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越南新二代，我叫林宗洧。媽媽來自越南胡志明市，我從高中以來就不斷關注新住民／新二代議題，並且透過「希望入學」管道進入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就讀。
在以上短短的自我介紹裡，我提到母親的故鄉是越南，我也稱自己是「新二代」這個群體的其中一員。因為我在高中時擔任了校內的學生會長，更有機會與資源可以推動自己在意的議題，並且找到方法完成自己的目標。「希望入學」是台灣大學開放給經濟弱勢、特殊境遇及新二代學生使用的入學管道，也可以稱作是特殊選才的一種。
回想高中時剛公布我進入台大的那一刻，我在歷史課上舉手跟老師說「我考上台大了！」接著就是一連串的記者採訪、跟師長吃飯，以及成為新聞上的新二代模樣。那時候，記者詢問了我的家庭背景，當然，還有生命經驗與選擇社會系的關係。周遭的師長在採訪時並不把我當作「成功的新二代」，然而，報導標題還是寫著「要向世界證明 彰中新住民之子 林宗洧錄取台大社會學系！」
證明什麼呢？為什麼在採訪期間，我要一直強調自己在證明呢？
我們必須先弱勢，然後才能閃耀
自從我高中畢業至今過了三年，但每到升學放榜之際，仍然會看到許多新二代新聞著重類似的描述：
「她是新住民孩子，國小三年級回台灣，一方面要克服語言障礙跟上課業，一方面還要幫忙身體虛弱的母親做生意……」
「他家中經濟普通，他平時要協助家中的薑母鴨生意，並把握剩餘時間讀書，努力自學苦讀，順利成為一位從小立志嚮往的工程師……同時，他來自新住民家庭。」
「上個月又獲頒全縣模範生殊榮，23日她獲得總統教育獎殊榮，新住民之子的她，靠著打拳『擊破』國中、小時遭霸凌的逆境，活出自己的人生。」
在確定進入好大學的那刻，我和這些被報導者們瞬間成為了「翻轉逆境」的新二代。新二代被視為是家境困苦、學習弱勢，必須克服逆境才能前往下個階段的同質群體。但是，他們也期待這群新二代能夠透過他們設計的升學機制，突破既有的限制。這樣的文化期待，讓「新二代」步入了兩難的局面：我們必須先弱勢，才能閃耀。
你要證明自己到什麼時候？
另一種報導類型所呈現出的新住民／新二代形象，更凸顯我們彷彿是「瞬間」成為了他人預設的想像：
「……活動現場邀請來自各國的新住民及新二代攤商、表演團體以及主持人，期待透過各感官體驗打造充滿異國風情的文化盛宴……」
這些新住民／新二代，就像是台灣島上永遠的異鄉人。如果這些群體的自身文化始終是異國的風情，那麼台灣「擁抱多元文化」的行動，其實正是在進行族群的劃界：哪些人是「新」台灣人，而我們希望這些「新」人可以和我們分享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族群特徵被視為是固定的，他們可以代言自己的國家，因為他們是族群裡的一部分，而被預設具有這個族群的本質。新住民被期待表演可能自身在母國也沒有刻意學習的傳統舞蹈，新二代也被社會期待會說媽媽的母語。
面對諸多的期待和預設想像，我們彷彿要不斷證明自己希望成為的樣子。
2018年我去清大面試時，有位教授的提問讓我印象深刻：「你覺得要證明自己到什麼時候呢？」面試當下我愣住了，因為從來沒想過。後來，我到燦爛時光書店演講時，我曾經給了移人記者一個答案：
「作為一位新住民二代，我們要達到的義務是必須先認同自己，然後覺得自己是好的、可以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當時我的言下之意，正是在說：知道自己是特殊的，認同這件事，並且認為這是一件好事，然後成為更好的人。然而，另一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中，現在也該由我來回答：為何新二代要證明自己的特殊性呢？
為何被期待成為「成功者」？
2019年11月，我到清邁的Warm Heart Foundation進行兩個月的蹲點見習。這群小孩的年紀大約是國小到高中，他們說著泰文，奔跑在組織校園的模樣，讓我始終無法忘記。他們大多是來自偏遠山區，或者是失能家庭的孩子，來到Warm Heart，他們能夠有機會得到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支持。
然而，我感到有趣的是，為何在那個當下，我並沒有「他鄉遇故知」的感受？在台灣，媽媽若是遇到同鄉，或者我遇到同樣背景的同學，都會產生一種親切感，感覺自己的個人議題應該也能被其了解。那麼，在泰國的那個時刻，為什麼我並沒有感到貼近，反而是遠離、陌生與未知？
這群我在清邁遇到的孩子，和市中心的孩子們極為不同，當然也和曼谷的孩子們具有極大的差異。我們在面對不同的群體時，自身的社會位置，以及我們希望在互動中達到什麼目標，都會影響到這些群體的行為，以及對我們的認知。而使這一切能夠發生的，便是情境的力量。
從這個例子裡，我想要說明的是，在東南亞的不同國家，甚至一個國家內的不同城市，人群及個人都是具有異質性的；第二，在不同的情境之中，我們如何看待這群人（台灣人如何看待「新二代」）將會影響到他們在互動中扮演的角色，被預設擁有的特質，以及一連串與社會期待有關的規範。
因此，當台灣的新二代被看作是「應當被幫助」的一群人時，那個情境下，我們便可能忽略了許多既有的權力關係，例如：為什麼說「好」中文，被看作如此重要的事？為什麼了解東南亞母國的文化被視為理所當然？
因此，何時選擇、為何選擇使用「新二代」這個身份，對於新二代們的自我認同就極為重要。然而，有些新二代刻意不使用這些資源，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新二代相關政策與扶助弱勢深深連結，他們認為自己「不夠」需要，永遠都有比自己更需要的人。
今日，社會提供了非常多資源挹注到「新二代」身上，期待他們要與母國連結（尤其是新南向政策下），並且希望他們能夠「成功」，跳脫原有的負面環境。這些「資源提供」的背後，帶有一套期待與想像。這樣的想像讓某個「假定」的群體可以因此留存在社會中，並且不斷鞏固群體存在的正當性。
然而，當我們回望新住民家庭大量出現的發展脈絡，我們就能發現事情並不只和「族群」有關，而是在特定的「階級」脈絡下大量出現。因此，若是「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或者現有政策僅僅強調翻轉「文化上」的污名，卻沒有從根本去改善整體社經結構，那麼，成功的範本永遠都是少數，而新二代永遠都是一小群人自稱的詞彙。
這樣的區隔，其實可能反而拉遠台灣社會和新二代的距離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何新二代要證明自己的特殊性呢？
在我看來，不經意地習慣「證明」自己的新二代，大多都是在成長過程的早期就知道自己的特殊性，並且在特定互動情境中，試圖透過這樣的身份獲得更多資源的新二代。
困在認同危機中的新二代，或許要回答的並不是社會為他們展開的問題（問題大多會是：你覺得自己哪裡特殊？你從這個特殊中得到了什麼？）。我認為，新二代僅僅需要像其他台灣小孩一樣，回到自己的家裡、和家人聊聊天、知道父母來自哪裡、做什麼工作，透過這樣，歸納出哪些是實踐自己理想的限制與條件，並且試圖突破。
當現有的政策不斷的在鼓勵特定的一群人，這群人可能對於母國文化特別有嚮往，也可能很小就已經學會母國語言，可能對新住民／新二代議題倡議有興趣，也可能想成為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交流橋樑。然而，卻忽略了大部分新二代是如此平凡，可能只是勞工階級家庭裡成長的少年，也可能不認為自己是「新二代」而是台灣人的一員。
這一連串朝向「新二代」的政策，會不會也正在擴大新二代與社會的距離，而非拉近呢？我想，該是時候我們重新想像「新二代」，不再要他們證明自己特殊，而是知道自己就正在台灣生活，在生活的過程裡，他們也正在成為台灣的一份子，不新也不舊。
（作者就讀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長期投入兒童權利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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