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講求學術知識專業分工的時代，在一般大眾的印象中，所謂「學者」（scholar）幾乎等同於學院體制內的一員，經年累月在學歷制度的激烈競爭當中脫穎而出，乃至享有某種社會菁英階級的優勢地位與研究資源。
然而，在學院體制之外，卻也有少數完全不走傳統學歷升等之路，學習過程全憑「土法煉鋼」自學成材的人。台灣學界最廣為周知的代表人物，無疑便是被譽為「自學典範」、首度從海洋觀點提出「台灣島」史觀的曹永和（1920〜2014）。
自學多國語言，台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
曹永和的一生充滿傳奇。根據「聯經出版社」為他出版的傳紀《自學典範－台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書中描述，自幼熱愛大量閱讀課外讀物的曹永和，19歲（1939）從台北州立第二中學校畢業後，先是在父親介紹下於「士林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現士林農會）任職，並利用下班時間持續修習各類史學著作，後來更拒絕了家人希望他考大學醫科的要求，選擇進入台大圖書館工作。
職是之故，他得以長期浸淫在館藏豐富的各國文獻史料當中。為了全面掌握這些歷史資料，未曾出國留學的曹永和下足了苦功，以過人的毅力和熱忱勤查字典、做卡片、背誦，透過自學陸續習得古荷蘭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等多種語言。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從青年時代一路走來始終不斷自我精進，卻直到他42歲那年（1962）遇上了生命中的「伯樂」──東京大學教授岩生成一（1900〜1988），注意到曹永和的論文，賞識他過人的才華，破格邀請他加入東洋文庫研究團隊、還收為入門弟子親自指導，才讓沒有大學文憑的曹永和有機會踏進國際學術殿堂，多次往返於日本、香港、美國、荷蘭等地從事研究、發表論文並進行學術演講。
此後又過了20多年（1984），64歲的曹永和終於獲得國內學術界的肯定，被中研院聘為研究員、也成為台大兼任教授，堪稱「大器晚成」的典範。
這個案例，不禁令我聯想到日本NHK電視台現正播映的晨間劇《爛漫》原型人物主角，被譽為「日本植物學之父」的牧野富太郎（在劇中化名為槙野萬太郎）。他亦是自國小輟學之後，便未再接受體制內的學校教育，僅靠著自學和大量蒐集植物標本積累知識，直到65歲發表論文，才拿到東京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學位。
從事田野探勘的自學典範：一度被歷史遺忘的森丑之助與李哲洋
「大器晚成」的曹永和或牧野富太郎，至少在有生之年還能夠獲得應有的歷史評價與肯定，但是對於某些同樣處於學院體制外的「民間學者」而言，或許就沒那麼幸運了。
史學家黃仁宇曾在其名著《萬曆十五年》深自感嘆：為了某些崇高的理想或真理而願意犧牲自己的人，他的文字當中往往就會表現一種燃燒性的自我滿足與欣快。類似這種情況，通常也會在那些仰賴自學的「民間學者」身上出現。
舉例來說，日治初期走遍台灣山地部落、被當時的人類學大師鳥居龍藏譽為「臺灣蕃界調查第一人」的森丑之助（1877〜1926），以及作為戰後60年代投身「民歌採集運動」的先行者、首次進入賽夏族部落採集矮靈祭音樂的民間音樂學者李哲洋（1934〜1990），兩人彼此之間相隔超過半世紀，卻有著極為相似的人生際遇與人格精神。
在各自的研究領域，森丑之助和李哲洋兩人都是天生具有「探險家」氣質的田野工作者，亦為熟悉台灣山林地理形勢的「登山高手」。
森丑之助嘗言：「我出生入死於蕃地，努力採集了學術資料，素來是抱著有功則讓給人家，有過自己負責的態度。」李哲洋也曾說過：「由於我的青年時期生涯坎坷，屢遭打擊仍然自強不息，所以故作樂觀，任何打擊自然難不倒我，因為我已懂得訣竅，只要腳踏實地、步步為營，即可排除萬難。」
森丑之助16歲時（1893）便從唸了一年的「九州長崎商業學校」輟學，自此離家出走、浪跡天涯。李哲洋則是17歲時（1951）因受到父親白色恐怖事件牽連，而被迫從當時僅僅念了一年的「省立臺北師範音樂科」退學。兩人皆未曾擁有學院體制內的正式學位，終其一生成為「無學歷」的自學者。但他們卻都擁有過人的毅力與極度認真的自學精神，最終使其調查成果超越了同時代高學歷的研究學者。
由於沒有正式學歷，使得森丑之助經常受到官方與學界的不公平待遇。當時日本的學術界常常將他的調查成果引為己用，卻往往吝於給他應有的協助與評價，以致他長年以來不僅被日本學界所遺忘，同時也被台灣人遺忘。
而向來好學的李哲洋雖未能完成音樂科班學業，但在其強烈求知慾的驅使下，透過大量買書閱讀來充實自己，加上多方面的興趣，遂養成了熱衷收集資料文獻的習慣，舉凡音樂教育、作曲理論、樂評隨筆、民歌採集、童謠研究、民俗學、人類學等都有相當程度的涉獵，形成了他思想上較廣的視野面向。但因受到學歷的限制，以及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被列入政治黑名單的影響，導致他從事民歌採集調查研究的話語權和相關論述，多年來一直都被主流學界排擠、邊緣化，甚至在日後諸多的媒體報導當中被「隱形」。
超越體制內的學者，擁有更寬廣的視野格局
回溯日治初期，當時一般人都認為台灣原住民是野蠻人，凶惡可怕，殖民政府以統治為目的，必然要以征服或教化的方式來對待原住民。但森丑之助卻認為這些原住民天性善良純樸，只是受到外力的入侵、掠奪的緣故，因此才讓他們不得不以暴力對抗。森丑之助強調：這些原住民並非冥頑不靈之徒，只要對他們有正確的瞭解和尊重，其實是很容易溝通協調的。
及至戰後60年代，台灣社會掌握「學術話語權」的音樂學者（主要包括史惟亮、許常惠）對於採集台灣民歌的想像，乃是由中華民族本位出發，因此他們一方面在鄉野民間採集本土民歌，另一方面卻對當時許多翻唱自日本的台語流行歌曲──尤其當中所呈現的日本元素──滿是鄙夷，並提出嚴厲批判。
然而，同為民歌採集運動早期成員的李哲洋則認為，日本元素也是台灣歷史的痕跡，是台灣歌唱文化多元性的表徵，不應被排斥，應同樣納入採集。在他心中，「俗（民）謠是小社會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則是大社會的俗謠」，兩者並非涇渭分明的存在。
如今回頭重看他們當年各自生活的時代，森丑之助和李哲洋簡直就像是大膽前衛的先驅者，無論思想或格局皆遠超過當時學院體制內一般學者們的視野。
由於投海自殺之故（當時日本社會普遍認為，非正當理由的自殺乃是不光彩的行為，甚至就連家人都不願提起他的往事），長年被世人所遺忘的森丑之助，在他過世之後74年，才得到台灣學者楊南郡花費多年蒐集他散佚各處的資料，編撰完成日本、台灣兩地第一本講述森丑之助的研究專書《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遠流出版，2000），令其生平事蹟重現於世人眼前。
無獨有偶，一向熱愛廣泛閱讀、在朋友眼中堪稱博學多聞的李哲洋，也是直到他過世32年後，方由筆者得此緣份，協助其後代家屬編纂完成他生前未能出版的第一部音樂文集《李哲洋談樂錄》（艾巴克影像體有限公司出版，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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