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司法圈彷彿得了瘟疫一般，本該有專業倫理操守的法律從業人員，出現在新聞版面上，卻不是因為辦了什麼令人矚目的案件，也不是提出如何精彩的法律見解，或是如何實現公平正義，而是因為一起陷入了詐騙集團的風暴中。不僅多名律師遭收押，已經陸續起訴，甚至現在疑似有法官、檢察官都參與其中。一般院方、檢方和辯方會齊聚一堂的場合多半是在法庭，但這次卻可能因為一起以被告身分相濡以沫，絕對是司法史上前無古人、但也難保後無來者的滑坡演出！
這一連串法律人涉入詐騙集團的事件，當然不是一天就造成，不得不提彰化地院的一則判決，其中就揭露了律師是如何藉由辯護人角色作為掩飾，去參與詐騙集團運作。
根據臉書「辭職治百病－離職檢察官的思辨日誌」整理，判決中寫到：
詐騙集團的教戰守則內容包含提醒集團取款車手如何應對客戶（即被害人），以及如何應對警察等偵查人員：若警察持續刁難一律保持沈默，並等律師到場協助（特別註記律師是人員親人的朋友）。
被告車手經檢警查獲並拘捕到地檢署後，會有教戰守則上的集團律師『轉介』的律師『突然蹦出來』，連被告本人都被嚇到，家屬也不知道有這律師。
現今的詐騙集團組織上下游間的分工細膩，就連『後援』都有充足準備：當集團發現被告兩人無法即時回應訊息，察覺不對勁後，隨即有非屬被告本人或其家屬委任之律師出面自稱受任，陪同被告應訊、擔任偵查中之辯護人。
可以說，這裡已經將詐騙集團和律師間如何配合勾勒得一清二楚，也算是揭開了這幾年越演越烈的法律人的詐欺風暴。
偵查中閱卷權：是保護還是漏洞？
那藏在心中的疑問是，為何這樣的模式會發展成形？對於過去是否有過類似事件，筆者不願意亂貼標籤與臆測，但這次事件之所以會有如此大規模，觀察起來跟開放「偵查中閱卷權」脫不了關係。
過往在偵查不公開的大旗下，被告或是犯罪嫌疑人對於檢察官手中握有多少證據，一直都是要等到起訴後才能掀開底牌。但偵查中檢察官有時候遇到部分被告，認為有羈押的必要，會向法院聲請羈押；而由於羈押是強烈干預人身自由，因此在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以及大法官釋字第737號、《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歐洲人權法院相關判決帶來的趨勢下啟動了修法。《刑事訴訟法》中增列「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辯護人原則上享有與審判中相同的完整閱卷權；無辯護人的被告也有適當的資訊獲知權。
但觀察這次律師涉入詐騙集團，以及去查詢律師懲戒的相關案例，近年幾乎以洩密為大宗。當我們為了被告的訴訟權益，考慮讓偵查不公開適度退縮後，卻彷彿開啟了潘朵拉的盒子，提前閱覽卷宗的律師們在替被告辯護外，更在於汲汲營營打探卷宗內的蛛絲馬跡，面對人性，很難期待被告不會想透過辯護人打探到檢察官手中還有哪些牌，而少數律師也因此在被告／犯罪嫌疑人的慫恿下深陷其中。
如何從源頭防範司法體系中的風紀事件？
在這波院檢辯齊聚一堂的驚世大戲中，不免有人呼籲要重視法律倫理。實際上，無論是法官倫理、檢察官倫理或律師倫理，早已經白紙黑字寫在各自的規範中，已經進入司法體系的執業者，哪些事情是跨越紅線，哪些是法律工作中的禁忌，豈會不了然於胸？如果只是要像過往開設一些在職的法律倫理課程，又要求硬性完成進修時數，說實在只是在變相懲罰本來就自律與恪守規定的人。
筆者認為，如果真的要開設法律倫理課程，反倒是要往下扎根，在大學課堂上潛移默化，才是真正的「職前教育」。尤其講授者最好是由司法實務經驗者上場，比較能從第一線角度，將法律倫理跟現實可能遇到的挑戰結合。
在法律倫理以外，對於違反倫理，乃至於像本次這樣參與詐騙集團的法律執業者，除了各自的刑事責任外，也不能如過往只是輕輕放下；尤其在先前發生的律師團懲戒案例中，如果是洩漏偵查中的卷宗秘密，往往僅有停權幾個月的處罰，相較於法官、檢察官在近年懲戒案例中動輒撤職、免職、罰俸半年、一年（金額可高達將近100萬），光譜兩端的差距不可謂不大。當然，透過修法進一步拉高做出懲戒相關決定時的外部成員人數，也是法制面上可以與時俱進的方向。
另外，針對法官跟檢察官可以防微杜漸，落實司法機關首長的職責，並強化本來就有的內部稽核機制，例如財產申報、政風廉政功能，才足以避免再次發生司法人員涉入詐騙集團的嚴重風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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