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我從2002年秋季正式進入大學任教，同時也開始學術研究生涯，至今20年。人生中沒有太多個20年，但是──這絕非謙遜之詞──我從不敢奢言自己有多了解大學和學術界的生態和運作法則，或者不管是檯面上或檯面下的（潛）規則。用精神分析的語彙來說，我並不認為自己站在「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或「理應知道的主體」（the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的位置。
所以當我從盈勛老師那裡知道這個寫作計劃的時候，我在興奮之外（我總是樂於分享我有限的知識與經驗）也感到些許躊躇，不確定自己能寫出什麼對於誰「有用的」知識、經驗或建議。我甚至不確定對象（也就是潛在的讀者）是誰。
最後，我決定用比較個人式、帶點自傳色彩的方式來寫這篇文章，敘述我從博士論文研究階段到畢業找教職、正式開始大學教職和學術研究工作，一路到現在的點點滴滴。我會從我個人有限的經驗和視角，試圖描繪學術研究的圖像，當然也包括那些細微而複雜的感受。
至於個人和自傳式的敘述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義，適用於有志於此的年輕學者們，各位讀完這篇文章之怎麼規劃或想像自己的學術研究生涯，不是我有意和有權論斷的。羅蘭巴特和傅柯都寫過「作者已死」，我寫完之後就死了，剩下來是你們自己的事。
我的學術生涯前傳
我是俗稱的「土」博士。我當然很清楚「土」這個用語在中文的語境裡（特別又是人文學科）帶有貶抑的含義，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現實是如此，但是自己怎麼看待自己的求學經歷、自我認同和價值觀，還是有很大的差別。歧視無所不在，學術界也無法倖免，你自己如果都先內化了那種貶抑或者所謂「自我殖民」，那你就先輸一半了！
我的知識啟蒙來得非常晚，是一直到在政大就讀英語碩士班的階段，才開始會因為讀到、讀懂什麼而滿足和感動，巴赫汀、德希達、傅柯、安伯托艾科、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和各式的文學電影。我修課時有一個習慣，第一節課聽完老師介紹課程之後，馬上會到圖書館借書，開始為期末報告做一些初步的閱讀和研究。「早早鳥」（意思就是比早鳥還早的鳥）的動物習性約莫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養成，一直維持至今。
死線這種東西容易變成一種心理界線和情緒障礙，我一直相信與其讓它（像是精神分析講的「鄰人」）在那邊把你弄得鎮日心神不寧，倒不如早點開始「好好做事情」，想像跨過去之後的景色，讓它變成一種自我激勵的動力。
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文本，是我躺在床上把艾科的《玫瑰的名字》──其敘述鋪陳和知識深度都是曠世之作──當閒書看的時候，突然一個念頭跑出來：「太好看了，就寫這個吧！」然後隨手抓了幾張紙在上面寫了一些關鍵字、可以寫的議題和能用的理論，主要是傅柯、德希達和艾科自己的記號學。大方向就是談符號、話語（discourse）和知識與權力運作的糾葛，從論文題目「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我把它翻成「詮釋之競衡）就可以看出這個研究取徑。後來申請博士班時所提的研究計畫，大致上也是以碩論階段的理論架構為基礎，廣度和深度都更為扎實。
以下省略3萬字。總之，在經過一番準備之後，我進入台大外文博士班就讀，接受更具強度的知識刺激。
寫到這個環節，我一定要提一下我媽媽，我生命中最感激的一個人。我媽媽是他們那個年代（就是出生在日治時期）典型的善良而有韌性的台灣女性，小學只讀到二年級輟學，父母早亡，跟著一堆孤苦無依的兄弟姊妹努力地活下來。
我記得碩士班要畢業的時候，我媽媽問我是不是有意出國攻讀博士？她說可以拿家裡的房子去跟銀行貸款。我不可能把家裡努力了幾十年好不容易留下來避風遮雨的住宅，投注在不確定的學業，即便那是很重要的人生追求！
我滿心感激，只是淡淡地回說「不用啦，在國內唸也一樣！」當時並沒有對未來的輪廓和走向有清楚認知，只是出自孤僻的個性，不想接觸太多陌生人，也難以忍受脫離台灣味的飲食環境。也不太說得上是我「選擇」或是「被選擇」在台灣讀博士，也沒有評估國內外博士學歷對於找教職的差別（真的連想都沒想，所以我就讀博士班階段一直待在高中夜間部擔任正職英文教師兼導師，白天還兼了一堆課）。
給我最新、最酷炫的！
在台大博士班就讀的前兩年，我大約是從所上開設的課程中選擇有興趣的科目修習，包括現代主義小說、精神分析、城市與文學、班雅明與電影等等。「獨立研究」（或「專導」，就是自己決定研究領域、文本和議題，自己提課綱找老師指導）對於我往後的博士論文研究具有決定性的幫助。
我突發奇想要做當時（大約是1997～1998年）最新、最酷炫的研究。在純粹偶然的狀況下，從紀傑克（SlavojŽižek）文章裡看到「cyberpunk」這一個新奇的詞彙，於是開始了一段為期約三年的研究歷程，William Gibson、Bruce Sterling、Pat Cadigan、Neal Stephenson、cyberspace、AI、AL（artificial life）、VR、posthuman……成了我這段期間讀的想的寫的。
和當時國內外文學門的新興研究領域（生態、族裔、後殖民）相比，我所做的電腦叛客研究算是相當冷僻，很多人甚至連那是什麼都不知道，也許會有本能性的反應，問說「那和外國文學有什麼關？」
有關於外文／英語（文）研究所是什麼、應該或可以研究什麼的問題，恐怕三天三夜也談不完。簡單來說，古早以前，文學研究也許是研究作者傳記和作品背景、精讀文本、比較版本那些的，現代文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現象學與詮釋學、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酷兒研究、後人文主義等等）興起之後，文學與文化研究也涉入政治、性別、符號與再現、權力、科技、物質等各個不同議題與脈絡。換言之，重新定義、挑戰、解構或顛覆何謂文學和「文學性」，朝向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的方向。
我後來發現自己並沒有真的對電腦叛客和網路文化有那麼強烈的熱愛，但學界總是以博士論文和後來的著作來分類甚至標籤化研究者，這人是做這個那個的、專長領域是這個那個。但不可否認的是，現今人文研究的跨領域趨勢已是常態，腦神經科學、毒物、慢性病、老化、分子生物學、地質學等學科領域，都已經進入人文學領域的學術論壇和著作，就看研究者自己要如何回應，在這樣的環境中自我定位。
從我個人經驗來說，跨領域不是、也不該是像臉書特效頭貼或者穿衣服趕時髦和標榜特定風格，而是一種對他者的開放，對於陌生知識領域的探索，甚至謙卑的態度，進而改變自己所熟悉的、習慣的思維和價值觀。我一直都深信，一個人文研究者不管「專精的」（這個形容詞至今都依然是我的過敏原）領域是什麼，都需要有扎實的知識底蘊，那是一個漫長的心智勞動過程，需要拋開傲慢、自以為是的知識權威想像。
煎熬的求職過程
絕大部分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都以大學教職或學術研究機構的工作為生涯規劃的目標，但僧多粥少是常態，而且大學治理者經常設下績效指標，「介入」徵聘程序。比較常見的是先鎖定具有一定名望的外籍學者，再為他們進行「公開的」徵聘程序，個中隱含的眉角請大家自行腦補。國立大學系所開出一個職缺，30～40位競爭者不算少見，這意謂著「土博士」的機會受到更多內外因素壓縮。
20多年前當我在尋找大學教職的時候，其實機會就已經不多。即便我的博士論文做的是新興的領域研究，也有2篇頂尖期刊論文，求職資料投了30多家，大多音訊全無，只爭取到3個面試機會。在經過一番煎熬的等待，我已經著手往出版和媒體界尋找機會之際，突然得到神恩般的機會，進入淡江大學英文系任教。
我經常有機會和年輕學者談到求職的甘苦，但是其實不用親自走過這一趟的人，也都可以想像那種不確定、被拒絕、失望的煎熬。教職難尋（特別是又考慮到不同學校的勞動條件和自己的志趣）似乎已是無可否認的現實，體制上的改革也總是有時差，這的確滿殘酷的。我完全沒有資格、即使有也不認為能夠列出所有在求職面談或演講中勝出的撇步，我甚至可以篤定地說，沒有那種東西。
求職有太多決定因素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你只能就還算可以掌握的部分做最好的呈現，包括具有原創且扎實的論文發表成果、夠深入但同時也多方位的研究興趣與專長、參與學術社群、培養發表或展演的自信心和個人風采等等。這些都還只算是基本功，不是取得教職的保證。但是也不需要憤世嫉俗埋怨一切都是黑箱，別人只是運氣好，那樣想不會讓自己更好過。
我也會告訴年輕學者們，不論現實有多殘酷有多黑，都先試著不要懷疑和責怪自己，更不要輕言放棄，不如多發揮創意想像研究領域和議題，以及實現自己學術熱誠的不同方法和路徑，除了大學教職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工作選項能夠發揮所長？
蠟燭多頭燒，我的時間不是我的
我在就讀博士班階段已經習慣了繁重的工作，除了修課和論文研究之外，白天兼課，晚上在高中夜間部擔任正職的英文教師；曾經有一段時間除了固定的導師工作之外，一星期要教30節課。這對沒有什麼家世背景、能力也沒有特別突出的人來說不算什麼。
所以當朋友問起我是否還適應大學教職，我總戲謔地回答：「去過地獄的男人，到哪裡都是天堂！」個人的忍術是一回事，不可否認的，負擔繁重的大學教職和學術研究與薪資所得不成比例，再加上成堆的服務工作佔據了許多時間，整個感時間變得無比碎裂，一不留神，生活甚至生命失去合宜的節奏，身邊的同事和學界同仁身心出狀況的時有所聞。
任何在體制內的勞動與生活都必然受到「抽象時間」約束，那是許多讓體制持續運作、維持生產效益的時間計算方式和要求。「時間就是金錢」是資本主義和基督教新教倫理共謀下的一種「道德－心理－經濟」三位一體的治理技術。現代機械化工廠剛建置的時候，甚至有一些無良老闆會故意把時鐘調慢。換言之，計算和運用時間的方式脫離不了各種體制要達到的規訓目標，這樣的抽象時間經常擠壓或背離身體和生命自身的節奏規律，於是「我的時間不是我的」，時間變成一頭無法馴服、甚至是具有威脅和殺傷力的怪物。
大學裡的學術勞動者對於這樣的時間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因為時時刻刻都有各種「繳交期限」在行事曆上虎視眈眈伺機而動，讓你不敢直視：每年年底的國科會「作文比賽」、評鑑和（限期）升等、考卷和作業、自己的論文投稿……還不包括像帳單、貸款等柴米油鹽的期限。
學者也是人，同時扮演多重角色，但是大部分的學者在體制下都是「牲人」，操死不償命。阿岡本的原文是「殺而不罰，嚴禁獻祭」，意指牲人任人宰割，其生命形同毫無保護的「裸命」，同時被排除在法律和宗教範疇之外，但這種排除並沒有任何解放或自由的意義，那是一種「納入性的排除」，透過排除進行的統治。對阿岡本來說，現代國家就是一部不斷製造裸命的巨大機器。一切講究績效的大學，是不是也成了一部製造裸命的機器呢？
在大學裡的教職和學術工作似乎很難脫離體制規訓和各種時程的要求，多重身份的現實人生不也是如此？某個層面上，我們總是在各種不管是不是體制性的時刻和時程的縫隙中安身立命或尋求救贖，一種可以讓你得到片刻喘息、放鬆或沉澱，乃至於梳理雜亂的思緒，找到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我不會說這是「時間管理」，因為那不離「效率」、「產值」這些我認為在現實體制下必須被問題化的價值。許多學者也許在知識權威的光環和社會期待下，會以為自己就是人生的掌控者，一切都按照計畫進行中。我會認為這些是需要被破除的迷思，學術工作一點都不輕鬆，當大學生情緒和精神困境引起關注之際，學術工作者的身心也早已處在高風險狀態，更需要自我照料。
很多人到過很多地方旅遊，但很少或未曾走進自己的內心世界，自己成了自己的陌生人。關於這些事，我沒有什麼心靈雞湯可以分享。我只能弱弱地說，也許你的身心早已在對你傳送一些訊息，就看你有沒有接收到，接收到之後要如何回應，各種生活上的細節要如何重新配置，讓自己能以一種比較愉悅的節奏運作。
吳爾芙說，一個女人若要成為「作家」（一種象徵性的身份），必須要有「自己的房間」，那意謂著不容剝奪的獨處時間，也是身體和心靈必要的距離和自主性，雖然終究還是得面對房間外的人群和世界。也許，學術工作者的「自我照料」始於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對自己慾望的真相，面對自己到底要什麼、不要什麼，那些奢求、那些脆弱。
還能想什麼、做什麼？
錢鍾書的《圍城》有這麼一個橋段，把「圍城」當作婚姻的譬喻，城外的人死命要攻進來，城內的人想逃出去。學術生涯的點點滴滴不是我說了算，是「圍城」還是什麼，讀者自己定義和體會。
就我自己而言，我常以「不誤正業」形容自己的學術生涯。我不喜歡被固定的框架限制閱讀、研究和寫作的可能，從早期的電腦叛客、精神分析意識形態批判、生命政治、檔案與證言、附魔、黑金屬，到最近的當代精神困境（特別是倦怠）。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渥斯（William Wordsworth）在他的巨著《序曲》首卷寫道，哪怕是一片雲、一條小溪作為嚮導，他都不會迷失方向。對於學術生涯，我自我期許為浩瀚的知識宇宙中浪漫的遊牧民族，率性而為、不怕會迷失方向。
然而現實中總有些因素讓你浪漫不起來。近幾年來國內外屢屢覆誦著各種人文學科危機的論調，再加上（很抱歉我必須這麼說）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功利短視，社會輿論喜歡拿入學人數、工作機會、薪資高低等等，唱衰人文學科。
有關這個議題，我在2018年12月14日英美文學學會假台師大文學院舉辦的「臺灣英美文學研究論壇：挑戰與展望」（論壇稿收錄於《英美文學評論》38 (2021): 127-151）、2020年七月五日STS年會論壇、和我在《思想坦克》的專欄都已談過寫過，在此不再贅述。我只簡單再強調一次：「危機敘述」常常只是用來支撐體系運作、避免碰觸問題核心的意識形態話術。面對人文學科的處境或整體學術環境，我們需要的是量化和實用效益以外的思考，而不是獵巫式的嘲諷和歸罪。
對我而言，學術研究始於對自我與生命世界的體察，將心智勞動的產出傳播給知識與感性的共同體，不必然、最好也不要符合主流商業與學術市場的交換價值。我更深信一個文明成熟的社會可貴之處，在於有一群人鎮日孜孜不倦，將心力投注在一些看起來沒什麼價值的事物上，為更多未來的可能性播種。除此之外，台灣的高教環境千瘡百孔，勞動權益受到侵犯的案例時有所聞。團結是勞動者的天職，需要有更多的大學教師體認自己勞動者的身份，參與工會運作，沒事的幫有事的，有事的自己幫自己。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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