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一詞源自千年以前的古希臘語「στίγμα」（stigma），原意是「刺」或「印記」，在拉丁文中指的是「標記」或「污點」。這樣的詞彙在歷史上常被用以劃分「我們」與「他者」，區隔「乾淨」與「骯髒」、「忠誠」與「可疑」。千年之後，這樣的標記機制依然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它正發生在台灣社會之中，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是中國婚姻移民的子女，是在台灣生活、熱愛這塊土地的青年。我們觀察到，從2024年「中配歸化6年改4年」的修法爭議，到2025年3月「亞亞事件」引爆的輿論風波，台灣社會瀰漫著一股對中國的恐懼。這股無處宣洩的恐懼，逐漸轉化為一種對內尋找「替罪羔羊」的社會現象。民眾關於國安的焦慮擴張成社會性的排斥與仇視，而我們與我們母親的中國移民身分成為遭受質疑與攻擊的靶心。
作為台灣青年，我們理解社會對中國的警戒與疑慮，更是認同國家安全的討論十分重要。然而，我們的另一個身分──移民二代青年──卻讓我們在這場集體情緒中，感受到格外沉重的壓力與尷尬。那些本該討論制度、法律、外交與安全的辯論，卻一次次偏離軌道，轉向對中國新住民及其子女的仇恨與污名化。或許，這些污名存在很久了，只是近期的事件讓它浮上檯面。
當「獵殺中配」成為輿論的一部分
「建議立法讓台灣人合法獵殺中配」、「怎樣殺中配，先殺他們父母再殺他們親屬；先殺他們子女再殺他們鄰居......沒有無辜的共產黨員，包括他們所生的雜種」，網路上出現這樣的留言，甚至有人在底下說「同意」。
當我們讀到這些言論，震驚與恐懼難以言喻。我們知道這樣的發言來自極端份子，但也無法否認這樣的仇恨正在被滋養、被擴散。我們在新聞留言區、社群網站、論壇中看見一條又一條以血緣、國籍、族裔為理由的排斥與攻擊。而且，這些仇恨言論不只是隱匿在匿名留言區的低語，而是正大光明地在公共輿論中流通。
我們也試圖回應、做點什麼。從去年「中配歸化6年改4年」議題的事發之初，我們就寫文章釐清議題、拆解迷思（延伸閱讀：〈「中配最優待」的迷思，以及婚姻移民的人權處境：中配六改四之新二代觀點（二）〉；我們在社會議題市集中擺攤、對話、倡議，只希望讓社會看見中配群體與其子女的真實處境。然而，資訊的澄清總是趕不上謠言的擴散。亞亞事件後，我們再次感受到那股「集體定罪」的壓力，彷彿幾位中國新住民的個人行為，成為全體中國移民與中二代「罪證確鑿」的鐵錘，合理化所有歧視與排斥。
2025年2月「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有份連署建議：「建議外籍配偶制度徹底變革，改為「外籍配偶居留證制度」。連署內容充斥著對移民人權的剝奪、歧視，例如連署內容第2點：「外籍配偶應提供社群帳號之帳號及密碼供審查，若有『反民主』或『否定我國主權』之言行，不予同意」、第4點「外籍配偶應依年齡一次繳清依最低標準繳交入籍前所有健保費用、國民年金或所得稅」、第8點「外籍配偶經一審判刑確定本刑一年以上配偶簽證應取消」……儘管這些提案明顯侵害移民的基本人權，該連署提案仍在短短幾天內突破5千人支持。既是民眾對國安議題恐慌的再現，也突顯了移民背景者在這股恐慌之下艱難的處境。
浮出水面的污名與沉入水中的身份
上述來自社會的質疑與敵意，不僅止於輿論層面，實際上也深深影響中國移民子女的日常生活與身分感受。我們的生命經驗中時不時面臨「不忠誠」、「親中」、「紅色基因」的標籤。我們都曾在不同場合被質疑是否會背叛台灣，被追問立場、逼問態度：「你支持台獨嗎？」「你媽媽是中國人，你怎麼看中國政策？」我們必須比別人更努力、積極的證明立場與忠誠，深怕自己被懷疑為「中共同路人」。
俊良在某一場podcast節目，被主持人問到身分認同。不等主持人說完問題，我便著急的脫口而出：「我是台灣人！」深怕流露出一點點的遲疑，會導致對方對我產生懷疑。（主持人馬上解釋，他不是想探問我的國族認同。）依靜也曾在校園被同學問「你是中國人嗎？」語氣帶著試探與不信任。
在校園裡，我們不敢提起母親的國籍，害怕被貼上標籤。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爆發時，俊良正在就讀小學一年級。身為中國人的孩子，在這起事件中感受到來自整個社會排山倒海對中國（人）的厭惡與排斥，因此早早學會了沉默、隱藏自己的移民背景，用「裝沒事」、「不干我的事」來保護自己。但這樣的保護是殘酷的，因為它等於告訴自己：「你有問題」、「你的身分是錯的」。（延伸閱讀：〈我與我的中國媽媽：一位臺＆中二代的「去自我污名」自白〉）
隱藏自己的移民背景10幾年，直到2022年才開始與這個身分對話。在許多人的鼓勵與陪伴下，我嘗試面對自己的身分，嘗試說出自己的故事，不再將「媽媽是中國人」視為不能見人的秘密。但當我好不容易走出陰霾的時候，卻看到新的陰影籠罩了其他人。
近一年來，時不時耳聞身旁的中二代開始選擇「隱藏自己的移民背景」，甚至立誓「一輩子不再提及自己的身世」。正因為自己曾是這樣的人，所以十分同理他們的決定，更為他們的選擇感到難過。我知道這樣的選擇意味著自我否認與切割，而且往往是被社會、被大環境一步步逼出來的。我們對這樣的現象感到痛心，不禁想問：我們沒有做錯什麼，為什麼我們要背負一輩子的污名？
4年前，依靜也曾在一篇文章〈我的媽媽來自中國大陸，那個你們不喜歡的國家〉中寫下「身而為人，我很抱歉。」那句話承載著太多年來的委屈與壓抑。然而，隨著年歲增長，台灣的政治環境與國際局勢變化，似乎這個血統的「原罪」仍然等不到被洗清的那天。我們的「原罪」，不是行為、不是選擇，而是出身，是我們無法選擇的出生。
台灣社會的民主韌性與試金石
台灣社會常自豪於民主、多元與人權，但若不能接住最複雜、邊緣的群體，那這樣的民主究竟還剩下什麼？
中二代的存在，本就是對台灣民主韌性的一種考驗。我們的存在提醒社會：台灣的民主是否能區分政府與人民、能否尊重出身的多樣性、能否包容那一些複雜而非黑白分明的身分故事？
當污名不斷從過去延續到現在，當「刺與印記」的污名一再被烙在我們身上，我們只能問：這樣的民主，是不是正在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
身分本身是中性的，但會隨著歷史背景與社會氣氛，被賦予不同的意義。今天的我們，被視為「威脅」與「漏洞」，但我們只不過是想在台灣安身立命、過平凡生活的人。我們不是敵人，也不該是替代品或風險評估裡的「變數」。我們的故事，不該只存在於政策討論的邊緣，更應被納入台灣主體性的討論之中。
污名之所以可怕，不只是因為它造成痛苦，更因為它讓一整個群體被「不當地標記」，並持續遭到誤解與邊緣化。正視污名、拆解偏見、重建認同，是我們這一代中二代、移民青年、台灣青年，最真切也最必要的行動。希望不久的未來裡，每一位中二代都能不再對自己的移民背景感到焦慮，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被台灣社會所接納。
（作者劉俊良為清華大學社會所碩三學生、台灣移民青年倡議陣線協會議題組成員，李依靜為政治大學政治所碩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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