所意涵的,並不僅是對父權規範照單全收、無批判性地將自己打造成溫順的身體的行動;反之,化妝也是一種用以表達創造性、探索自我、舒緩焦慮和自我增強的賦權與療癒的實踐。因而,化妝也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語言的一部分,而女性主義又可轉換成為美容語言的一部分,透過兩者的聯繫來循環生產出對性別/性取向規範的挑戰。

當對於化妝究竟是種壓迫亦或挑釁與賦權的討論仍在持續進行時,AI美妝是否帶來解放性別的作用,也是需要持續探究的現象。然而,如果我們從其背後蘊含的權力角度來討論,AI美妝的發展確實需要我們更加審慎以對。

化妝究竟是一種對規範的臣服,抑或是對規範的回嘴?由AI演算法定義的「美麗」又是什麼?圖片來源:sukiyaki/Shutterstock

如何美麗,誰的定義?

無論化妝是一種父權壓迫抑或是自我展演,其背後都蘊含著一個核心議題:什麼樣的面孔值得被看見?我們是否能夠擁抱多重的可欲定義?在當代文化中,我們多數以「美麗」作為臉孔可欲與否的標準。然而,「美麗」究竟是什麼?上述的肌膚測量器、色調檢測器、畫眉機等的運作方式,是先建立一套訓練數據,讓演算法學習「美麗」為何物後,再由其演算邏輯來推演出結果。比如L'Oreal集團推出的畫眉機,其訓練數據為來自美國、歐洲和亞洲的700 張臉孔,並透過AI專家、彩妝師、面部評估員等專業人員來設計眉毛與臉型匹配程度的演算法參數,最後由AI演算法來為每張臉提供一個適合其臉型的完美專屬眉型與位置。這個過程包含兩個議題:第一,美麗是否可用量化的形式呈現?第二,這些用以打造完美演算法的訓練數據是否均衡?有無偏誤?

美麗可以量化嗎?從數學和物理學的量化觀點來看,美的概念是可以量化的,藉由對比例、對稱性、平均性等的量度,可以提出「美麗」的衡量標準,並藉由實驗、歸納方法來建構出一套模型。然而,量化模型一來簡化了美麗的現實,讓根植於歷史、文化與價值觀中的多元脈絡化判準,都消弭於系統設計者計算出來的統計模型中(如眉眼間的多重特殊韻味,此後化為相距幾公分的黃金標準);二來,模型的建立本身反映了設計者的判斷(即他們挑選哪些數值、如何分類以作為運算的參數),當這套單一模型等同於美麗的定義時,它就會取消每個人從特定文化涵養出的美麗觀點的有效性。

如果我們說化妝的解放潛力在於其提供自我表達的空間,那麼透過AI美妝技術所傳達出的自我表達,事實上已是一個被削弱的空間,多重的主體與聲音都在模型中被化約與消音了。

演算法所創造出來的「美麗事實」,會不會僅是系統內的偏誤事實,而非如其所宣稱的代表客觀真實的整體標準樣態?圖片來源:Frame Stock Footage/Shutterstock

接著,上述的AI美妝技術雖然在收集訓練數據時涵括了不同人種的臉孔(其究竟是出於生理性抑或文化性的考量則不得而知),但我們並無法確定這些臉孔在其所屬區域具有多大的代表性。這種資料的不透明性,會讓樣本(即所選取的訓練數據)與母體之間的系統性差異隱藏起來,讓演算法所創造出來的「美麗事實」,僅是系統內的偏誤事實,而非如其所宣稱的代表客觀真實的整體標準樣態。

這所帶來的危險在於,訓練樣本的選取本身就蘊含著特定的世界觀,並由其特定視角──極可能反映的是優勢文化──來主導系統觀看世界的方式。當這些視角以偏誤的資料訂定了「美麗」的標準化數值,並將此標準化概念置於科學的外衣之下,以此來劃定美麗與否的界線時,它很容易形成傅柯所說的權力治理的現象,讓使用AI美妝技術的人,在其所限定的常態化/標準化的「美麗」定義中,成為用此標準來監控與治理自己的行動主體,因而維繫了優勢文化所定義的「美麗」霸權。

所以,在女性主義的辯論中,化妝確實是權力問題,誰被壓迫而誰能賦權。而如果這個權力問題背後涉及的是我們是否有多元的美麗範疇時,那麼在AI美妝技術的浪潮下,化妝更是徹底的權力政治問題。在「美麗」跟前,它為我們最佳化了什麼美麗的模樣?是誰的美麗、且由誰來決定?如果AI美妝技術事實上無法擴大我們對「美麗」的想像,反而更加鞏固與強化由優勢文化來主導的「美麗」觀點時,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籲求開發的過程中能多加引入性別化創新的精神,讓這套技術更加透明化、脈絡化與個性化,以促成美麗標準的繁花併盛。

(作者為高醫大性別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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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一群對女性主義、性別研究有興趣的學者、文化工作者,正式創立台灣女性學學會,以推廣性平教育、性別研究、性別運動為核心工作目標,成立迄今已經30多年。
專欄作者言論不代表女學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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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一群對女性主義、性別研究有興趣的學者、文化工作者,正式創立台灣女性學學會,以推廣性平教育、性別研究、性別運動為核心工作目標,成立迄今已經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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