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移民工

新移民還是新二代?站在母校講台,我終於找回當年藏起來的那個自己

新住民是誰?新二代又該是什麼的樣貌?不少人在求學過程中對於身份認同曾有過困惑與迷茫、矛盾與衝突,最怕別人問起「你到底是哪一國人?」 新住民是誰?新二代又該是什麼的樣貌?不少人在求學過程中對於身份認同曾有過困惑與迷茫、矛盾與衝突,最怕別人問起「你到底是哪一國人?」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新住民是誰?新二代又該是什麼的樣貌?出生於緬甸,10歲隨著家人遷移來到台灣的我,是新住民還是新二代?

緬甸出生、祖籍雲南、台灣成長,每當別人問起「你是哪一國人?」我總是不知道回答哪一個才是標準答案?

每當大家在談論「新住民」或「新二代」時,我總是覺得我們之間有許多的共同點但卻又有著差異之處。新住民想念家鄉的情懷、對自身文化的直接感受不是透過轉述、深植味蕾的家鄉料理,都是我與新住民之間的共同點;而在求學過程中對於身份認同曾有過困惑與迷茫、矛盾與衝突,最怕別人問起「你到底是哪一國人?」則是我與新二代的共同點。而我和「新住民」和「新二代」的差異之處則在於,我既不是跨國工作、婚姻來台,也不是台灣出生,似乎「跨國銜轉生」這個對於在新住民母國成長數年再返台就學的新二代的標籤識別,在我的成長經驗當中,更為貼近我的遷移經歷。

從家鄉被「移植」到台灣,我的格格不入

「你叫楊万利?為什麼你連寫自己的名字都懶到要用簡寫?」初來台時進入台灣小學就讀四年級,老師對我提問,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寫「楊万利」會等於懶惰?在緬甸的學校,老師就是這樣教我寫自己的名字。

「ㄟ ,你是緬甸人喔?你們是游泳來台灣的嗎?」
「不是,我是坐飛機來的。」
「那你們為什麼來台灣?」
「因為我的大姊在台灣。」

同學們對我的各種好奇,我也答不出來。只記得小時候有記憶以來,家中偶爾會收到大姊從台灣寄到緬甸的信,照片裡的她有一頭時髦的短髮,搭配帥氣的西裝制服。大姊在我一歲時被父母送到台灣唸書,家中排行較小的我們,對於大姊的認識只有在照片、信件裡,常隨口說「長大後我要去台灣找大姊!」但是大姊到底為什麼會在台灣?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

每當有人問起我的父母,「你們為什麼會來台灣?」我會努力伸長脖子、豎起耳朵,想聽看看爸媽怎麼回答,除了想知道我們家到底為什麼要來台灣?也想要記下答案,好回答我的同學和老師。「我們來台灣是因為緬甸政局動盪不安。」爸媽總是這樣回答,但我始終不了解「政局動盪不安」到底是什麼意思?又是一個我不知道答案的問題。

不讓人家知道我是緬甸來的,是不是就會好一點?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總是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和別人不一樣?」來台灣之前,我的數學剛學到九九乘法表,最後兩列8、9的部分還沒有背完,而台灣四年級的學生已經要會用這些基礎解應用題。除此之外,緬甸與台灣不同的生活經驗,也讓我很難理解題目中的敘述。「有一個游泳池,長、寬、水深若干,一分鐘注水若干,請問若要注滿此游泳池,需要多久的時間?」類似這樣的問題對我來說根本無法理解,因為在我的生活經驗中,游泳是在河邊,游泳池是什麼?又要怎麼把水注滿?光是要理解這個,對當時的我來說就很困難。

我的便當盒和同學的不一樣,便當裡的食物也和同學不一樣,常常引來其他人的異樣眼光。當時我看不懂時鐘,不知道幾點該做什麼事、不了解聯絡簿的功能,作業總是沒有完成,經常在班上因為沒有按時完成該做的事情,而遭到老師責罰。同學們可以輕易完成的事情,對我來說都是犯錯般的存在。

父母曾向學校反映我的學習狀況,問能否安排降轉從三年級開始就讀?學校的回應卻是:「小孩的適應能力很好,再給他一學期的時間試試看。」爸爸再告訴班導我的功課跟不上,班導的反應是:在全班面前強迫其他同學輔導我的課業,揚言若是我再學不會,就唯同學是問。

四年級的我,也曾經想要努力融入學校團體生活,只希望能和其他同學們「一樣」,我積極參與班上的各種活動或是擔任小幫手,但總是因為不了解台灣的小學生活變成幫倒忙,隨著越做越錯的次數發生,漸漸地我不再積極參與班上的活動。當時的老師常常對我說:「楊萬利,你真的很差勁!」而我甚至連「差勁」是什麼意思都不了解。放學回家,我問爸爸差勁是什麼意思?爸爸說,你們已經學會查字典了,你可以試試看查字典。在字典中我了解了「差勁」的意思,「原來我是一個糟糕的人」。

於是我開始將自己在團體生活中邊緣化,減少在班上與同學或老師的互動。10歲的我當時想著:只要我不跟別人說我是從緬甸來的,是不是就會好一點?

升上五年級後,藉著重新編班的機會,我終於卸下轉學生的身份,只要做到不要說溜嘴「我是從緬甸來台灣」,我就能和大家一樣。漸漸地我跟上同學的腳步了,對於隱藏自身文化的技巧也慢慢地駕輕就熟,再將各種不理解的問題吞回肚子裡,於是我符合了學校的期待,「小孩已經適應了」。

藍領階級父母帶給我的家庭教育

小學四年級時面臨的各種適應課題,學校無法及時發揮輔導的功能,反而是我的家庭帶給我最大的支持。每天面臨功課不會寫、在學校常被處罰、同學們的異樣眼光,10歲的我經常用眼淚來表達我說不出原因的焦慮,但是媽媽從來沒有對我顯露過一絲一毫的不耐煩,爸爸每天從工地下班後陪著我寫功課。

有一天,我對媽媽說:媽媽,我長大以後想要當老師。媽媽問我為什麼?我說:「因為我想要去教我們老師的小孩,他怎麼對我,我就要怎麼對他的小孩。」

全家人聽到之後哭笑不得,媽媽卻對我說:「你不喜歡現在的老師這樣對你,對嗎?那麼以後你就不可以當這樣的老師,用同樣的方法去對待別的小孩。」

我的父母皆是藍領階級,他們從想盡辦法帶著孩子們離開緬甸,再勤勤懇懇地在台灣落地生根長出一個新的家,只為了能讓全家人能安穩地過生活,孩子們能受完整的教育。縱使我的家庭經濟並不富裕,但父母帶給我的支持與力量,家庭教育帶給我正向的品格發展,遠遠超過學校。每當我聽到別人說:「外配的家庭素質很差」、「外配的小孩素質很差」,總感到委屈與不捨。

撫平過往的委屈與焦慮

隨著年齡增長,我努力地成為所謂的台灣在地人之後,也逐漸地遺忘了真實的自己,首先喪失的是說緬甸語的能力,接著是在緬甸的童年生活,慢慢地我對緬甸的印象越來越模糊,過去在緬甸生活的記憶對我來說像是虛幻般的存在。雖然我逐漸遺忘這一切,但是小學四年級的經歷卻怎麼也忘不了,老師對我說過的話、同學們的眼神,甚至是老師身上的香水味,都不斷繚繞在我的腦海當中揮之不去,然後那說不出口的焦慮與委屈就這樣深藏在我的心中,成為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個課題。

每當我想起小學四年的那段經歷,即使已經過了許多年,仍是淚流滿面。朋友問,「你需要當年老師的道歉或是找他和解嗎?」不,我很確定我的眼淚並不是在控訴當年的老師,也並不是想要得到老師的道歉,那是一種「委屈」,沒有被理解的委屈。

3年前,因為執行「鳴個喇叭!緬甸街」計畫,開始爬梳自己家族遷移的原因,甚至返回闊別24年的緬甸出生地,回到家鄉探尋過去我們全家曾經在那裡生活過的痕跡。那一趟尋根之旅,我回到小時候生長的外婆家、見到了兒時玩伴、童年生活的點滴逐漸喚起了許多我的深層記憶,不論是緬甸、雲南、還是台灣,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遺忘其中一部分,我便不再完整。

當尋回文化自信後返回台灣,我開始以真實的自己推廣中和緬甸街的文史,透過多元有趣的方式,讓台灣群眾有機會理解和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緬甸移民,同時也串連起鄰近的學校,再度走進校園,透過自身經驗出發,將遷移故事、緬甸文化分享出去,讓老師們能有機會認識就座落在學校旁的緬甸街。

雖然當我再度回到母校分享時,台下聆聽的老師們早已不是當年的老師,但那一天我穿著緬甸傳統服飾,站在當年焦慮到隱藏自己的場域,重新以一個真實的自己站在全校老師面前訴說緬甸街與自己的故事,述說著我們為什麼要來台灣?究竟我們是誰?那一場分享結束後,我清楚地感覺到當年經常站在全班面前被處罰而不知所措的小女孩得到理解了。雖然還是再一次淚流滿面且哭到久久不能自己,但這次的感受非常深刻,回過神時,突然覺得彷彿身體裡面有某種黑色的氣體從我的體內竄出並且昇華,那瞬間湧上心頭的輕鬆感,讓我深深覺得「我被超渡了」!

無論是幾歲、為何來台,我想每一位移民工的心中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淚河,也正因為過去的生命經驗,造就了我們現在的樣子,而這條淚河,只有自己成為了移動人口才能夠深深理解其中的滋味。

現在許多新住民姐妹、新二代朋友們積極投入多元文化推廣、相關議題倡議,為自己的話語權盡一份力量,這是一條辛苦的道路,因為比起隱藏自我,站在第一線的姐妹們更容易看見各種不友善。而過去那些不平等、不友善的經歷,現在已經轉化成養份,成為支撐大家持續走下去動力,朝著更友善的台灣社會邁進。

(作者出生於緬甸當陽,現為「鳴個喇叭!緬甸街」共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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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曉鵑
湖南苗栗混血。投入新移民議題20餘年後被新移民姊妹笑稱「第一代的新二代」。曾任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現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劉千萍
講台語有鹿港腔,講越語還沒有胡志明市腔,自高中參與公共議題的台越新二代。曾任108課綱課審大會委員,新二代復仇者聯盟聚會發起人之一。
鄒佳晶
台菲新二代,曾經主持廣播節目也和媽媽一起經營菲律賓餐廳,希望讓大家從不同視角看待多元文化。現職努力寫論文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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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曉鵑
湖南苗栗混血。投入新移民議題20餘年後被新移民姊妹笑稱「第一代的新二代」。曾任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現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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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台語有鹿港腔,講越語還沒有胡志明市腔,自高中參與公共議題的台越新二代。曾任108課綱課審大會委員,新二代復仇者聯盟聚會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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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菲新二代,曾經主持廣播節目也和媽媽一起經營菲律賓餐廳,希望讓大家從不同視角看待多元文化。現職努力寫論文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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