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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護憲派的困惑和混亂:烏克蘭戰爭下,在台灣重新思考日本國憲法(二)

一味依賴右派的「台日友好」,不僅倫理方面有問題,且恐怕會損害世界各國和日本不少民眾對台灣的印象,也可能會加速日本衰敗。圖為日本民眾。 一味依賴右派的「台日友好」,不僅倫理方面有問題,且恐怕會損害世界各國和日本不少民眾對台灣的印象,也可能會加速日本衰敗。圖為日本民眾。 圖片來源:Ned Snowman/Shutterstock

日本國民決心通過正式選出的國會中的代表而行動,為了我們和我們的子孫,確保與各國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帶給我們全國的恩惠,消除因政府的行為而再次發生的戰禍,茲宣布主權屬於國民,並制定本憲法。國政源於國民的嚴肅信託,其權威來自國民,其權力由國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國民享受。這是人類普遍的原理,本憲法即以此原理為根據。凡與此相反的一切憲法、法令和詔敕,我們均將排除之。

日本國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類相互關係的崇高理想,信賴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公正與信義,決心保持我們的安全與生存。我們希望在努力維護和平,從地球上永遠消滅專制與隸屬、壓迫與偏見的國際社會中,佔有光榮的地位。我們確認,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於恐怖和貧困並在和平中生存的權利。

我們相信,任何國家都不得只顧本國而不顧他國,政治道德的法則是普遍的法則,遵守這一法則是維持本國主權並欲同他國建立對等關係的各國的責任。

日本國民誓以國家的名譽,竭盡全力以達到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

──日本國憲法前文(譯者:日本國駐華大使館)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日本政界和媒體中有時可看到一種「奇妙」論述,即「庇護普丁,批判烏克蘭有錯誤」。例如2022年11月18日媒體報導,前首相森喜朗在政治派對席上批判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只有俄羅斯的普丁總統挨批,澤倫斯基都沒被罵,這到底怎麼回事?澤倫斯基先生讓許多烏克蘭人受苦」、「日本媒體有所偏頗,都受到西方媒體的影響,讓人感覺只使用歐美的報導」、「或許(俄羅斯)會動用核武,普丁也要面子」。

除了森喜朗外,創立日本維新之會的前大阪市長橋下徹,也在網路和電視節目上再三表示:澤倫斯基該儘快停止抵抗,與普丁進行和平談判,以免造成更多民眾犧牲。此外,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在推特上屢次主張:澤倫斯基該反省曾鎮壓國內親俄派民眾,並且烏克蘭的戰爭並非為保護烏克蘭民眾,而是美國為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利益而挑釁普丁的,未來中國恐怕也會上美國的當。

為何日本部分人「庇護普丁,批判烏克蘭有錯誤」?

不用說,在日本贊同這些發言的人並不多。因為,即使烏克蘭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有許多問題,且背後有美國軍事產業的權益,但這些事情並不能正當化侵略行為。無論如何,現在世界各國人士該做的是支持遭侵略的一方,台灣海峽問題也不應該單從美國權益的角度理解。

那麼,為何他們提出此種論述呢?

森喜朗發言的背景之一其實較為單純,因為那是他參加日本維新之會鈴木宗男參議院議員所辦的政治派對時發表的意見。鈴木宗男是個長年從事對俄外交的政客,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他在媒體上再三發表庇護普丁的意見,森喜朗顯然為迎合他而有此番言論。森喜朗本來是個被稱為「失言王」的人物,或許這次發言也是未經深入思考而脫口的。

圖為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是個被稱為「失言王」的人物。圖片來源:Wikimedia

但,此論述的背後很可能還有一種日本社會中長年蔓延的風氣,即「該聽從擁有力量的人」。橋下徹的發言顯然基於這種想法。橋下從前是高利貸的顧問律師,擁有相當巧妙的辯論技術,前東京都市長石原慎太郎曾「稱讚」他「彷彿年輕時的希特勒」。2008~2015年擔任大阪府知事、市長時,橋下推行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大幅削減職員人事費、社會福利、醫療費、文化相關事業費、私立學校輔助等,且以國家主義立場加強對於學校教師的思想限制。如今,大阪維新之會在大阪地區仍擁有絕大多數議席,在眾議院日本維新之會的議席數為第三名。他的弱肉強食思想似乎仍受到相當多民眾支持。

現在不少日本民眾(尤其是年輕世代)有「不應該讓別人添麻煩,所以最好不要進行抗議」的想法。長達7年多的安倍執政時代,這種風氣變得相當強烈。去年11月中國各地掀起白紙運動,不少旅日中國人在東京進行示威時,日本網民的反應相當冷漠,寫下「不要給別人添麻煩」、「在這裡抗議沒有用,回中國再做」等留言。近年來,不少年輕世代日本民眾似乎認為,提出反對意見本身就是不對的行為,若遇到有人批判別人,他們就感受到如同自己受攻擊的情緒,不論理由為何,都厭惡在公共場所進行抗議活動的人們。森喜朗、橋下徹的烏克蘭論述,雖然未獲眾人的贊同,但他們發言的背後確實有著這種風氣。

日本「和平思想」的碎片

但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那些人士的論述中似乎混入了二戰後日本「和平思想」的碎片。

鳩山由紀夫是個鴿派政客,從前他擔任首相時,呼籲「東亞共同體」,企圖讓日本擺脫對美全面服從體制,結果遭官僚系統、媒體的露骨攻擊而被逼迫下台,因此我們較能理解,他為何批判美國為牽制俄國而援助烏克蘭。反觀森喜朗與橋下徹二人,一直以來皆將對美服從體制視為理所當然,且呼籲修改戰後憲法。

事實上,森喜朗發言的背後,顯然還有二戰後日本右派政客長期對美國懷有的一種充滿矛盾的委屈,亦即:他們雖然藉由對美全面服從,鞏固國內權力基礎,但另一方面,心裡又對美國抱有反感。這種心理,其實與二戰後日本許多和平主義者的反美情緒有共通之處。

而至於橋下徹,其發言內容事實上是要求烏克蘭盡快投降,乍看之下是與「非暴力主義」相似的想法。這種論述的背後,其實有二戰後日本的歷史記憶,亦即從前日本投降後,美國的佔領政策較為「寬大」,後來更在東西冷戰結構下獲得和平社會和經濟繁榮。二戰後許多日本民眾有這種意識,不僅護憲、和平主義者們,甚至橋下徹那種鷹派人士,也在不知不覺中擁有同樣的思想,因而在烏克蘭戰爭時形成上述那種言論。

「不可以讓日本捲入戰爭」

近來,日本言論界中確實發生這種混亂。但與右派比起,混亂程度更加嚴重的是一直以來呼籲和平主義的護憲派。

二戰後許多日本知識分子有一種傾向,即由於反對戰爭,試圖將所有的「戰爭正義」相對化,鳩山由紀夫的論述算是其中的典型。然而,這種言論的問題是,雖然原理上有「正確」的一面,但將俄國單方面侵略鄰國的戰爭責任相對化。就被侵略的民眾而言,這種論述不切實際,而且不負責任。

俄軍發動侵略戰爭時,在日本有部分人士提及「非暴力抵抗」,表示烏克蘭不應該以武力應付俄軍。我個人認為,甘地、金恩、曼德拉的抵抗運動確實有極為偉大的意義,為對抗俄軍的侵略,此方法說不定有效。但與武力抵抗相比,此方法需要更強大的勇氣、覺悟、智慧,若呼籲此方法的人自身實行它,肯定會引起世界各地民眾的支持,且於世界史上留下莫大意義,不過,若自身處於安全地帶、卻要求別人採取此種方法,不可能獲得眾人的共感。

至於台灣海峽問題,就日本和平主義者們而言,由於與日本國憲法第9條和自衛隊的問題之間有密切關係,這更是令人頭痛的問題。

岸田文雄的內閣加強國防支出,引起日本民眾反彈。圖片來源:lev radin/Shutterstock

去年12月,岸田文雄內閣表示,政府計畫2023年度起5年,防衛經費總額將達43兆日圓,以建構能夠攻擊敵方飛彈發射據點的「反擊能力」。從前日本政府始終將防衛經費限制在GDP的1%左右,但據此計畫,2027年度將高達2%。朝日新聞於12月17、18日進行輿論調查,67%的民眾反對為購買導彈、戰機發行國債。

岸田的防衛費倍增計畫遭到相當多民眾反對,內閣支持率降至僅20幾%,連在自民黨黨內都受到批判。因為此計畫不免造成大規模增稅和發行國債,且大部分經費用來向美國購買大量過時武器,不但無法刺激國內經濟,在通貨膨脹和物價上升相當嚴重的現況下,必定給予民眾生活相當嚴重的打擊,恐怕將徹底破壞日本經濟。

不僅如此,不少軍事、國際政治專家表示,即使須加強國防,但此計畫欠缺實際內容的考量,大幅增加經費的數字,也不一定能強化實際的國防力量。政治學者遠藤乾表示:近來日本的國防環境進入了嚴峻局面,應該加強軍備,但日本政府的反擊能力計畫無法發揮嚇阻功能。即使擁有1,000枚普通飛彈,也難以準確地攻擊敵方的移動式飛彈,僅能破壞滑行道、稍微拖延時間而已,不只無法牽制對方,反而會提高其警戒,引起無限制的軍備競爭。

此計畫不僅欠缺軍事、經濟合理性,也明顯違背二戰後日本的「專守防衛」原則,並且背後似乎有美方的單方面要求,因此許多人以「護憲」、「和平」以及「愛國」的觀點表示反對。事實上,我自己也無法贊成岸田內閣的計畫,但問題是,部分護憲派人士對這次計畫提出反對意見時,使用「日本不應該為他國的方便被捲入戰爭」的邏輯。意思就是說,台海危機畢竟是中、台、美三方的問題,作為和平國家日本不應該捲入。

無法忽視的是,此論述似乎象徵著二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的侷限。雖然日本國憲法前言明確地宣言「我們希望在努力維護和平……我們確認,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於恐怖和貧困並在和平中生存的權利」,不過大部分的日本選民只將此憲法精神籠統理解為「不可以讓日本捲入戰爭」,幾乎沒有為創造國際和平付出積極且具體的努力,也沒有思考該如何實現憲法的普遍理念。最近日本言論界的「混亂」,似乎起因於此種背景。

改憲派也有各方角力

在此狀況下,近來台灣有民眾表示,希望日本修改和平憲法,可以為保衛台灣出兵。以此為背景,民進黨政權試圖加強與日本極右派政權的關係。

作為居住台灣十幾年的日籍人士,我並非無法理解這種情緒。若日本國憲法的理念只不過是「不想被捲入別人的戰爭」,面臨國家存亡危機的鄰國民眾對此恐怕難以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非軍事化確實有莫大意義,假若沒有和平憲法,冷戰時期遠東地區的軍事緊張必定變得更嚴峻。不過許多日本民眾忽略,付出代價的是台灣、南韓、沖繩民眾,那些地區被軍事獨裁政權統治、或被逼迫接受大量美軍基地。因此,我無法單方面批判台灣政府願意接近日本「改憲(修憲)派」。

圖為二戰中的大日本帝國陸軍士兵。圖片來源:Wikipedia

但我仍然希望台灣民眾能理解,日本的改憲派並非單一勢力,而其中包含許多不同意見,並且目前在自民黨裡擁有最大影響力的改憲派,不僅主張廢棄二戰後的「專守防衛」,連立憲主義和議會民主主義本身都企圖消滅。2012年自民黨所提出的修憲草案中,此意圖相當明顯。

就憲法學的基本概念而言,近代憲法的主體就是人民。與約束人民行動的刑法、民法等不同,制定憲法的目的在於為保護人民的自然權利(天賦人權)而控制國家權力,並非國家命令人民,也非強迫特定的道德觀念。因此,二戰後所制定的「日本國憲法」中,主權者就是日本國民,天皇則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並且將人民的基本人權規定為「不可侵犯的永久權利」。再加上,憲法前文將「主權在民」原則規定為「人類普遍的原理,本憲法即以此原理為根據」,也就是說,這部憲法並非立足於狹隘自私的民族主義,而是標舉一種普世主義。

不過,自民黨憲法草案中,民族主義、復古主義色彩相當明顯,其前文自「日本國擁有長久歷史與固有文化,擁戴作為國民統合象徵的天皇」開始,還含有「日本國民以自尊和氣概保衛國家和鄉土,尊重基本人權,尊敬和諧,家庭和整個社會的成員互相協助而形成國家。我們尊重自由和規律,保持著美麗國土和自然環境……」這種對人民命令的言詞。

正文中,輕視自然人權論且讓國家優先於個人的傾向更加顯著,例如現行憲法中天皇是個「象徵」,但自民黨草案中將其改為「元首」;將「全體國民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改為「全體國民都作為人而受到尊重」;「國民不得濫用此種自由與權利,而應經常負起用以增進公共福利的責任」改寫為「國民不得濫用此種自由與權利,而應自知自由與權力伴隨責任及義務,不得違反公益及公共秩序」;將日章旗和君之代作為國旗國歌,並規定「日本國民必須尊重國旗及國歌」等等。

總體而言,此草案中,國家命令人民愛國家,且限制人民的思想自由;不承認人民作為「個人」存在;否定天賦人權論,且與人民的福利相比,更重視國家所指定的「秩序」。由於如此,不少憲法學者指出,此草案完全脫離近代憲法的原理,不但令人彷彿回到大日本帝國憲法,也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似。

自民黨修憲草案中最可怕的是稱之為「緊急事態條項」的項目。據此項目,內閣判斷武力攻擊、內亂、大規模災害等緊急事態發生時,首相即可得到超越國會、司法的權限。有些讀者也許會認為,現在許多國家的憲法有類似的規定,但這些國家仍然十分嚴格地限制發動條件,並非賦予政府不受拘束的權限。而自民黨修憲草案的緊急事態條項,事實上可給予首相獨裁權,如同「德國1933年授權法」。若此修憲草案實現,現在日本的「自由」、「民主」會完全消失。

昭和天皇簽署《日本國憲法》。圖片來源:Wikipedia

不僅「台日友好」,更要打造世界永久的和平

事實上,我認為,若日本民眾真的願意,可以討論是否修改日本國憲法第9條。但若讓現在的自民黨主流派玩弄憲法,其後果很可能是遠東地區出現另一個極權國家。

也許有讀者認為,就算日本變成極權國家,那也是日本人自己的問題,只要不侵略台灣,我們就不會在意,還是喜歡到日本去玩。此想法也許有一番道理。然而我們該想像,現在日本已不再能採取以單純勞動、集體主義為主的高度經濟時代產業結構,在全球化時代下,必須靠擁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自由開闊的創意力之民眾力量來振興新一代產業,以對抗開發中國家的大量廉價勞力。近幾十年來日本經濟不斷衰敗的理由,正是因為高度經濟成長結束後,無法擺脫舊時代的經濟社會結構。若日本社會完全失去自由民主風氣,經濟衰敗情形必定變得更加嚴重。日本的國家力量大幅衰退,於國際社會中對台灣會有何種幫助呢?

我希望讀者們能理解,只重視與極右派的台日關係,有不小的風險。我並非全面否定台灣政府加強和自民黨右派之間的關係,但一味依賴他們的「台日友好」,不僅倫理方面有問題,且恐怕會損害世界各國和日本不少民眾對台灣的印象,也可能會加速日本衰敗。

去年安倍遇刺後,岸田文雄雖然繼承極右路線,但目前清和會(安倍派)沒什麼人才足以承擔領導派閥,面臨分裂、衰退危機。日本政治已進入了一大變革期,無法預測未來往何處走。因此,台灣雖然不須放棄與日本極右派的關係,但另一方面也應當與自民黨內穩健派、在野黨以及各種民間團體、人士建立關係,以加強多方面的管道,盡量分散風險。

除此之外,若台灣民眾真的重視對日關係,我希望更關注日本國憲法本來的理念。因為,本質上,日本國憲法並非只是日本國民的獨佔物,也非單純的一國和平主義,而是以國際主義為核心理念的,世界各地的民眾都能一同運用之共通財產。

如之前〈烏克蘭戰爭下,在台灣重新思考日本國憲法〉一文所述,日本國憲法不僅繼承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民主等近代日本的思想傳統,也能追溯到從前實現200多年和平的江戶幕府之統治原理。當時日本社會體制的背後有佛教、儒教這些世界宗教思想的影響。再加上,此憲法的和平主義項目直接以1920~1930年代世界各國所簽訂的「巴黎非戰公約」為範本,而巴黎非戰公約乃立基於聖皮埃爾、盧梭、康德等近代歐洲反戰思想的傳統。也就是說,日本國憲法保留了世界各地和平思想的歷史遺產,讓台灣民眾也能以其為一種武器,以追求「免於恐怖和貧困並在和平中生存的權利」。

如上所述,二戰後大部分的日本民眾幾乎沒有為創造出國際和平付出努力,但我希望目前面臨軍事威脅的台灣民眾利用且恢復日本國憲法本來的理念。我希望,所謂「台日友好」以此方向為主軸,台日民眾為打造世界永久和平並肩合作。

不過,這樣的前提是:日本民眾重新思考日本國憲法的和平理念之原貌,並且認真探討如何運用它面對烏克蘭戰爭與台灣海峽危機。

康德《永久和平論》的啟發

日本國憲法的思想背景之一,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論》(“Zum ewigen Frieden”1795)。該書中,康德提出數個人類應作為目標的理念,亦即任何國家都不應當以暴力干涉其他國家;各國常備軍須逐步完全廢除,但不排除民眾以自己的意志拿著武器對抗侵略;各國必須採用共和政治等。為達到這些目標,康德並非呼籲建立世界統一政府,而是建議打造由自由國家組成的世界國家聯邦。康德並非主張要消滅國家本身,但就一個角度而言,他試圖克服近代主權國家系統的侷限。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為參考,世界各國組織國際聯盟;二戰後則成立了聯合國。眾人知道,從前西歐列強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讓國際聯盟的理念變得形同虛設,因此無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聯合國也有許多嚴重問題,如美、俄、中、英、法這些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其他國家無法採取對五大國不利的政策。不僅如此,台灣仍無法加入聯合國,因此許多台灣民眾似乎對於現有的聯合國沒有任何幻想,反而抱有反感。

不過我還是認為,即使遠離理想,國際聯盟、聯合國的出現還算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未來要創造世界和平,仍須憑著其原本的理念打拚。現在國際社會中,台灣確實被邊緣化,面臨自由民主社會存亡的危機,但反而由於如此,台灣民眾能扮演達成康德理念的關鍵角色。因為,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論的目的之一,本來就是為了對抗專制國家的壓迫而保衛共和政治。

那麼,具體而言,台日民眾可以怎麼做呢?

希望朝向永久的和平,台日民眾可以怎麼做呢?圖為日本民眾。圖片來源:2p2play/Shutterstock

台日民眾可以怎麼做?

近來台灣海峽情勢變得相當緊張,日本媒體經常報導相關新聞,在報紙、電視節目、網站等平台上許多學者、記者討論此問題。在此狀況下,關於如何運用日本國憲法的和平理念應付台灣海峽兩岸危機,許多護憲派人士似乎感到困惑和猶豫,無法提出能讓眾人一致同意的意見,甚至有些人士表示,所謂台灣海峽危機只不過是美國軍事產業和日本右派所捏造出來的幻想,日本根本不需要軍事方面的考量,也不應該介入台海問題。

然而我認為,關於此問題,日本的護憲派應當思考:日本國憲法的終極理想就是使得世界各國放棄軍備和交戰權,但照理說,在邁向此目標的過程中若發生國際糾紛,當然無法向較弱小的一方要求放棄軍備,而必須幫忙它,且向較強大的一方要求退讓。現在亞洲國際關係中,最關鍵的是台海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並且雙方極為不對等,台灣面臨擁有巨大軍事力的一方攻擊之危機。台灣海峽一直沒有爆發全面性衝突的理由,就是除了國際經濟關係、各種民間交流、國際輿論等外,還有台灣、美國以軍事威攝牽制對方。

即使反對向美國大量購買過時武器,但日本的護憲派至少也必須先承認此道理和現實。由於亞洲近代史上,中、台、日三方間曾有侵略戰爭和殖民的過去,民眾的歷史情感相當複雜,因此台日無法建立露骨的軍事聯盟,也不應該太過煽動民眾的「愛國」情緒,以免讓情況變得更加混亂紛擾,但日方還須探討該如何在自國的「專守防衛」範圍內有效地支援台灣和國際社會,以免發生軍事衝突。

雖然如此,此方法的侷限是,雖然能拖延時間卻無法結束危機,也不能解決問題本身。由於如此,日本護憲派該負責的重要任務是,主動以日本國憲法的理念與糾紛當事人中強大的一方──中國的政府、民眾──進行和平交涉。

請不要誤會,我並非認為只要談談就能改變軍事大國的想法。那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和許多民眾不可能被這種「理想論」乖乖地說服。人類社會本來就極為複雜,並非只要某些人試圖改變就能往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前行。或許,即便付出任何努力,也無法避免發生災難。不過,為盡量減少有可能發生的悲劇、且能讓人類往「希望」的方向走,我們還得藉由各種各樣的機會、手段、管道向強大國家的民眾轉達人權、自由、民主、和平、公正、平等的理念。若完全放棄踏踏實實地播種的努力,萬一發生不該發生的事態,以後人類還會重複同樣的錯誤,永遠無法進步。

不僅如此,雖然人類無法隨心所欲地改變社會,但若耐心地繼續播種,未來「希望」說不定在出乎意料的地方發芽。即使看來像是堅固無比,但既然是人類所打造的,任何國家體制不可能永遠維持現狀。

我們必須從此意義上重新思考日本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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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教授。197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現居台中。著有《「国文学」の思想:その繁栄と終焉》、《リービ英雄:「鄙」の言葉としての日本語》、《「国文学」の戦後空間:大東亜共栄圏から冷戦へ》、《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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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教授。197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現居台中。著有《「国文学」の思想:その繁栄と終焉》、《リービ英雄:「鄙」の言葉としての日本語》、《「国文学」の戦後空間:大東亜共栄圏から冷戦へ》、《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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