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度居住了將近7年，在城市和鄉村都遇過曾經出國工作的印度人，也有些親近的朋友，他們的家人就是長年在國外工作的移工。我想像一個印度人要到台灣做移工的考慮和心情，可能是以下這樣的：
首先要考量的是，那裡有印度人嗎？當地人對印度人友善嗎？工作提供的薪水，多到值得離鄉背井到那裡工作嗎？印度藍領與低階白領移工數十年來大量移動到中東工作，從卡達的足球場建築工、郵輪餐廳裡的廚師到杜拜的客服中心，除了中東之外還有香港、新加坡的家務工等選擇，台灣和這些地方有什麼差異嗎？聽說台灣人多半只說中文，平日生活能夠溝通嗎？在台灣工作一年，究竟可以存到多少錢？還有，平日的飲食生活方便嗎？有當地的協會團體可以讓我參與宗教祈禱儀式嗎？如果我想在工作場所祈禱或布置小神壇，雇主會接受嗎？
自己一個人去身邊沒那麼多人去過的地方，有點讓人卻步。台灣和中國是同一個國家嗎？我可能找家族裡的堂表兄弟一起去嗎？去工作需要付給仲介多少錢？工作幾年之後我有可能升遷嗎？我可能帶著妻子家人過去一起生活嗎？我的孩子可以在那裡上學受教育、學習多元文化嗎？我打算工作幾年之後返鄉？我不在家的時候我的姊妹可以幫我照顧年邁的父母吧？海外工作不像到城市工作可以季節性返家幫助農忙，我不在家的時候，家裡的土地或者生計如何處理？
如果印度移工是女性，她可能還會想：去到海外，可能會比我待在這個封閉的小地方有更多機會吧？雖然我也不清楚那個機會是什麼，但我想出去看看，嘗試跟其他人不一樣的選擇。去台灣做家務工安全嗎？我會不會遇到男性雇主騷擾我或者性侵的問題呢？台灣聽說比印度開放，那裡的風氣應該更自由吧？有可能像浪漫的電影裡的情節，我在海外工作的時候碰巧遇到命中注定的人，與他相愛並且開啟全新的生活嗎？
印度就是「性侵大國」？
我旅居印度的前幾年，曾經寫過一系列長長的觀察和心情手記，叫做「做為一個女人，在印度」（Being a Woman in India），編輯將它分成三個部分刊出並轉載，其中一個部分就是談人身安全。在那篇文章的開頭，我描述了非東北人的印度男性如何在德里將東北女孩夜歸的生活方式歧視為妓女的行為，而讓長相類似的我受到波及。
我的朋友們在繁忙的市區商圈，曾經遇過裝做是不經意碰撞但其實是刻意碰觸女性身體的（類似日本的電車癡漢）行為；我們居住在德里期間，還發生過西方女性遊客在背包客聚集的車站空曠處被性侵的不幸事件，讓我們在出門問路時要始終對陌生人保持戒心，避免獨自跟隨不認識的人進入人跡較少的地方，一個人走在路上不論白天晚上都一定要保持警覺，因為搶劫或騷擾（有時只是騎機車經過、突然在你耳邊大吼）事件可能隨時發生。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經在面臨性騷擾時受到陌生印度男子的幫助。當時車上在我身旁裝睡的乘客一直伸出手企圖碰觸我的側胸，讓我不停在車輛行進中緊張站起，坐在單人座位上的他注意到了，並未加入其他人的竊笑，而是直接和我換了位置。他後來也未曾以此為藉口向我要求任何好處，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如果有人問我，開放印度移工到台灣是否增加了國人被印度移工性騷擾或侵犯的機率，我想首要考慮的是：台灣的環境是否容許性騷擾事件被忽視，或者縱容性侵害者只受到輕罰？因為我在印度觀察到性侵害事件會如此猖獗，就是因為性騷擾被視為調情，以及周圍人的默許，對女性行為不合理的約束（例如夜深後出門、獨行、穿著等等），讓事件被歸因為「受害人自找的」；當然，還有執法機構的腐敗。將印度和性侵畫上等號，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在印度東北待了一年多，在當地幾乎沒有聽過性侵案件，連德里、班加羅爾移居過去的大學教員都常說，你們在古哈提（Guwahati 印度東北阿薩姆省的大城市）街頭完全不需要擔心過去在其他印度城市會遇到的女性人身安全問題，事實證明也是如此。往更東北以當地原住民（部落民）為主的省分，近半數接受基督教信仰，生活方式相比之下更西化、部落間守望相助的風氣更盛。在某些以母系社會為主的省分，單獨擁有家族土地繼承權的女性受敬重的程度、以及女性領導人的風格氣質，更是我過去在印度從未見過的。
引入印度移工：種族和國籍，都無法代表犯罪率
在門巴部落（Mon Pa）一年一度的繞村祈禱豐收祭典，一個長髮染成深咖啡色、打扮明顯和周圍眾人不同的女孩友善地走過來，主動跟我打招呼。她說她聽說今年祭典有一個來做研究的英國博士生加入。她很驚訝我看起來是亞洲人臉孔（顯然消息有誤），但立刻溫柔大方地問我是從哪裡來的。剛把手機掉進小溪裡的我看著她和我相似的長相，羨慕地望著她穿著夾腳拖鞋就來的輕鬆雙腳，顯然比我更有走鄉間小路的本事。
我回答，我是去英國念書的台灣人。聽到台灣，她笑了一下，說自己以前在香港做家庭幫傭，她知道台灣。我和她對望了一下，心照不宣。我問她怎麼會想離開去那麼遠的地方，離開從小生長的熟悉山林？她怎麼能夠信任這之中帶她一路遷徙的仲介公司？她在香港是否遇到對她和善的雇主？她搖搖頭沒說太多細節，天真地嚼著口香糖說，她就是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接著說起香港那些令她心醉神馳、對於從小生長在台北的我來說卻再熟悉不過的都會生活。
「合約結束後我就回來了。」
我問她還會想再去嗎？她搖搖頭。
她開玩笑地說太想念家鄉新鮮乳酪做成的奶汁燉湯、母親做的炸河魚和低地阿薩姆人的名菜燉豬肉。我笑著說我也認為那些都很美味。她是代表她家今年出來扛佛經繞村祈祝豐收的孩子，我想像她未來可能會在村裡做點小生意，或者她的孩子將會聽著她年輕時的冒險故事，因此開始展開探索更大世界的旅程。
繞村的隊伍又要開始了，我們各自走回自己站定的位置，繼續跟隨團體隊伍的腳步前進。我學著其他村民，用肩上仔細包裹的佛經輕觸路旁跪著祈禱的村民頭頂，象徵無法加入辛苦步行的他們也在智慧中同在。我經常無法控制距離、敲到他們的頭，總會忍不住再出手揉一揉這些老人的頭頂，逗得旁人大笑。
當台灣政府宣布要開放印度移工的時候，我第一個擔心的其實是過去在移工的勞動、遷徙、安全和健康問題上已經累積了很多經驗和問題，印度移工這條路是否會重蹈覆轍？
最近新聞當中出現的轉述說法，令人太不忍卒睹。我寫出這些故事，提供評論、規劃或者連署反對的人們參考。種族和國籍不能代表一個人可能犯罪的機率，有如過去印度的罪犯種姓，或者殖民時期由膚色決定的社會階級那樣荒謬。勞工並不是出入境統計或者政策白皮書當中的數字，他們和她們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會恐懼也會做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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