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長大，我就要回菲律賓了。」
13、14、15……或16歲吧。忘了確切是在什麼年紀，我開始意識到我來自菲律賓的母親的「有效期限」預告。
所謂有效期限不是個精準的數字，大抵是孩子能順利穿上學士服從大學畢業，若還能更好，則是等到孩子都能夠走上穩定的道路，而不必再基於經濟因素步入移動的貧困循環。母親仰望著穩定理想的日常實現於孩子身上的那一天，那將為「缺席的海外母親」這個選擇賦予合格證明，同時也為母親從理想母職崗位的卸任，提供了一個體面及能被接受的原因。
關於母親返菲的計畫，常在我高中自學時期，伴隨返校的勸諫一再被提起，無非是我作為跨國婚姻重組家庭的老么的意義。她時常說，「你是我最後一個孩子了！」以此表達她的憂慮，與待在台灣的原因。對母親而言，這個跨國婚姻重組家庭，幾乎是她與台灣的唯一紐帶，或更準確來說，這條紐帶依附於親子關係之上。而這段親子關係連同理想的母親角色，都是透過跨國間的文化脈絡共同交織而成。
大家庭的互惠關係，是彼此一輩子的內心債務
「如果沒有一個地方叫做家，我便會回到菲律賓，在那裡，我有我的房子，我有我的生活，經營一個小生意，你姊姊也會照顧我。」
在菲律賓文化中，有個深植人心的道德術語，稱之為「Utang na loob」，「Utang」意思為「債務」；「na loob」意思是「在……之中」，整個詞彙的華語翻譯可說是「內心債務」。這個字強調人們表達受到他人的恩惠，尤其著重於大家庭內的互惠關係。這樣的債務通常與生俱來，永無止盡，人們被期待將來要回報家庭的養育之恩，並對任何困境與現況保持著彈性與感激之情。因此，在菲律賓的觀念中，生活不僅僅是以個人或親子為單位，而時常是擴展至整體家族的福祉，家庭成為一切的優先順位。
1998年，母親的前任伴侶消失，由於經濟因素考量，母親成為移工，來到台灣照顧我的阿公與阿嬤。她當時分別8歲與6歲的孩子便託付給二姊凱西照顧。於是，我的跨國手足與凱西的兩個孩子一同長大，那是常見的菲律賓日常。菲律賓的姊姊曾笑著說，她自幼對家庭成員關係的混淆一直沿襲至今，她叫海外的母親為媽媽，也稱阿姨凱西為「媽媽凱西」。
在菲律賓的家庭文化中，越難以區分的關係，也似乎越證明著彼此作為親密的共同體想像。居住於台灣的我也有相似之處，小時候要填寫聯絡簿上的家庭成員表，我總對國外手足的身分感到困惑，有時將他們寫在表兄弟姊妹的欄位，有時是堂兄弟姊妹，也有時會索性放棄不寫，等到有人問及，再介紹他們是我的「哥哥」與「姊姊」，那是我最基礎的認知，然後又開始疑惑──所以我的姊姊是「親」姊姊嗎？
發芽於互惠關係的全球照護鏈：海外母親的多重道德困境
母親來台不久，便與父親步入婚姻，重心從家庭領域的照護工作轉移至傳統市場中的販賣工作，而在彼此照料的家庭網絡中，缺席的照顧者位置需要被填補，移動而成的空缺則形成內心的債務。
如同二阿姨凱西遞補了母親跨國移動後的照顧者位置，大阿姨與小阿姨也曾相繼來台，協助照顧上幼稚園以前的我。即使他們在菲律賓，都有與我年紀相仿的孩子需要照顧，可是越過了巴士海峽，照護工作一下成了能夠積累資本的有償勞動。於是，一方面基於大家庭間的互惠期待，另一方面也疊合著環境因素的經濟考量，阿姨們同樣選擇將菲律賓的孩子託付給其他親人照料，而加入一個個海外移工母親的列隊之中。來到台灣的他們既是移工，也是我的家人。隨著全球照護鏈的延伸，大家庭的親密共同體想像也隨之擴展。
Cheryll Alipio曾提及海外移工母親所必須面對的多重道德論述，首先是國家主義對海外移工作為「現代英雄」（Bagong Bayani）的經濟期待，其次是天主教語彙「烈士與殉道者」所賦予她們的崇聖價值，最後是公共輿論中對於缺席父母的道德評鑑。多重的道德論述建構並強化了以內心債務為基礎的理想母親角色。海外移工母親必須視家庭福祉為個人責任，也同時經營國家的門面形象，並發展遠距離提供照護與關愛的方法。因此，來到台灣工作的母親們（大阿姨、小阿姨、母親），透過定期匯款、視訊電話與寄送Balikbayan Box（返鄉箱）[1] ，作為缺席者的照顧參與方式，並為家族提供津貼。
至於留守菲律賓的孩子，則被期待對母親於海外打拚所創造的經濟貢獻表達感激，即便母親並非照顧自己，而是到海外照顧「遠方的家人」，可也正是所謂「家人」，沒有「他者」的跨國脈絡，反而強化了母親移動的正當性，提供了家人之間更具約束力的道德力量。
不只是代間：跨國手足之間的內心債務
「雖然經常夢見你，還是毫無頭緒，外面正在下著雨，今天是星期幾，But I don't know，你去哪裡……」
去年寒假我回到菲律賓，與許久未見的表哥（大阿姨的兒子）一同出遊，我們聊到了台灣當初紅遍東南亞的電視劇《流星花園》，我隨手播了戴佩妮的〈你要的愛〉，那是電視劇的插曲，也聊起表哥的童年。
他告訴我，當《流星花園》於東南亞竄紅的時候，正是他的母親去台灣照顧我的時期，而這部電視劇，也是年幼的他想像母親所在的台灣的方式。其實，我對於與大阿姨相處的童年並沒有太多印象，反倒是表哥能清楚地和我分享，當時回到菲律賓的大阿姨如何談起在台灣與我共處的生活回憶。那晚表哥以不帶惡意的口吻調侃道：
「她（媽媽）那時不在這裡（菲律賓），在台灣照顧你。她還說你都要別人背。在菲律賓照顧我的姐姐對我很兇，都要我自己走。」
表哥的語氣中並不帶抱怨，就如同每一次我與表姊（小阿姨的女兒）以及菲律賓哥哥姊姊們的閒話家常。儘管家庭中照護資源分配不均是檯面上的事實，但我們很少拿彼此之間的差異做比較，而總以輕鬆甚至以玩笑的方式談論。人們習慣稱這樣的生活態度為菲律賓人的「樂天民族性」，然而我會說，這是受內心債務的道德力量約束而成的「不得不的彈性」。在「大家庭」的語彙之中，個人感受往往退居後位，我們尤其傾向自我消弭一切不滿的情緒，取而代之的則是對於現況的感激之情，因家庭之名而不互相計較的道德論述，強化了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這確實有效地降低了家人之間衝突的可能，卻也同時深化了我之於跨國手足的與生俱來的愧歉感。
記得在一次從台南回到太平的假日，從市場結束魚販工作的母親坐在凳子上告訴我：「即使哪一天我離開，你也不要斷了與哥哥姊姊們的聯繫。」
最後的孩子：在有效期限內畢業
今年6月，我將從大學畢業。身邊的人通常對我提早畢業的決定感到好奇，就連母親也沒有料到我竟如此匆忙，但其實一部份的答案早已寫在她的白髮中。「我是母親最後一個孩子了。」儘管他們總要我放心，並承諾會支持我求學到底。然而，在我們的時區中，時間並不穩定，魚販的粗重工作加深了歲月的痕跡，就像沒有一個市場裡的人說得準，一條放在烈日之下的魚的真正有效日期。
坦白來說，我並不確定我的畢業究竟能夠代表多少實際意義。做為「最後的孩子」，我僅希望能抓緊母親的有效期限，讓她在離開台灣前的最後幾年，能從將近30年的理想母職角色中與我一同畢業，從身為一位現代英雄、一位烈士與殉道者、一位海外母親，或是人們口中的廖太太與廖媽媽，轉變為能夠不再以家族之名為首，而有機會以自己的名字被認識的安女士。
最後，面對母親的返菲計畫，固然不捨，但我想放過母親，同時也是放過自己。並且，在我眼中，母親的決定並不意味著她的消失，更多的是她選擇不成為一位「永恆不變的理想女性」的勇氣，我由衷地為她感到開心。
「你記得要回來菲律賓看我。」「會啦！」
（作者為台菲家庭老么，有多年吃飯吃麵經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即將畢業。）
[1] 「Balikbayan box」是海外菲律賓人寄送給菲律賓家人的包裹。「Balik」一詞代表「返回」，「bayan」則表示「國家／家鄉」。在菲律賓的文化中，這種包裹通常包著各種民生用品、衣物、禮物、巧克力、餅乾、電器設備等物件，除了它本身提供的經濟價值，同時也象徵著海外菲律賓人對家人的思念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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