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陸續有機會受邀到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大東藝術圖書館」（隸屬「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等地舉行演講，明顯感受到南台灣這座城市無論是在產業發展、城市風貌都有許多截然不同的蛻變和進步，包括市區環狀輕軌的全線通車、愛河灣（港口）的新地標「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落成營運、每年春季帶來龐大觀光經濟效益的「大港開唱」（Megaport Festival），乃至「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不斷推出多檔叫好叫座的展演節目。
其中，總部設在「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高雄市交響樂團，根據2023年12月問世、陳郁秀擔綱總策畫的增訂新版《台灣音樂百科辭書》內容撰述：高雄市交響樂團（簡稱高市交）前身為1981年所創立的「高雄市管絃樂團」。1986年擴大編制並禮聘亨利．梅哲擔任指揮。1991年時更名為「高雄市實驗交響樂團」，朝向職業樂團邁進。1993年蕭邦享出任指揮，1999年陳樹熙接任團長。2000年高雄市音樂館落成，高市交成為駐館樂團，更名為「高雄市交響樂團」。2009年高雄市交響樂團及高雄市國樂團基金會整併為「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由時任文化局長史哲出任董事長。2012年樂團正式進駐「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按照上述說法，高雄市政府自從1981年改制為直轄市之後，才開始草創成立了「高雄市管絃樂團」，作為這個城市正式起步發展藝術文化的具體象徵。換言之，在1980年代之前的官方紀錄上，關於高雄市的藝文發展歷史幾乎形同「一片空白」，並且也反映了早年高雄地區在過去許多民眾的記憶中，一直被外界視為「文化沙漠」的刻板印象。
但事實上，這座城市在1980年代以前並非完全沒有任何藝文活動，最早由高雄市政府具名支持的「高雄市管絃樂團」也並不是從1981年才開始出現。
戰後50、60年代高雄地區推廣古典音樂的先行者
由於對戰後初期（50～70年代）相關歷史資料的掌握普遍不足，導致許多音樂學者往往忽略了這段期間台灣本地（特別是當年被稱作「文化沙漠」的高雄地區）推展藝文活動的情況。對此，已故資深樂評家陳義雄（1939〜2023）便曾發表過媒體文章進行批判和指正：「文化藝術的繁榮，是許多無形的手在背後默默耕耘。今日高雄樂壇的繁花盛景，並非一蹴可幾，憑空呈現。」他在文中指出，早年台灣南部音樂的推廣，南、高、屏是一個區塊，視為一體。特別是高雄市，乃是當時台灣南部最大且最富盛名、號稱台灣史上第一個交響樂團「有忠管絃樂團」（1935年創立於屏東）最頻繁演出的城市之一。
如今已被大眾遺忘許久、早年在高雄地區推廣古典音樂教育的重要推手，亦有日治時期在澎湖出生、2歲時（1931年）隨家人搬遷到高雄定居的呂炳川（1929～1986）。
他自幼即展現出對於飛機模型、工藝、音樂、攝影等多方面的興趣和喜好。中學時期曾經以手抄琴譜、土法煉鋼的方式學習小提琴演奏。及至1950年代，熱愛古典音樂的呂炳川不惜自掏腰包，透過當時仍屬罕見的Hi-Fi音響設備播放黑膠唱片（據說當年整個高雄市只有6部Hi-Fi音響，其中擁有者3位是醫生，2位是電器行老闆，還有1位就是呂炳川）在高雄市愛河邊的「大華僑戲院」（建於1957年，原名「東南戲院」）接連舉辦了7場不收門票的唱片欣賞會。
由於呂炳川自辦音樂活動的這股熱忱，引起了當時高雄市長陳武璋的注意，為提升港都的文化氣息，倡導音樂風氣，於1959年成立「高雄市管弦樂團」，並且聘請呂炳川擔任指揮。據悉，初期的「高雄市管絃樂團」乃是20多名成員的小型管絃樂團，曾陸續在高雄、台南、台中等地舉行過多場演奏會活動，也經常與鄰近的屏東「有忠管絃樂團」、台南「善友管絃樂團」等南台灣著名樂團一起合作演出、借以相互交流吸取經驗。
「高雄愛樂室內樂團」的誕生與台灣第一位民族音樂學博士
根據呂炳川的傳記《和弦外的獨白：呂炳川》一書描述，由於早昔高雄地區不論是管樂或是絃樂，人才都相當缺乏，初任「高雄市管絃樂團」指揮的呂炳川，只好向左營的海軍軍官學校借調「槍手」，平時就在高雄市政府大禮堂練習，樂團一些雜物的處理，包括像是服裝、譜架、桌椅等設備，則全賴呂炳川的夫人幫忙張羅。
該樂團本身除了日常的排練演出之外，還曾經與一位來自美國的音樂家暨教育學者 W. Beckett 博士，在1960年4月25日這天進行了一回難得的參訪交流活動，地點就在團員們平日排練的高雄市政府大禮堂，也因此留下了珍貴的歷史照片。
後來，呂炳川漸感自身所學不足，為了進一步充實音樂方面的學理知識，33歲那年（1962）他毅然決定辭去在台灣的所有工作──包括「高雄市管絃樂團」指揮一職，攜家帶眷負笈日本，進入「武藏野音樂專門學校」（今「武藏野音樂大學」）音樂學部樂器科就讀，主修小提琴和指揮。
起初，他原本計畫到日本唸個3年書就回台灣來，沒想到這麼一去就是10年：1966年3月從「武藏野」畢業，獲藝術學士學位。隨後又受到民族音樂學者小泉文夫的影響，轉而考入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修習民族音樂學（1966年4月），並抽空回台進行第一次的原住民音樂田野調查。1969年1月以《台灣高砂族音樂的比較音樂學研究》獲得碩士學位，該年4月呂炳川又以第一名考進同科博士班，直到1973年1月以《台灣高砂族音樂－比較音樂學的考察》博論通過考試，成為台灣第一位民族音樂學博士。
令人動容的是，就在呂炳川獲得博士學位的消息傳回台灣後不久，當初曾經參與「高雄市管絃樂團」的部分舊團員，不僅再度重組了一個新樂團「高雄愛樂室內樂團」，之後更以該樂團全體成員聯名登報，慶祝「本團指揮呂炳川教授榮獲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文學（音樂）博士」。
彼時曾經有媒體記者採訪「高雄愛樂室內樂團」，在1972年11月30日《台灣新聞報》如此記載：由呂炳川教授所組成的「高雄愛樂室內樂團」係於1971年7月成立，現共有14位團員，計第一小提琴4人，第二小提琴3人，中提琴2人，大提琴2人，低音大提琴2人及古典吉他1人。呂氏在赴日前，應前市長陳武璋之聘，為高市管弦樂團指揮。愛樂室內樂團的團員，多為10年前高市管弦樂團時呂氏的舊友，以「香味相投」乃自動重聚，共享弦樂之樂。他們練習的地點，就在新盛二街90號呂教授的家中，以每人工作及課務繁忙的關係，只每週五晚上練習一次。他們並沒有「後台老闆」，並未接受任何經濟支援，只是一群像傻瓜般的「窮小子」憑著熱情和青年的活力，在高度的音樂興趣下，在做著這件事。
由此可知，從60年代「高雄市管絃樂團」，乃至70年代「高雄愛樂室內樂團」，不僅呈現出早年高雄地區發展藝術文化根植於民間的生命力，同時也見證了一段動人的忘年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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