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立法院審查司法預算時，法律扶助基金會（下稱法扶）的部份再次被提出檢視。新的一年度，法扶由司法院編列了將近15億元的預算，數字相當龐大，又因為幾件社會矚目的刑事案件，被告的辯護人是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引起民眾的怒火，認為為什麼要我們出稅金去替壞人辯護？一時之間，法扶成了眾矢之的，檢討的聲浪也遍地烽煙。
所謂「拿著人民的稅金替壞人辯護」這樣的說法，可能誤解了法扶存在的真正意義，也忽略了正當法律程序在法治國家的落實軌跡；但於此同時，也無法忽略法扶預算愈發膨脹的事實。
法扶機制：為無法獲得辯護的被告提供保障
首先，再怎麼樣壞的人，進入刑事程序後都該有被辯護的權利，這是憲法保障的訴訟權，也是正當法律程序的體現。而這樣的權利，更因為先前大法官討論到死刑合憲與否的憲法判決而進一步深化。
殺人這類嚴峻犯行的被告，不僅審理時要有辯護人，甚至提前在警詢、偵查時就要有律師陪同；而在《刑事訴訟法》中，對於最輕本刑3年以上的罪名，也早早要求必須要有辯護人在場協助。
然而，這類案件的被告不是每個人都能立刻找到律師，更可能因為案件本身的爭議性而沒有辯護人願意協助。此時，透過法扶機制來補足需求就很有必要。就如創立法扶所依據的《法律扶助法》開宗明義所述，要讓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的人都能有所依靠。
以刑事案件來說，除了協助被告外，對於被害人陪伴與法庭主張，法扶也並未缺席。尤其近年來修正的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讓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更容易被看見，除了量刑調查外，還有針對每次的證據調查、表示該證據能否達到一定事實證明程度的意見，甚至協助檢察官進一步釐清事實，提供更適切的證據。這時透過法扶，提供具有律師專業的訴訟參與代理人，就很有必要。
司法正義 vs. 預算膨脹，該怎麼拿捏？
這些多出來的司法給付，層層疊疊，造就了法扶預算的膨脹。由於法扶並沒有太多向外開源的財務能力，當然也只能由司法院這個苦主不斷編列預算支應。也因為大量的法律扶助工作，被戲稱為「全台最大法律事務所」。
法扶預算的膨脹是必然、卻也不是必然的雙面命題，為何會這樣講？如果去檢視目前法扶的扶助範圍，有部份來自於法規面的要求。例如《刑事訴訟法》中的強制辯護範圍，將原住民身份作為強制辯護的條件。如果回去看當初的立法理由，自然是認為原住民族群是相對弱勢，所以應該在他們進入刑事訴訟的審理程序時，有律師予以辯護，甚至在法院組織上還為了對應原住民被告而有原住民法庭。
這聽起來給了原住民族群滿滿的法律扶助，但只看原住民身份提供強制辯護，卻也忽略了不是所有刑事案件都具有原住民文化抗辯的要素（例如原住民坐擁獵槍而被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起訴這類案件），實務上更多的是跟原住民文化無關的案件，如詐欺、竊盜、毒品等等。這樣是否仍一定要固守原住民身份、無差別的給予法律扶助？似乎也是在預算膨脹下值得思考的問題。
做公益還是廉價勞工？法扶酬金應提高
其實我認為，法扶的預算應該要更高！對律師從業人員來說，法扶酬金過低這件事宛如國王的新衣，眾所皆知，只是大家都不敢提。
法律絕對是一門專業，而法律扶助的範圍，不少都需要仰賴律師全程照料。以刑事辯護為例，要和當事人事先溝通瞭解案情、要擬定辯護策略、撰寫書狀跟出庭辯護，尤其筆者第一線觀察法扶指派的律師，幾乎都是盡心盡力的認真辯護，不過完成一項案件後，法扶的酬金卻是遠低於市場行情，而更不用說在國民法官的審判現場，更繁重的辯護工作，卻只是稍微調漲酬金（計算基數）上限，最多也只達10萬元，仍然是用給香蕉的思維，卻要求能請到獅子。做功德、公益服務成了法扶律師們的安慰劑，也進而讓法律專業不被重視，名為扶助，卻是讓法律專業變相廉價沉淪的推手。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