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10 月，世新大學將以「風華七十，傳世新章」為主題，慶祝建校 70 週年。值此之際，且容我回眸一望。
世新的前身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在戒嚴時期形成了一項相當特殊的辦學傳統：聘用不少因政治立場、言論思想或政治案件而受到壓力，甚至遭其他學校解聘或不續聘的知識分子。傅正、王曉波、陳鼓應、黃煌雄、張俊宏、曾祥鐸、陳少廷、李筱峰等人，都曾在世新任教。李筱峰後來回顧時指出，世新創辦人成舍我雖然堅決反共，卻接納了左翼人士；縱然反對台獨，也容留延聘台獨份子。世新因此被視為戒嚴時期台灣少數寬待異議思想的校園之一。
這份獨特，與成舍我的新聞自由理念高度相關。1960 年 9 月雷震被捕後，成舍我與胡秋原、陶百川等人更曾因為不滿軍法審判，在各報公開發表聲明呼籲。
換句話說，世新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所「首重營建校舍、漠視思想理念」的學校。它在言論受到高度管制的年代，因為創辦人對新聞自由的執著而誕生；也因為這份執著，它願意把講台授予那些在其他地方被噤聲的人。
當年世新令師生引以為傲的那種新聞自由、敢於異議、批判思考的校園文化，於今安在？這或許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我不禁喟嘆：太容易了！不應該這麼容易的。
曾經令師生引以為傲的大學，究竟如何理解「教育」？
把時間拉回這 3 年，世新大學一次又一次登上新聞版面的理由，有著出奇的連續性。
2023 年 10 月，校方證實歷史悠久的中文系將停招。中文系隨即發表聲明，強調停招是校方要求，並非系上主動提出。2024 年，新落成的「新苑宿舍」單人套房一學期收費 9 萬元。校方說明另有 6 處不同價位的宿舍，低收入戶學生可全免；但一間宿舍的定價能讓學生酸稱「世新大飯店」，已經說明了問題。
同年 9 月起，校方將學士班專業選修課的開課門檻提高到 30 人。據學生指出，這個門檻在一年內從 20 人調到 25 人，再調到 30 人；對照台大 5 人、政大 7 人即可開課，世新的標準嚴苛得多。校方的理由是「市場選擇機制」，至今未見調降。學生自組行動小組連署陳情，他們的統計顯示，108～113 學年間，學術導向課程從 219 堂減為 142 堂，少了 35%。
2026 年 1 月 2 日，校方召開說明會，規劃把資訊傳播系與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整併為「AI 應用媒體設計系」，被學生批評是蹭 AI 熱度，3 天後即宣布不推動。一個系名，從提出到撤回只花了 3 天，它在提出之前究竟經過多少思考，可想而知。
最近一年，荒誕感更達到高峰。2026 年 5 月 30 日碩博士班畢業典禮上，校長提醒畢業生管好時間、情緒與身體，否則「趕快結束自己，因為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你存在的必要了」。校方解釋，本意是勉勵學生培養韌性；6 月 5 日，校長公開致歉，自請停職停薪 2 個月。即使出發點是勉勵，就語境與聽眾感受而論，仍失之輕率。
9 月開學，圖書館 6 樓改頭換面，新增 PS5 遊戲區、串流影音區與電話亭 KTV。校方的說法是，傳播教育不僅限於文字，也涵蓋聲音、影像、遊戲與互動內容。
同一時間，各系系辦全數裁撤，校方說明行政業務將回歸教務、學務、總務等專責單位；據說過渡性質的聯合院辦也將撤除，往後由行政單位直接與師生接洽。更有甚者，原本系辦行政職員的編制、職缺與職掌，在開學前後兩週之間，一而再、再而三地調動，朝令夕改，令人終日惶惶然無所適從。學生在 Dcard 與 Threads 上反映，遇到問題被導向學校的 AI 查詢系統，得到的回應卻常是資料不足無法作答；教室設備失修，做作業找不到正版軟體可用。
一個被割捨的文科老系，一棟價格令人咋舌的宿舍，一道以市場機制篩選課程的30 人門檻，一個倉促提出又倉促撤回的 AI 系名，一套頂替系辦服務卻一問三不知的 AI 查詢系統，講台上一段令人心寒的畢業贈言，圖書館裡幾台遊戲機與歡唱亭。這些事表面上零散錯落，最後卻都指向同一個叩問：
一所大學，究竟如何理解「教育」？
世新變了，世新變成什麼了？
從這幾年的決策軌跡看來，校方理解的教育，似乎愈來愈接近一套由行銷話題、成本精算與熱門標籤拼湊而成的經營模型。這是我的推測，但證據並不難找：能躍上新聞版面的設備優先添購，能掛鉤流行科技的系名貿然提出，需要長期深耕的人文基底則被當成可以割捨的成本。畢典那句話之所以刺耳，就在於它把人也放進了同一套效率邏輯：教育輔導的價值退居其次，管理不好、效益不彰的人，就不必存在。
這個現象，對世新而言，比其他大學更值得追問。世新過去最值得驕傲的，從來不只是教學生如何做新聞、做電視、做廣播，而是在風聲鶴唳的年代，一所資源並不豐厚的學校，曾經願意讓那些在其他地方失去講台的人站上去授課。它曾經願意讓不同的聲音存在，把「異議」本身視為教育的一部分。
這些事件並不意味著「世新已經失去新聞自由傳統」。問題其實更複雜，也更值得深思：一所曾經讓政治異議人士找到講台的大學，在今天最受社會矚目的諸多亂象當中，還能顯現絲毫昔日引以為傲的那套價值嗎？
過去的世新，因為敢於兼容異議名士而成為新聞。今天的世新，則因為校務決策本身而成為新聞。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世新變了，世新變成什麼了？
我的答案或許嚴厲，但很難找到更溫和的說法：這是世新 70 年來最殘酷的價值質變。從一座在肅殺年代願意涵容思想雜音的精神庇護所，變成一間在少子化焦慮中追逐坪效與話題的公關商場。這些事件未必出自校務系統一致的決策，卻反映出一種前後貫徹的治理邏輯：追求看得見的行銷標籤，割捨看不到的教育扎根。大學把資源傾斜於能在社群上製造話題的硬體，卻將師生的研究、學習、創作與思辨需求視為可割可棄的次要之務。
私立大學追求財務永續本無可厚非，但世新當前的做法，是將有限的教育資源錯誤配置在看來效益有限的短效公關上，輕忽了具有長遠回報的學術深度與師生基本服務。一言以蔽之，它在把自己降格為販售文憑與體驗的服務業。追逐最時髦的科技詞彙、購置最討好的娛樂設備、改裝最吸睛的空間，暴露的恰恰是對自身歷史的遺忘與本務的荒廢。
傳世新章，傳下去的，究竟是哪一章？
嗚呼！苟世新，又世新，日日新。
（作者為世新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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