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總部位於斯德哥爾摩的智庫「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學會」（International IDEA）發布2023年的《全球民主報告》，沉痛指出近半數國家都有民主倒退的跡象。其研究人員更指出，這已是連續第六年「民主衰退的國家多於取得進步的國家」。這是1975年開始收集數據以來所觀察到時間最長的民主衰退。
另一方面，在各項調查中，台灣的民主指數經常都名列前茅，我們的民主成就足以令國人自豪。然而，看著歐洲國家極右翼的崛起、美國兩黨陷入惡鬥，而中國、俄羅斯等極權國家不僅沒有衰頹，反而肆意挑戰自由民主秩序。我們忍不住問，到底民主怎麼了？
帶著這個疑問，「一本書看世界」邀請到了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方隅來談《民主的擂台》。紐約大學社科院院長大衛．史塔薩瓦吉（David Stasavage）寫的這本書，主要內容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談：為什麼民主會出現？以何種形態運作？以及，為什麼有些地方「沒有」出現民主？整本書可以視為對21世紀在全球各地浮現「民主退潮」的一個回應，也是對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的終結」的一種挑戰與批判。然而，本書別出心裁的主張讓它不落俗套，而且可以說是一本要深入瞭解民主制度起源與運作不可或缺的作品。
「早期民主」與「現代民主」的差異
大衛．史塔薩瓦吉在書中用淺顯易懂的歷史分析框架，將民主政體分為「早期民主」與「現代民主」兩類，並指出這些民主模式並不是少數地區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專利，而是一個全球都能觀察到的現象。這樣的說法恰恰反駁了過去人們的既定印象──民主最早只誕生於古希臘雅典城邦。
「早期民主」的定義是：統治者必須依賴人民意見而生存，人民的意見則可以在各種集會形式（如議會）形成。當統治者比較弱勢、比較需要依賴人民的時候，早期民主就會蓬勃發展。而當聚落愈來愈大、農業集約程度愈來愈高、或者鄰近有敵國威脅時，國家的力量就會增強，發展出階層化的統治，並且有可能逐漸邁向「現代民主」。
與早期民主不同的「現代民主」，仰賴全權委任系統（full mandate）與專業官僚。「全權委任系統」是一個大家比較陌生的學術術語，然而，它卻是台灣人在民主實踐中早已習以為常的一環。所謂「全權委任」意思就是當我們在選舉當天投票給某位民意代表、且他或她也順利當選之後，這位代表進入國會，他在每個法案或人事、預算案上的選擇，已經不是選民能控制的，完全交由代表自行判斷。選民無法干預他們的問政，只能在下一次選舉時，用選票來表達對他們的認可與否。
陳方隅老師指出，這樣的委任系統說明：在現代民主國家中生活的個人，幾乎只有在投票當下能為自己做決定，因為一旦投票完成，其餘的決定都是由投票選出的代議士自行決定、判斷，人民少有置喙空間。史塔薩瓦吉認為，這樣的全權委任系統在起初其實也是為了因應統治者的需要，因為若各個代議士無法在開會現場做出決定，必須在各項議題上回到自己所代表的區域、不斷跟選民形成共識，會變得非常沒有效率。再者，現代民主國家的統治者搭配專業官僚，能夠擁有更高度的國家管控能力，相對的也限縮了人民對國家的影響力。這樣的統治特徵與仰賴人民意見生存的早期民主國家相當不同。
因此史塔薩瓦吉認為，現代民主在近期發展中，雖然能夠帶來許多好處（如更高度的政治權力與完備的官僚系統），但是也會產生人民與國家距離「遙遠」（distant state）的問題。
現代民主國家和人民的距離，可能太遙遠
根據史塔薩瓦吉的說法，在許多現代民主國家中，雖然隨著參政權普及，多數人民在達到年齡門檻後都能透過投票參與民主政治，但是因為現代民主國家的全權委任系統與專業官僚體制，人民逐漸發現自己透過行使政治權力，賦予國家、代議士、專業官僚們相當多權力，卻沒有辦法動搖官僚們的決定，無法實際親身參與民主政治運作，久而久之便會失去對體制的信心。尤其對不具備直接民意基礎的專業官僚，可能產生更高度的不信任。
對於這種現象，陳方隅老師認為不只在其他民主國家發生，台灣其實也有，尤其在2024總統大選前，某陣營的總統候選人提出「把國家還給你」的口號，成功吸引不少選民，正是捉住了這個概念的精隨。對官僚體制、全權委任代議士系統失去信心的選民，很有可能會被這種口號吸引，並跟隨提出口號的領袖。
除了《民主的擂台》一書中提到這種現代民主的弊端，陳老師也回顧了其他相關書籍，不少學者都對此現象設法提出觀點。如探討美國民主亂象的《民主國家如何死亡》，兩位作者史帝文．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就認為，民主會消亡，除了民眾愈來愈不信任民主體制、並將權力交給了潛在專制者外，主要政黨和「極端派」合作且破壞既有體制，也是重要的原因；《反民主》的作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則是認為，民眾本來就不具備專業判斷能力，因此甚至倡議以「菁英政治」做為民主問題的解方，讓具備一定知識或能力的菁英們可以擁有較高的公共事務決定權。
針對民主弊端的改善方案，《民主的擂台》認為民主國家應該重建公民信任、增加人民參與政治的管道，並增強代議士與公民的連結。陳方隅老師也呼應史塔薩瓦吉的論點，認為可以再加上「審議式民主」的概念。然而他指出，像這種以更多民主解決民主問題的解方，其實了無新意，核心的問題依舊是人民對公共事務所知甚少。
以某立委近期涉及的潛艦風波為例，該立委身為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成員，卻用許多方式阻止我們的國造潛艦順利開發。然而，即便該立委受到廣泛公眾批評，但對選民的藉口卻是「為了避免執政黨貪汙偷走人民納稅錢，所以才會阻止潛艦生產」，而該區的選民似乎也願意接受這種說法。這樣的例證顯示資訊缺乏的大眾很容易受到影響，因此陳老師認為，政府更應該要積極向社會大眾溝通、澄清訊息，避免大眾受到假訊息的攻擊而不自知，最終導致民主品質低落。更重要的則是想辦法增加人們參與政治過程的管道。
專制與威權一定不好嗎？
現場有聽眾提問，《民主的擂台》提到過去中國宋明時代維持了數百年強盛，雖然帝國體制不能解決政權更迭的問題，但是執政效能在當時看起來非常好，那麼威權政府真的那麼不好嗎？
陳老師以當代中國現狀舉例，指出其實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已經將人權的定義改為「發展權」，也就是將人權定調為人民的經濟水準，但這樣會忽略許多人民基本權利的問題。過往宋明帝國的強大，只是因為官僚體系運作相對穩定，才能夠勝過其他相同的專制國家。但當時根本沒有民主體制，人們不一定過得好，宋、明帝國的政府效能無法跟當今的民主比較，史塔薩瓦吉也無意將民主與獨裁國家做比較。在他的書中，他認為早期民主的形式「長期來看」統治績效不見得比現代民主差，不過這個前提是民主的形式必須存在，在帝制下很難說是有民主的。
也有與會者好奇，現在科技的發展讓政府愈來愈強大，百姓樂於讓渡自己的權力給政府、卻又不自知。是否將來威權政府會成為比民主更被人接受的制度？陳老師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推力就是競爭所帶來的創新，而真正的創新也只會在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才能發生。我國台積電的優勢，正是在每一代科技都取得領先，而這是在台灣成為民主國家後才做到的，如果台積電在威權國家中發展，很可能會因為許多貪汙問題和體制問題而無法邁進，缺乏自由市場機制下的運作，可能也走不遠。近期中國紫光集團的破產就是一個例子。
另外，針對本書的分析框架，有聽眾認為《民主的擂台》整本書將中國當成一整塊，並沒有深入討論到中國「縣」以下的層級。中國古代「縣」以下層級的人民某種程度上其實是自由的，地方治理也都是仰賴於當地勢力如鄉紳、秀才。世人總認為古代中國是因為穩定的官僚與帝制才有強大的統治能力，但或許事實跟大家想的不一樣。陳老師提到，史塔薩瓦吉的確是用相當鬆散的方式簡化討論，但社會科學本來就是如此，很多理論需要做一定的簡化，而中國古代人民在「縣」以下層級的模式，其實與書中描繪的「早期民主」概念類似。
也有聽眾對東西方的民主形成背景感到疑惑，西方能夠誕生民主，正是因為將宗教上的神性解消，但在中國「天」的概念中則沒有這樣的特徵；近現代西方政治發展強調契約，這樣的精神為何在中國卻沒有辦法形成呢？
對此陳老師分析：西方國家的神學觀念在馬基維利後逐漸被打破，17世紀牛頓力學的觀點又加劇了這樣的發展。後繼洛克、盧梭的契約論，指出國家君主的權力來源不再是上帝，而是人民的「力」（必須要由人民授權給政府，政府才會有權力），這樣的「力」正呼應了牛頓的力學觀，顯見西方的民主正是在這些被打破的王權觀念中慢慢形塑而成。反之，中國過去的儒家學說都是為了王權服務，而且既然有至高的天子存在，就沒有「契約」的問題。
某位聽眾則將這些討論拉回台灣的內政現狀，提到某些政黨和他們的支持者對某些公共議題並沒有太多理解，有時候執政黨即使有意跟對方辯論，民眾也無法了解這些辯論的內容，那麼應該如何是好？陳老師認為，辯論的目的是說服大眾，不是說服對方政黨，如果執政黨長期避免政策辯論，只會導致輿論市場上面變成以支持執政黨的「網路義勇軍」站出來為執政黨辯護的聲音為主，但網軍的討論常常很容易模糊焦點，不見得可以把特定的或專業領域的政策說明夠清楚，長期下來只會使得人民更討厭執政黨。照這樣的脈絡看來，問題可能在於執政黨中央沒有更核心的論述，使得公共政策的討論容易失焦。
（整理者黃仲延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二年級生、台大國安社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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