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專欄中，我們曾討論過：現今台灣民眾雖經常運用日本相關形象，作為促使消費行動的手段或尋找台灣國族認同的線索，但卻往往忽略「戰後」因素。
台灣社會中充滿的「日本」，除了武士道等刻板印象中的傳統文化外，大多由當代次文化、觀光資訊以及日據時代意象構成，但往往欠缺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的視角，特別是所謂「戰後民主主義」。
其原因一半在於日方，因為二戰後日本的左派、自由主義者大多忽略台灣。不過，絕非右派以外的任何團體、人物，都不關心戒嚴下的台灣民眾。例如二戰後日本文壇的暢銷作家丸谷才一（1925～2012），就曾以長篇小說《假聲低唱君之代》（1982）描寫1970年代旅日台獨運動家和日方主角的交流。
國家是什麼？戰後民主主義的思考
《假聲低唱君之代》這部小說內容大多由眾多登場人物之間的思想對話構成。主角梨田雄吉是個畫商，幼時曾讀過陸軍士官學校，但對日本陸軍的精神主義和不合理性感到失望，因而轉學到舊制高校文科，結果二戰時作為一般士兵從軍，飽嚐辛酸。這樣的人生經驗使他不僅徹底厭惡二戰前極權的日本，連對「國家」本身也產生懷疑。他再三與朋友們說：日本從未存在過奠基於公民社會的近代國家，且國家本來就是人類所營造出的虛構物。不過，梨田並非單純否定國家的存在，而是從心底同情傾盡全力創立「台灣民主共和國」的摯友洪圭樹，因為國民政府的獨裁體制，使他想起他在日本親自經歷過的極權體制。
另一個主角洪圭樹是個旅日台獨運動家，他平常在日本經營超市，卻成為首位從日本大學畢業而就任台灣民主共和國總統的人。事實上，洪的原型就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旅日台獨運動家廖文毅（1910-1986），此部小說中的故事也基於1965年廖文毅返台投降的歷史事件。有趣的是，洪圭樹雖然熱心批判國民黨鎮壓台灣人的自由獨立，並解釋台灣人本來就是和中國人不同的民族，卻對梨田坦白說出「國家其實是個虛構」。洪圭樹認為，即使是虛構，但國家卻還是台灣民眾渴望的，未來該建構出來的東西。
經過與眾多登場人物之間的對話以及洪圭樹返台事件的糾紛之後，梨田最後得到一個答案：雖然國家是一種虛構，但既然無法勾勒出能取代近代國家的社會藍圖，目前只能依靠西洋式的民主體制。從前日本帝國以「亞細亞盟主」、「八紘一宇」等特定的意識形態擺布人民，但西洋式近代民主主義能容納多元意見，也能夠稍微約束國家暴力。梨田表示，國家不應該表揚特定的「目的」，而必須「不過是存在著」。
關於《假聲低唱君之代》，我曾在拙作《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台北：游擊文化出版，2020）一書中探討過。我之所以關注這部小說，是因為丸谷才一書寫台灣的理由，並非讚美日本統治台灣，也不是單純「反省」殖民主義，而是在於探討「國家為何而存在」、「民主主義到底是什麼」等普遍問題。更進一步說，由於是在台灣問題的觸動下書寫出來的小說，我們也許能藉此思考「現在的台灣該如何運用戰後日本的思想經驗」。
這部小說中到處都可看見令人聯想到戰後民主主義的意象。各式各樣的登場人物申論各自不同的國家論，作品結構本身也反映出作者丸谷本人的國家理想，亦即國家不可以強迫民眾接受特定的意識形態，而是應當提供一個能夠讓民眾自由交換言論的中立平台。此理想的背後，顯然有著對二戰時軍國主義的痛恨和反省。
過往日本的超國家主義
如眾人所知，除了丸谷才一和小說主角梨田雄吉外，二戰後日本許多知識分子也以戰爭經驗和對極權體制的反省為背景探討「民主」和「國家」。其代表人物無疑是丸山真男（1914-1996）。他是個常被稱為「戰後民主主義冠軍」的政治學者，若要談日本戰後民主主義，那麼必須提及他的思想。而且，我認為，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與《假聲低唱君之代》中丸谷才一所展開的國家論之間有著共通之處，亦即「國家就是被製作出來的」、「近代國家應當是個中立平台，不應該強迫接受人民特定的道德價值」這種想法。
日本戰敗後不久，於1946年丸山真男發表了〈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一文，該文犀利地分析軍國日本的「超國家主義」（ultra nationalism）精神形態，讓他一躍而成風雲人物。
丸山在文中表示，日本軍國主義者們幾乎欠缺有意志地發動戰爭的主體性和責任意識，在戰犯法庭中，與充滿自信地哄笑的德國納粹戰犯不同，他們呈現出十分懦弱的模樣，有的人臉色蒼白，有的人哭泣。丸山表示，這種情形的原因在於明治時代以後日本的國家體制。近代歐洲的「中性國家」對於真理、道德等內容價值採取中立立場，但在日本，國家不僅擁有政治權力，也充當一切真善美價值的來源，而都忽略了人民的內心和自由主體。
在這種體制下，軍國主義者們的權力支配，乃是基於作為終極價值的天皇及對他的「近接」意識，而非他們自身的主體性，因此一旦從此種權威系統中被放逐，他們就變成十分懦弱的存在。並且，由於自由的主體意識不存在，在軍隊裡士兵們無法以個人良心限制自己的行動，總是端視上級的約束，於是發生「壓迫的轉移」現象，亦即將由上而來的壓迫感，任意向下發洩，層遞轉移。
丸山表示，二戰時日本軍人在亞洲各地的殘暴行為之背後，有著這種原理。在國內雖只不過是卑賤的百姓，但一旦變成皇軍，就能與最高價值接相連，得到無限優越地位。不僅如此，昭和天皇本人也不算自由主體。天皇所體現的最高價值都來自於「萬世一系之皇統」，他只不過是以「皇祖皇宗之遺訓」統治國家而已。
此「不負責任結構」論述，明顯是來自於丸山自身的戰爭經驗。他藉由批判且反省從前日本的超國家主義，摸索未來日本社會該前進的方向。為此，他經常提及近代歐洲的中性國家、公民社會、自由的個人主體等等概念，將它視為戰後日本民主社會理應具備的條件。不僅丸山真男，當時日本許多知識分子也重視「近代」、「個人」等概念，呼籲日本應擺脫從前的軍國主義和極權體制，實現富有自由主體性的近代民主社會。
丸山並非日本戰敗後突然開展這種論述，早在二戰時他書寫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出版）一書中，就可看到暗中批判日本極權主義的邏輯。此書中，丸山詳細探討江戶時代日本學者們的思想，尋找其中暗藏的「近代」因素，並探索前近代封建體制如何逐漸解體。丸山表示，作為江戶幕府官學的朱子學，本來就將儒學的道德價值和以它為基礎的社會秩序視作一種無法改變的「自然」，但17～18世紀的儒學者荻生徂徠，卻將儒學思想中的「道」視為古代聖人所製作的「作為」（刻意營造出來的事物），此想法算是近代性政治思想的濫觴。
也就是說，二戰時丸山在軍國體制下暗中主張，即使極權體制看來多麼堅固，但既然是人類所製作的人工制度，本來就暗藏著能改變的可能性。丸山暗示著，日本軍國主義並非自然存在的永續性體制，而是總有一天能以有意志的近代性政治主體使之解體，並且重新建構出藉由公民不斷選擇和參與所經營的近代民主國家。
官僚的「不負責任結構」：沒有人以個人主體承擔責任
現在看來，丸山的論述中西歐中心主義十分明顯，將西歐近代國家和個人主義太過理想化，甚至「美化」納粹，我們無法全面贊成他。近代西歐的「中性國家」和毫不受束縛的個人主體，可能也算是只在理念中才能存在的抽象概念，就如後來後現代主義者們所述。「壓迫的轉移」也不一定是日本獨特的現象，而可能是許多國家中普遍存在著的。
但，發生了311大地震、福島核災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後，許多日本人認為，雖然現在天皇已經不再是一切權威的來源，但日本社會似乎仍留下某種「不負責任結構」。因為，即便政治和官僚系統的失敗造成了莫大災害，但沒有人負責任，前世紀末的社會經濟系統和相關政策持續散漫地存在著。
〈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發表的3年後，丸山真男在〈軍國統治者的精神狀態〉（1949）此一論文中分析，日本軍國統治者們非常在意官僚機構中的「權限」，戰犯審判時都解釋自己只是實行職責而已，幾乎欠缺發動戰爭的主體性責任意識。連昭和天皇也堅守「擬似」立憲制君主的「權限」，一直到戰敗前夕，都不敢以主體意志下政治判斷。因此，沒有人以個人主體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丸山表示，一般而言，只有強大的君主、政治家以及以足夠強大的民主主義為背景的議會才能控制這種官僚機構的「不負責任結構」，但日本帝國卻欠缺這種因素。
而現在日本社會中，執政黨政客已變成了政界、官僚、大企業互相勾結的系統零件，而且許多日本民眾也對政治毫不關心，幾乎放棄了作為主權者的主體性，因此沒有人能牽制行政官僚的「不負責任結構」，最近日本統治機構經常產生嚴重失誤的原因很可能在於此。不僅如此，近年來日本自民黨一直企圖放棄「中性國家」，想要恢復大日本帝國。例如2012年自民黨所提出的修憲草案中，復古主義和極權主義色彩十分明顯。由於規定國家優先於人民，因此不少學者們指出，此憲法草案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相似。關於此草案，將另找機會詳細探討。
為反思近年來許多民眾的政治意識明顯降低且民主主義面臨危機的日本社會中，丸山的問題意識尚未失去實際的生命力。
日本戰後民主主義，是思考「國家」、「民主」的參照
不僅如此，藉丸山的理論探討台灣歷史可能也有貢獻。二戰前，在日本「內地」總是被壓迫的民眾，一旦渡台，就能變成較接近最高價值的支配階級，將從上而來的壓迫感轉移到台灣民眾身上。戒嚴時期國民黨的極權體制與軍國日本無法相提並論，但當時台灣確實不算是所謂的「中性國家」，在反共大中華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下，民眾的內心領域不斷被干涉，個人主體和自由思想也受控制。
我並非台灣史專家，不曉得戒嚴時期台灣有無類似於「壓迫的轉移」、「不負責任結構」的情形，但日本總體戰（total war）體制中的各種因素，必定影響到二戰後東亞各國的極權體制，因此也許需要從東亞史或世界史的角度比較、探討軍國日本和戒嚴時期的台灣。
雖然如此，從台灣民眾的角度而言，丸山真男的思想確實有著很大的問題。因為，他幾乎沒提及台灣。丸山曾解釋過：「帝國主義是國族主義的發展，同時也是其否定」，這一句話確實富有啟發性，現在不少台灣史學者也在探討近代殖民主義時提及此看法。然而，丸山未曾具體探討台灣、朝鮮、滿州、南太平洋諸島等的問題。可以說，與當時日本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丸山確實也較為忽略前殖民地的問題。
從此角度來看，《假聲低唱君之代》這部小說的歷史意義較為明顯。因為，丸谷才一以二戰後國民黨獨裁下的台灣為思想媒介，展開與丸山真男相似的民主主義思想。如前所述，丸山真男和丸谷才一這兩位戰後民主主義者的共通思想就是：國家並非自然存在，而是該以自己的主體意志打造出來的「虛構」（大約等同於「作為」），並且國家應當是種中立平台，不可以強迫民眾擁有單一思想。他們都認為，國家必須保證自由且多元的思想言論，這才是民主社會的基本條件。丸山真男通過自己的戰爭體驗思考此問題；丸谷才一則是除了戰爭體驗外，也將戒嚴時期台灣作為思想資源，反思類似的問題。
事實上，來台灣以後，我個人時常感受到丸山、丸谷的思想帶有某種濃郁的真實感。
現在日本，許多民眾籠統以為「日本」這個國家是和空氣一樣理所當然地存在的，也很少意識到，「民主主義」就是平時人民不斷主動參與才能維持的，十分易壞的制度。其原因很可能是，現在國際社會中日本國的地位較為穩定，並且人們大多欠缺「民主主義是日本民眾靠自己所爭取的寶物」這種自覺。但是，從客觀而言，戰後民主主義並非只不過是美軍「賜下」的被動性禮物。戰後民主主義並非美軍單方面強迫日方的，而是當時日本民眾熱烈歡迎的，且其源流其實也能溯流而上到明治時代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時代護憲運動、民本主義、國際協調主義等等。因此，雖然戰敗後不久時日本民眾的政治意識較為旺盛，但隨著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記憶風化，民主意識也逐漸降低，如今平常生活中人們也總是迴避觸及政治相關話題。
反觀台灣，由於現在國際地位十分不穩，因此民眾不得不強烈意識到，「國家」並非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得靠自己主動打造出的建築物，「民主主義」也並非和空氣、水一樣存在的環境，而是須靠自己不斷保護下去的作品。與日本比起來，台灣民眾對政治、民主的意識確實更加強烈，公民社會中各式各樣的族群、政治思想公然交錯，生活空間中自由討論政治相關議題是到處可見的日常風景。從此角度而言，和現在的日本比起來，現在台灣社會也許較接近戰後民主主義者們所勾勒的近代公民社會之理想。
由於親自經歷過軍國主義和極權體制，於1940年代末至50年代，對日本民眾而言，民主主義就是何時被奪去也不令人感到意外的，十分脆弱的珍寶。而且，由於戰敗後日本處於美國和聯合國的佔領之下，因此如何實現真正的獨立且重建新的日本，就是一個帶有濃厚真實感的重要議題。而直到1970年代末，經過高度經濟成長，許多日本民眾已經淡忘了「國家」、「民主」並非自然而然存在的，在這種時代下，丸谷才一嘗試藉由以處於戒嚴下的台灣為題材，重新思考國家和民主，以提醒日本讀者們。
而現在的台灣，對戒嚴時期極權體制的記憶還相當鮮明，也不斷受到北京政府的露骨壓力，如何保護且維持民主主義是燃眉之急的課題。我認為，在這種環境下，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思想遺產對思考台灣民主，必定能做出某種貢獻。我不敢說不要玩弄「武士道精神」、「職人魂」，也不會否定懷念日據時代的事物，但還是認為，若台灣民眾願意為保衛民主參照日本文化，那麼丸山真男、丸谷才一等人的思想，確實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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