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6日，台灣政府和印度政府終於簽訂備忘錄，將以分期方式逐步引入印度移工。
台灣目前只有泰國、越南、菲律賓和印尼4個主要的移工來源國，引進印度移工有助於我國填補目前的勞動力缺口，同時也藉由增加移工來源國的方式，確保移工來源穩定。目前的國際現況，東亞包括日韓在內的各國都和台灣一樣，面臨人口降低、出生率減緩的迫切危機。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日韓等國也成為台灣在東南亞和南亞招募移工的競爭者。面對條件可能更好的勞動環境，台灣政府擴大移工來源，是理性的政策選擇。而印度移工在台灣的增加，也有助於我國政府與印度政府之間增強政策協作往來，進一步強化彼此的關係。
但，這樣充滿美意的政策，卻引發了社會的恐慌，擔心印度移工來台將會威脅到台灣女性的安全。
台灣社會對印度形成的刻板印象深植人心
我曾經旅美10年，後來又旅印8年，在美國南北地區以及印度南北（德里首都圈與浦那－孟買城市圈）都工作生活過。也由於我曾有教師身分（中學和大學），有機會由學生和同僚的互動當中，觀察不同族裔的差別，以及存在於美國及印度多族裔社會中敏感的族群關係。
同時，身為台灣人，我也可以理解在常年的媒體形塑之下，印度對大部分台灣民眾來說總有揮之不去的負面印象。對女性的不尊重以及隨意的性暴力，是其中一個最廣為流傳也最令人恐懼的印象。特別是2012年德里巴士女實習生的性侵暴力事件之後，媒體對女性被害人所遭受凌虐細節的獵奇式描述，更加深了此種恐懼。
台灣和印度之間的問題在於，兩國之間人民的交往稱不上頻密，對彼此的社會文化至感陌生。台印對彼此的形象，絕大部分是由媒體所建構的。一個在旅印台灣人間廣為流傳的笑話也描述了這樣的情況：台灣對印度感興趣的只有三種人，分別是從事電腦軟體行業的科技業者、熱衷於朝聖之旅的佛教徒、以及到印度來學瑜伽的人！
印度龐大的人口、表面上混亂無序的社會、多種多樣繁雜的族裔和文化，以及做為南方大國所面臨的公衛挑戰，讓印度有著「背包客終極挑戰」的名聲。特別是對東亞運作精密、集體主義式、族裔組成單一的社會來說，印度文化太過於眾聲喧嘩，並非每個人都能適應、都能喜歡，更遑論理解了。
作為他者的移工及其國族，以及單一面向的想像
2023年，一群年輕人在凱道上抗議引入印度移工，我也去了現場觀察。場裡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與印度人接觸的真實經驗，更遑論去過印度了。但這種由媒體敘事建構出來、對印度的刻板想像，在那天的凱道上，卻又做為頑固的主觀現實，被抗議者真切地敘述並感受著。
這種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在國家勞務市場需要輸入印度移工的時候，就很容易形成主流敘事的反抗論述。主流論述的話語也許是表面的，潛藏在論述之下的，通常是現實利益的糾葛，或是在原有體系內，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挑戰，而採取的反彈措施。
但不管如何，「印度是性暴力大國→印度男性都有潛在性暴力的嫌疑→印度男性移工在台灣會對台灣婦女造成威脅」這樣的三段論，推論過程充滿了謬誤，以及對現實情況的錯誤認知。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性暴力和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高度相關，也就是說侵犯者通常在社會結構裡具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相較於受害者而言，侵犯者擁有優勢的權力。這樣的權力結構，能非常精確地解釋發生在印度國內的性侵事件，受害者往往是社會經濟階級處於弱勢的年輕女性、缺乏支持社會網絡的女性國內移工（或是外國人），或是在種姓制度內處於低層的女性。這也是Johan Galtung所指出的：身體上的性暴力（somatic violence）的起因，最終可以追溯到具有外溢複製效應的「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但這種結構性暴力，很難複製在永遠處於客體位置、在接受國（recipient countries）內是少數的移工身上。移工來台從事工作，受到經濟誘因、法律規範以及相關政策配套的節制，客觀上來說，他們很難被放在具有權力的侵犯者位置。這樣的現實，政府和相關部會在對社會進行溝通的時候，應該明確地點出，並提出合理及客觀的論述。
種族歧視是西方的語境，還是亞洲國家「不能說的秘密」？
就民主政體而言，「國家」（State）對「社會」（Society）進行溝通與對話，是天經地義的民主程序。但現在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當政府以台灣社會慣有的、用來指涉他者的語境和語言對民眾進行溝通時，跨界轉譯卻讓台灣社會習以為常的思維，在國際語境中形成爭議。
政府的邏輯是這樣的：在必要引進印度移工的前提下，為了舒緩人民的焦慮感，第一批印度移工將以東北部7個邦（Seven Sisters；暱稱「七姐妹邦」）出身的移工為主。七姐妹邦由於鄰近西藏、緬甸，種族方面和東亞人種類似，故在印度也常被中餐館、日本料理店、以及韓國餐館聘用，以增加「異國風情」。印度東北部的人民以信仰20世紀初由美國和加拿大傳教士傳入的基督教派為主，在飲食方面食用豬肉料理以及醃製蔬菜；也由於文化的親近性，印度東北部的年輕人也比較崇尚韓國文化。
在防堵中國勢力進入印度東北部的考量之下，印度政府近年來有計畫的邀請日本政府與相關協力機構前往東北部進行開發。我國政府也透過農業合作的方式在印度種植茶葉、進行竹製品加工等商業產學活動，加強台印之間的聯繫。
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率先引進印度東北部之移工，就台灣的觀點來看合情合理，同時也有助於降低台灣民眾的疑慮。但台灣政府這樣的說明，透過社交平台的英語轉譯，在國際以及印度知識社群的脈絡中（特別是受西方教育或是在英美等國的印度裔知識分子），卻被解讀、被想像為「台灣以種族歧視的角度來篩選移工」。
從文化相對論的角度來說，如何定義種族歧視，理論上是可以討論的。但在西方普世主義的脈絡之中，種族歧視的控訴做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話語，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都有其正當性，也難以辯駁。
在東亞和南亞，以種族全稱化來指涉另一個族群個體的例子並不鮮見。中國內部其他省份對河南人的歧視、對湖南人吃辣椒火爆脾氣的描述、維吾爾族販賣昂貴的切糕訛人、網路上充斥嘲笑東北口音的段子等等，唾手可得。
如果說日、韓、中等國對異族的排斥以及不信任，是由於單一民族構成整個社會的現實所造成，那麼多民族組成的現代印度共和國，種族之間的刻板印象更是屢見不鮮。在印度，類似河南省處境的，是與尼泊爾接壤的比哈爾邦（Bihar）。比哈爾邦的人口略多於1億，由於缺乏外來投資以及工業，整體的社會經濟狀況較為嚴峻，也成為了印度內部移工流出的大國。比哈爾邦的勞動力集中在德里孟買等大都市，而其貧困以及低階勞動力的組成，也在印度不同的角落形塑了對比哈爾邦人（Biharis）的刻板印象。
根基於印度各省邦和語族集團（ethno-linguistic groups）彼此之間的刻板印象（甚或是歧視）所導致的文化及社會衝突，其強度和力度絕對不會小於印台之間、國族與國族的誤解。先前我在印度北方教書的時候，某天有位主修法律的學生來找我，描述他來自比哈爾邦的室友，並在我的面前直白地說，最近他寢室裡的東西不見了，他懷疑是他室友偷的。「那一邦來的人都是小偷跟騙子，」在我驚愕的眼神中，他繼續眉飛色舞地說下去，絲毫不以為忤。
而在印度職場的經歷，也讓我看到了很多在檯面下廣為流傳的、對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比如說，某些邦的人個性比較懶散；或是某個系裡面，來自某個邦、或某間大學的教員太多了，接下來在招聘的時候應該避開某些族裔等等的言論。
逐漸融入國際的台灣民主共同體，需要對不同文化脈絡的進一步理解
這些發生在台灣或是印度的例子，在西方的定義之下，正是不折不扣的種族歧視，甚至已經符合「課本中定義的種族歧視」（textbook racism，指的是標準、直接、赤裸的歧視）了。只是這些例子在亞洲場域，包括台、日、韓、中以及印度在內的各國，許多人都無法敏銳地意識到（lack of awareness）。這往往也是留學生，特別是年紀較長的留學生，初負笈英美時，所受到的第一個震撼教育。
從台灣人的立場來說，缺乏對種族意識的敏感認知，並非台灣人的原罪。從歷史上來說，特別是與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同樣也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相比，沒有受到英國殖民經驗影響的台灣，對南亞人種的接觸極端有限。新加坡的泰米爾印度人是社會中第三大族群；而在香港，有不少南亞人已經華人化（Sinicized）、融入社會經濟和職業的脈絡當中。現在才要開始面對南亞人種的台灣社會，會有相關的疑慮，也可以理解。
不過這次引進印度勞工所引起的文化震盪，其實提供了以華人移民為主的台灣社會一個檢視自身、同時審視對外交往策略並自我反思的機會。隨著台灣人口逐漸減少，外來國家移民落地生根、並與台灣本地人結合的情況的增加，「台灣人」做為國族建構的身份，也必須納入其他文化的想像。這些外來的文化因素，不可避免地會對現有的台灣人認同產生或多或少的挑戰。
另一方面，當愈來愈多台灣年輕一代，在中共的結構性打壓之下，開始走出國際，由不同文化系譜中形成的國際規範及論述話語，也會成為國際社會內不同社群檢視台灣的標準和尺度。這些新的文化挑戰，也會成為日漸融入國際脈絡的台灣人必須進一步學習理解的新現實。
（作者劉奇峯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執行長。旅居印度8年，曾於西高止山麓浦那市的FLAME大學社會科學系，以及德里首都圈的金德爾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擔任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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