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修法。這部法律當初誕生的背景，是因應台灣詐騙猖獗而訂定，民國113年才剛制訂完成，不過隨著幾起新聞事件，如台中豐原五口誤信投資詐騙自殺命案、宜蘭便當店母女遭詐1200萬案等掀起輿論波瀾，民眾義憤填膺，讓政府不得不再度修法。
不過修法到底是真的解決了問題，還是更製造出問題？作為司法實務第一線的工作者看起來，是剪不斷、理還亂。這其中有好的改進措施，卻有更多值得擔憂的面向。
修法的優點：提高警示機動性，加強機構責任與橫向連結
首先，不免俗的再次提醒主政部門：台灣的刑事法向來患有「特別法肥大症」，總是在一般刑法外不斷增設各種特別法，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不一而足，更不用說更早的《檢肅流氓條例》、《懲治盜匪條例》這些掃進歷史灰塵的法律。然而，這些特別法大多來自民意的迫切需求，所以立法期程極為倉促，尤其幾乎只著眼於刑度，也沒有注意到如何和一般刑法妥善搭配適用，變成疊床架屋。
發生在眼前最慘痛的血淋淋案例，就是和打擊詐欺息息相關的《洗錢防制法》。當初立法者要求，在洗錢金額達到一定門檻時，將法定刑度設定為6個月以上、5年以下，卻和修正前的《洗錢防制法》刑度發生衝突，導致司法實務一度陷入混亂，光是弄清楚究竟是使用新法還是舊法對被告有利就爭論不休，也一直到最高法院表態後才塵埃落定。
此次修法的亮眼之處，在於賦予警政機關在被害人報案當下，就可以機動通報銀行帳戶警示，也就是在罪證確鑿前即可先通知金融機構暫停帳戶交易，不必經過日後冗長的刑事偵查、審理程序。這類快速應變措施，確實符合目前第一線的需求。
另外修法也要求金融機構與虛擬資產事業負起責任，若機構在確認客戶身分、保存紀錄或聯防通報等義務上有所疏漏，則會面臨高額的罰鍰。過往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機構間的橫向聯繫與資訊共享，也在這次修法補足，對於疑似涉及詐欺的異常帳戶，機構應強化身分確認，並得採取暫停存提、暫停交易功能或拒絕提供服務等控管措施，而且機構間可透過經金管會核准之平台，以科技方式分析辨識異常帳戶。當電腦都可以選土豆，似乎以AI分析等工具來協助金融業之間的橫向聯繫，也是水到渠成。
拉低門檻增加刑度反而加重國家負擔，現場更辛苦
不過修法帶來的問題也是暗潮洶湧。修正後的個案詐騙金額從累積500萬下修到100萬，刑度則往上調高為至少3年有期徒刑。立法理由是：「將原本500萬元的加重處罰門檻調降至100萬元，因應現今假投資或網路交友詐騙動輒損失數百萬元的情況，以強化對人民財產權的保障，並設定了層級化的處罰標準」。
這乍聽言之成理，且符合鄉民的「嚴懲」要求，不過以目前司法實務來說，詐騙案件超過100萬的比比皆是，也就是說金額門檻一下修，這些案件全都會變成刑期3年以上的「強制辯護案件」。這意味著，如果被告雙手一攤、表示自己沒有錢要委任律師，那就必須由國家透過指定辯護，或是由法律扶助來指派。而這些費用，都會轉嫁由國家負擔！
所以，拉高刑度的確是讓民眾覺得政府有決心打詐了，但轉過頭來，民眾可能不知道這些他們眼中的詐欺壞人，大多是要由國家來負擔律師酬金，因此又陷入「怎麼可以用我們的錢幫壞人辯護」的矛盾。
而在修法前，現有的詐欺案件數量已經讓基層司法幾近癱瘓。沒想到修法時立法者又加上所謂的「禁奢條款」，要求法院量刑時應審酌行為人犯罪後的生活狀況，若有「超越一般人通常程度之豪奢行為」，將作為加重科刑的參考。
持平來說，這當然也是立意良善，可是通往地獄的路往往由善意所鋪成，因為這無疑變相增加司法實務調查的成本。對法院來說，現在詐欺、洗錢案件起訴的品質令人憂慮，無法確認的犯罪事實範圍、錯誤的被害金額、沒有檢附的文書證據，甚至有案件連起訴門檻都沒達到就倉促進來法院，而太多法官也無法放任卷證缺漏，只好自己跳下去調查各種證據，補足遺缺。在這樣的情形下，還來加個有沒有豪奢生活的「司法出任務」。而且所謂「豪奢」屬自由心證，如果被告當時剛換了4、5萬元的新款手機，那算不算豪奢行為？又是一場打不清的口水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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